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张三李四在CENET的发言：

“我个人认为在短期恐怕不会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古代商业不发达有其重要的地理原因:中国大陆平原地区只占不到10%,绝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南北间的交通极为不便.东西间虽可依赖长江黄河的内陆水运,但由于中国大江大河流向与等温线,等降水线几乎完全平行.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和整个黄河流域的物产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食盐交易,产矿区与非产矿区之间的金属交易,没有什么大宗的物品足以逾越巨大的运输成本供人们交换.

而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将盐铁收作国家专营,以后又被历代皇朝沿作惯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明朝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元代的两项措施------广修驿道驿站和全程贯通京杭大运河.使得南北间的贸易成为可能.

但运输成本的下降又是有限的,陆路运输时间长,道路不安全,时有"盗贼"起伏.运河航运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无阻采取了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一般只有那些重量轻,运输成本低,价值高,不容易变质的物品才有可能被商人所青睐,例如丝绸,瓷器,茶叶和干果等

事实上,中国封建皇朝除了在舆论上贬低商人和科举取士对商人有些限制外,在税收上商人的负担并不重.除了店铺有少量的定额税,贸易行有一定的职业许可制度(牙贴式),跨区域的大宗贩运几乎没有什么税负.如果你是地方上公认的富户,也许会面临许多额外的摊派,但这是一种"总额税",对边际的效率影响并不大.

中国在明代还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商业还不够发达,从而使得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的财政,税收,金融,及产权司法制度的完善.而商业不够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找到一种南北间更便利更快捷更便宜的运输方式.

”

转贴扶风豪士的跟贴

“张兄回答甚为全面。 钱穆说，汉朝开始的盐铁政府专营，已经注定了中国不会萌发资本主义。 但我认为，定论下到汉朝还为时过早，因为历史虽然有其路径依赖之面，毕竟也有偶然的180度惊人转折的因素，否则命定论岂不太乏味？例如同时期日本，各种国策都是模仿中国，及至近代，又转换模仿西方，也有今日资本主义二号强国之境界。就算中世纪黑漫漫之西欧，谁又能料到日后如此之强盛？ 黄仁宇则基本持钱穆观点，云中国之所以不会萌发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一为飞禽，一为走兽，”要飞禽立马成为走兽，当然需要假以时日了，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至今仍未立足。 我想张兄提到的交通障碍和地方富足是很重要的技术原因。古代中国全是内陆，海边基本上是荒芜之地，繁华的大都市都在内地。而且地方富足，不需要大宗的跨地区商业。而且中央集权，政府配给部分的代替了民间商业。这和地中海为中心的海上贸易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黄仁宇用三言中小说对明朝中后期中国商人精神文化的研究，说明了到此时为止，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

“这一段张兄有根据吗？那为什么商人负担不重还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呢？ 有人研究中国商业的交易成本极低，因此商业较同时期欧洲诸国为发达，因此反而限制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这一观点是否对你有用。详见盛洪《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上册题为《晚期中华帝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7 12:20:50编辑过]

张三李四跟贴：

“谢谢扶风兄的评论.解释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变可以引进很多变量:民族,文化,宗教,历史,技术水平,周边国家,甚至包括扶风兄在另一个贴子中指出的人的素质.但也正如扶风兄指出的,这些因素本质上都是内生变量.真正的外生变量只有一个,那就是地理环境(及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气候变化).所以我倾向于用地理环境解释制度.

我也不喜欢类似于"路径依赖"这种外延过于含混不清的概念.由于制度的更换成本很大,她会(在存在制度演变潜在收益的前提下)保持相当时间的稳定,但我不相信上一期的制度会是当期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制度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根据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其他诸多的变量)所作的最优选择.

举例来说:蒙古,女真入主中原被很快汉化,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契丹统治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南北分制."南面官员"也迅速汉化.就是制度安排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典型案例,这些民族的制度演化不再依赖原先的"路径".

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民族不过是些"化外蛮夷",见了泱泱中华的上国文化,岂有不"慕而化之"之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金灭辽之后,契丹皇室耶律大石率领大批追随者越过大漠,万里转进至现在新疆之西的托克木河流域,重建辽皇朝,中国历史称"西辽",西方人称"喀喇契丹",这是一个在中亚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政权,存在了近两百年.官修史书的评价是:向西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数十年之后就了无痕迹了.统治迅速部落化,部落首领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君主.统治者被称为"素丹",城市不复存在.是被当地人同化了吗?西迁的契丹人和汉人均超过百万,而他们治下的当地游牧民族不过数十万,移民在人数和文明程度上都不占劣势.最高统治者耶律大石甚至是天佑朝的探花,天禧朝的翰林苑大学士,文章诗赋都堪上乘,是一个被彻底汉化了的契丹贵族.同是这些人,同是这种文化,为什么制度不再"路径依赖"了呢?

答案只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制度安排不适用于游牧地区.”

“回到贴子主题,我不认为地方的富裕和城市的分布会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即使地方再富裕,只要地区间交易潜在的收益大于潜在的成本,交易还是会照常进行.城市的分布更是交易的结果而非原因.

中国城市的崛起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依长江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而建,汉代十三州刺史部治所及首都洛阳基本都符合这种情况,第二阶段是在大运河两岸,如杭州,扬州,清江浦(今淮阴),德州,通州等都极一时之盛,但往往也随着运河的衰落而衰落,第三阶段是沿海和沿铁路.这一历史过程从侧面说明了城市分布是交易的结果,取决于交易所依赖的主要运输方式.

在明清两代,北方政治中心的物资供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南方,首先是江浙财赋之区,其次是荆楚地区.由于运河水运更为便捷,大宗物资主要从两江调运.

这里便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主要采用"漕运"的方式收取实物税,而现金支付反而很少呢?如此大规模的物流如果由民间来承担,那么金融业,保险业,股份公司便会应运而生,只要假以时日,我们所期盼的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也会产生.

答案可以从明代笔记小说上找到: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宣扬"时运"的小说中看到商人们血本无归的例子.那时候南北间运输的最大宗物资是粮食.而粮食的运输成本和路途损耗占总价值比例很大.市场价格也极不稳定,信息又不畅通,从北京到杭州来回最起码也得两个月以上.如此巨大的风险是一般商人不愿意也无力承担的.政府也不愿意看到京师的粮食价格会经常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选择便是把粮食运输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来提供.

这种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的物流又在客观上要求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事实上,清代需要对漕运负责的官员光一二品大员就有户部尚书,转运司,仓场侍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江浙鲁直四省巡抚,达十余名之多.相关机构更是数不胜数.

在信息传播主要依靠人员往返和书信传递的时期,运输成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信息成本.所以我认为于欧洲相比,尽管中国的商税很低(低到对政府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理这一事务,收取关税和厘税要到鸦片战争之后.)但中国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综上,在驿道运输和运河运输时期,中国还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政府的管理应当说与当时的特定条件还是适应的.

到太平天国前后,由于铁路和海运的兴起,漕运渐废,而民族工商业也随之出现某些现代意义的变化”

"我在<<明史.食货志>>找到一些资料:明代商税每年大致在十几万两到几十万两之间,者一数字相对于通常的总的财政收入(大约1400万两左右)是很小的.当然,没有包括盐榷,茶榷,酒榷等国家专营物资的税收.这些专营品的税负大约在"每十税一"至"三十税一"之间,好像也不是很重.而且,偷税的私盐私茶私酒很普遍. "

扶风豪士跟贴

“中国自唐以后的政治体制特征在于，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的紧密结合堪称世界之最。一旦一个集团掌握了国家权力，它必然要限制其他竞争性团体的权力，其结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如钱穆所说“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更激进的如外国汉学家所说“中国有国家而无社会”。在这个地方无力量的社会中，现代意义上信用支持的商业必定要由政府出面亲自组织或者派出代理人参与。商业天生就与政府脱离不了瓜葛，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名家无不是与政府委蛇的能手。这与资本主义诞生之地威尼斯判若霄壤，如西人所述，当时的威尼斯与其说是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还不如说是一个超级股份公司，其政府的力量来自于各路商人的向上辐辏而成，因此这个政府必定是经济意义上的最小政府，而且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型政府。 张三兄所言中国商人赋税极轻，证据确凿，我想从这里恰好可以解释。中国的大宗商业一般总是与政府合作才能施展开来，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历代统治者名义上贱商，其实却重商，所谓官商合作，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盐业在大多时间是由官府主办而民间经营，几近于现代的国家垄断，而政府对于自己的企业，当然名义上赋税不会太高，但是这对民间商人来说，因为自身的上述的先天脆弱，不但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才能支撑起来，还要受各级政府的百般勒索和干预，这实际上的赋税及其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不知几何了。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充其量只是政府权力的代理人，丝毫无力量与威尼斯同行（counterpart）一样向上推进组织一个有利自身的政府，西方的资本主义要在中国萌芽，的确如黄仁宇所说，飞禽与走兽不可同日而语。”

“资本主义如何定义也是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资本主义更趋向于指此前500年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而不是现在所谓的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个资本主义，不仅包括自由世界的轴心欧美各国，还包括资本主义的新贵日本和东亚诸国，甚至包括非洲拉美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资本主义是鱼龙混杂的，其共同特征很难概括。而我先指出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自有其独特的开拓与创新的精神与状态，非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比拟，例如当时沉睡的中国。”

“张三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之了解的确让人佩服，许多观点与史实都非常的有意思和意义，值得我仔细学习和揣摩，在这里不敢妄发评论.上面仅就几点粗浅想法和张兄交流。用地理环境解释制度形成的确是目前比较终极的说法，我也经常倾向于用地理环境解释现实，但我想仅仅只是地理环境还不足以解释现实中制度如此繁复多样。而且英国之地理环境与美国相差万里，而英国制度竟然可以移植到美国，由此可见人文的因素也起了较大作用。中国先民区分华夷主要不是从人种，而是从制度也即他们说的“礼”，所谓“夷狄而中国者中国之”，即如果该国之礼符合华夏之礼，就是同我族类。当时的秦楚两国开始都不属于真正的华夏，结果因为仰慕中国之礼而被“中国之”了。”

张三李四总结

“斑竹和扶风兄的谬赞实在令我汗颜,我也谢谢两位对我的指正.

仅用一个因素来解释制度确实有失偏颇,扶风兄做了很多的补充,都很有道理.制度的演变原因往往是复杂的,因而才变得更有趣味”

感谢warsky兄转贴的张三兄的意见及扶风兄的讨论，令小弟收益颇多，也深自汗颜。终于明白所谓学无止境，勤以通达。也感激斑竹的鼓励和warsky兄的眷顾。

当时跟同学的讨论只是限于一种直觉，可以说只是逻辑的推理。能得到张三兄丰富材料的验证，实是莫大之喜。

作为大一新生，尚未得窥经济学堂奥，所以更多的心思只放在了打理论基础上，更为重视逻辑的推理，而不是事实的验证。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实践检验真理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得不到真理，我们也就失去了再次检验以获得真理的机会。所以在很多检验不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重视逻辑上的检验。正因为如此，我自己也没去找多少有关的资料，可惜的是当时没能搜索一下，如果有幸得见张三兄的文章，我也不必再发这个帖子了。

另外关于张三兄文中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讨论一下：

张兄提到：“蒙古、女真入主中原被很快汉化，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契丹统治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南北分制。“南面官员”也迅速汉化。”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金灭辽之后，契丹皇室耶律大石率领大批追随者越过大漠，万里转进至现在新疆之西的托克木河流域，重建辽皇朝，中国历史称“西辽”，西方人称“喀喇契丹”。这是一个在中亚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政权，存在了近两百年。官修史书的评价是：向西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兄为此提出的解释是：.就是制度安排受制于地理环境。

我也深受诺思的影响，极其重视地理环境对制度的影响，甚至有老师说我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我们说制度安排仅仅是为了适应地理环境是很难说的过去的，至少地理环境不是其直接因素。直接因素应当（又是应当！还是一种推理，说错莫怪。）是当地的非正式制度。为了巩固其统治，当权者不得不顾及非正式制度所决定的人们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承受能力。而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也是不容忽视的，此时难以改变的不是当权者的旧制度传统，而是当地的。张兄的理解似乎稍嫌偏颇。当然，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根源还是地理环境。

虽然在诺思的提示下我们注意到了非正式制度，但是对于它的作用、作用方式以及于正式制度的交相作用仍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在《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透视》里我读到一篇有关于此的文章，但是受益不大。文中说正式制度难以改变，而非正式制度则相对较为容易。不知道是怎么得出的结论。我正在准备一篇有关于此的文章，有机会传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张三李四兄在这里是错误的，虽然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出现了大规模的汉化现象，但是因为少数民族在人口比例上是少数，出于统治的需要，在制度上是有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民族偏向的。也就是说。诺思的国家理论中的统治者非中性是相当严重的

Without the imperial expansion, I argue that Chinese may or may not proceed to the capitalism system. Those who proposing a deterministic and 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curve for hum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ofunctional institutionalism idea could be wrong. However, those arguments are usually tautological, which means we can't really falsify them emprically.

理论无所谓对错的，呵呵，关键在于解释力和实证的检验。

象少数民族入主汉族地区的案例，地理决定论能解释，诺思的国家理论也能解释。

而西辽的那个例子，地理决定论能解释，诺斯的理论怕是解释不了了。

另回复楼主兄，我从来没有说过地理环境一定是“直接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创新，这方面多有零散的文献，少见系统的专著。个人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呵呵，那也得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解释啊。不要说人是能够绝对公正的，每个人都经常在说自己的立场公正和公平，但是，表面的公正和公平之下其实有着赤裸裸的偏向。

在你上面的分析中你把目前中国地域内的民族都看成中国人。我的观点是，在古代，只有汉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其他民族入主只能算民族入侵

呵呵，我没有民族偏见，只是就事论事。

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呵呵

我有几个小问题请楼上几位仁兄解答：

1、张三李四说“中国在明代还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商业还不够发达,从而使得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的财政,税收,金融,及产权司法制度的完善.而商业不够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找到一种南北间更便利更快捷更便宜的运输方式.”

我想问的是“运输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制度不健全”为什么不是“制度压抑商业——商业不发达”，至于运输发达与否，在古代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大同小易的，因为在古代靠的都是人力和畜力

2、张三李四说“举例来说:蒙古,女真入主中原被很快汉化,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契丹统治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南北分制."南面官员"也迅速汉化.就是制度安排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典型案例,这些民族的制度演化不再依赖原先的"路径".”

我想问的是蒙古的四等民族的等级、满清的八旗这些难道不是“路径依赖”的现象么，如果真照张三李四兄你说的“蒙古,女真入主中原被很快汉化”也就是说溶入了中华民族，那么还保留或创建这些特权保护干什么，应该一视同仁嘛。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首先强调一点：制度是内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该是实体经济因素决定制度，而不是相反。

具体来说，运输费用的巨大导致市场的有限性和分工的有限性---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有明显的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现代意义下的商业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制度抑制商业，我们几乎找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这个我在前贴中已经作了说明。

欧洲情况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西欧是大片的平原，又有地中海这样天然的水道，运输成本比中国低得多，气候多样性十分明显，可供交易的物品远较中国为多，天然就是商人的乐园。

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路径依赖和保留特权有什么关系？

TO：张三李四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首先强调一点：制度是内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该是实体经济因素决定制度，而不是相反。”

对于制度有个基本共识“制度安排是嵌在制度环境中的”，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决定了商人地位的低下，使得商人在事业成功之后是大量的买田置地或者衣服朝中权贵成为“红顶商人”，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激励商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商业不发达

“运输费用的巨大导致市场的有限性和分工的有限性---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有明显的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现代意义下的商业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你单从整体来看中国的交通，不要忘了中国地大，大范围的分工和交换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从小氛围来分析呢？为什么不能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来单独看，或者干脆再细看到每个平原或每个行省。整个欧洲有多大？整个欧洲又有多少国家，每个国家里面又有多少封建割据。可见如果参照欧洲国家的大小来对比中国细分后的研究地域，中国会产生非常多的交通相当好的地域的。因此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制度抑制商业，我们几乎找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这个我在前贴中已经作了说明。”

“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名词的来源体现的背景，满清的海禁……多了，数不胜数

“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路径依赖和保留特权有什么关系？”作为外族入侵的路径决定了他们必须保留特权才能维系统治，否则各地就要高喊“反清复明”或“驱除鞑虏”并揭竿而起

我是这样看的：

第一，“什么决定制度”远比“制度决定什么”重要的多。何况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自发产生”，这个问题是“什么决定制度”，如果我们回答“制度决定制度”，那等于是什么也没说的同义反复。

“制度安排是嵌在制度环境中的”，这话不错。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或者“非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制度环境，“士农工商”倒反而不是。

如果说中国的商业或者跨地区交易有很大的潜在的经济价值，我不相信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竟然可以阻碍商业本身的发展几千之久---------或者说，这样制度安排几千年竟然还没有被改变。潜在制度收益以及制度非均衡的出现会诱发政府或者民间的制度需求和创新冲动，这是制度经济学的精髓所在。

第二，除了某些特殊时期的经济统制之外，我没有看到过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特别的抑制商人的具体措施。中国的商税很低，低到以至于没有专门机构来管理的程度，扣除国家专营的“榷税”，可能还不到财政收入的2%。坐商的税是定额的，通过“牙贴”的管理来实现，行商一般不收税，曾经有一个阶段，比方说明朝中期和清朝鸦片战争后收过“厘金”，其实很低，1%。罢了，舆论马上就认为“此法病商”，强烈反对。而同一历史时期，英国和日本的商税竟然达到20%。

中国各王朝轻视商人是事实，但恰恰是因为商业的价值不高所以轻视商人，轻视到甚至不怎么向他们收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官僚阶层传统认为，商业不创造财富。这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贵族判若云泥，欧洲的传统观念认为，商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中国的某些（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历史时期，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充当官吏，是因为舆论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太小，这和西方某些历史时期以纳税额来决定选举和被选举权道理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商人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在纳税上，他们的贡献确实远小于农民，也远小于地主。

是实际价值决定意识形态价值，而不是相反。

满清的海禁是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事实上也不过持续（或者说有效实施）了数十年而已，而在海禁之前或者之后，中国对海外又有多少贸易？如果贸易的价值很大，有可能海禁吗？

第三，外族入主中原，比方说象女真，他们有没有维系他们原有的制度安排？（比方说猛安谋克），制度为什么不按照统治者原有“路径”而非要按照汉民族农耕地区的“路径”依赖？

PS:老大的马甲很有个性，偶很喜欢，希望人家也能喜欢。呵呵。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醒iyiqian-2兄（这个名字很难称呼，呵呵）注意：欧洲甚至整个泛地中海地区（北非，西亚，阿拉伯地区）在很早以前经济就是一体化的。

在中世纪欧洲，商人们甚至会跨越无数人为的贸易屏障----通常是缴纳几十道的关税----到遥远的地区去做生意。而在同时期的中国，除了一些官营的垄断行业，比方说食盐，又有什么东西在大宗的贩运？

市场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模式，局限于一村一地的交易和分工，就只能是小农经济。

张三李四兄和iyiqian-2兄的争论已经浮现出二者的立足点了

iyiqian-2兄和我有差不多的观点，也就是路径依赖限制了中国的商业，造成了中国无法独立进入资本主义

张三李四兄从没有潜在制度收益和制度非均衡来反论中国无法独立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因为路径依赖而是因为商业不发达与外在环境制约造成的

呵呵，我也喜欢iyiqian-2兄的马甲，呵呵，通过私人渠道了解到，这个马甲的喜剧效应确实起到作用了

to：warsky，let's go

TO：张三李四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商业

1、在封建的中国，小农经济才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属于从属地位。就商业来说也只是局限于麻、丝、陶器、茶、盐、铜铁以及一小部分农产品。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商业流通是很单调的。还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商业资本和利润除了在流通领域内存在外，还有什么占较大比重的流向。根据我了解到的历史，除了流通领域外还有两个大的流向：a、流向官场寻求勾结或捐官买爵 b、买田置地（商人地主）。在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以前是没有大规模流向制造业的（呵呵，手工业也算制造业吧）。个人觉得没有手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商业不算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

其次，我们来看看古代对农业的重视

2、中国历代政权都把农业做立国之本，认为商业对国家是没有贡献的。西周有“井田制”，春秋各国变法都把土地变法作为核心，秦有“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唐宋明清也有“田令”……，历史上任何农民起义都是以土地政策作为核心来号召国人的。从反面来看，一个整体被土地束缚的国家也是没有任何商业前途的

最后，来看看封建政权对商业的干预

3、上面说中国对商业的税金是很低的，但是我看到的确恰恰相反

以五代十国为例，当时各国对茶、盐等控制非常严厉，背后往往带有管家想要垄断这些商品，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特别是对茶的专卖，南唐控制最为彻底《资治通鉴》记载“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翻译过来就是南唐政府强迫百姓用粟帛来换茶盐，也就是说把茶盐贸易变成征税形式。茶来至官市“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复征其余分，然后给符听其所往，商人苦之”也就是说官市每年从出产的茶中，政府征收百分之八十，然后余下百分之二十在进行收税后发给证明，任由商人贩卖，因此商人叫苦不迭

ps：呵呵，知道我是穿了马甲也不要揭穿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4 0:45:0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