一个地区的发展和它的文化，历史都很有关系。温州能有今天的样子，决不仅仅是勤奋

温州的发展和它自身的历史文化之类的都有关，不一样的文化孕育不同的人，所以人和人之间不一样拉，呵呵

浙江的模式和江苏模式不同，而温州模式又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模式。

不论他怎么样，在短期内积累如此多的财富在全国都不多见。

转贴   "温州模式"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温州由于地处东南一隅，从而较少受到封建皇权以及正统传统文化或者说主流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极少经历战争的破坏。这也许正是温州较之中国其他地方较多拥有商业精神和商业文化积淀的主要历史原因。唐宋以来，温州成为东南沿海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注重事功、讲求实利的区域性文化及其学派。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温州历史上称为永嘉，故永嘉学派即温州学派。鼓吹"通商惠工"、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抑末厚本"、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19世纪末，号称"东瓯三先生"的（ 温州地处瓯江下游，故称东瓯）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人，更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大声疾呼。陈虬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宋恕则主张"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

    如果说历史上的温州由于"天高皇帝远"而极少受到重农轻商正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建国以来的温州则由于地处海防前线，从而较少受到从备战需要出发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文化的影响。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在温州的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59亿元，远远低于同期国家对浙江省人均投资的水平，是全国人均投资最少的城市之一。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7%，远低于当时全国78%左右的比重。再加上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的城市又相对较远，从而使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的有效辐射。1978年，温州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也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远低于其他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水平。而另一方面，温州农村的耕地资源又严重不足。1978年，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53亩(不足0.04公顷)，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耕地也只有1.90亩(不足0.13公顷)，都只及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3左右。因此，自1950年以来，温州农村历来存在着自发的民营化、市场化的倾向，尽管计划经济在发展战略及其政策措施上严格控制和严厉打击农村的非农产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禁止包产到户，但温州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工商业和劳务输出，以及包产到户等现象仍然屡禁不绝。

    这些"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作为文化积淀，又集中体现在温州人独特的个性特征上。"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汪丁丁认为，那些在规则的"边际"保持着灵活性的个体，当社会允许这些个体参与充分竞争时，这些个体作为整体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回家的路》，第293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与其说是温州区域的模式，不如说是温州人的模式。

    温州人的个性首先表现为多数温州人身份等级观念的淡薄。温州人本来就比较重视商业和功利，在计划经济将人们划分为国家干部、所谓"全民所有制"职工和农民等不同身份并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身份制度成为终身制甚至世袭制的情况下，大多数温州人处在国家干部和"全民所有制"职工之外并且无望进入这类身份，从而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少有身份等级观念的障碍，选择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也是温州人较早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从而拥有先发优势的主要原因。其次，温州人独立性、自主意识强而较少依赖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用，既没有享受到国家对干部和"全民所有制"职工提供的保障和补贴，又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不依赖政府的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所谓"温州下岗静悄悄"，也是因为温州的下岗职工不找市长找市场。即使面临1994年17号台风那样损失上百亿元的自然灾害，温州人照样表现得顽强、洒脱，没有人到政府机关门口要求救济。

性格决定命运

制度决定命运，性格促成了命运！

浙江大学出版了一本温州模式的研究文集，温州模式不象我们现在讲的那样轻松，当年那可是要被砍脑袋的。但是，今天的小港村作为曾经点亮中国改革改革之路的星星之火，远不是最富庶的地方。为什么呢？反正我是不明白。

像温州这种地方,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不走今天所谓的"温州道路",靠什么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