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Fred Hu)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去年12月，中美在北京举行了首轮战略经济对话，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也将在本月22日与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举行第二轮会谈。与去年那次对话之前的愉快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的气氛压抑了许多。此次对话究竟能取得多少进展，似乎值得怀疑，更不用说取得突破性成果了。

这对所有人而言都将是不幸的。一个缺乏耐性的、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会把这个对话“唱衰”为一个无意义的清谈俱乐部，并可能再次出台被搁置的提高关税措施，惩罚中国没有提高人民币汇率和没有削减对美贸易顺差。

保尔森提议设立的这一对话机制，放弃了美国惯用的威吓手段，而提倡用建设性的对话来应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保尔森还试图将焦点从单一问题转向广泛的基本政策改革，推动中国在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这是个令人鼓舞的倡议。问题是，中国领导层会接受它吗？

迄今为止，北京方面的确接受了它。胡锦涛主席已经领会到美方这一空前倡议的重大意义。不过，风险在于，如果布什(Bush)政府拿不出具体成果，那么，美国对于该对话的政治支持就可能很快消失。

在中国方面，它应在几个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首先，要实现更大的汇率弹性。虽然汇率问题并不是广泛吹嘘的那种“魔弹”(magic bullet)，但它在矫正全球失衡方面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鉴于美国国会一直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因此，中国方面将会发现，除掉这个引发口舌争端的问题，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中国还应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的独立性。这家银行目前受到国务院和多股官僚势力的控制，在制定利率或汇率政策方面没有什么权力。这就是中国在汇率改革方面一直进展缓慢的关键原因。

其次，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削减服务领域仍然很高的外资进入壁垒。尽管中国的进口关税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但它应考虑进一步降低，使平均水平降至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应完全取消对出口商实行的增值税退税政策，并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措施。

第三，中国应加速金融改革。中国可能是个撼动世界的制造业巨人，但却是个金融“侏儒”。近年来，中国在银行业改革方面已取得了成功，但资本市场改革仍相对落后。投机狂潮、对证券发行的严格行政监管、猖獗的内幕交易，都显示出其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应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中国还应着手实现资本账户的放开。

最后，中国还应宣布其有意实行碳排放标准并设定减排目标，令美国东道主意外。迄今，布什政府牵强地以《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给予中国豁免待遇为借口，一直无所作为。通过担负起领导责任，中国可能促成一个减排协议。

在这次对话中，如果中国能按照上述建议，将一整套可信的政策放在谈判桌上，那就可能迫使美方采取相应行动。

首先，美国应放宽或摒弃过时的出口控制机制。这是冷战的残余。它已使得美国公司几乎不能出口先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而美国在这方面最具竞争力，中国对此需求也十分巨大。结果造成了严重倾向中国利益的一边倒式的贸易关系，导致美国无法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商品出口市场取得支配地位。

第二，美国应在遏制保护主义方面采取更多措施。美国明目张胆地阻挠中海油(CNOOC)竞购优尼科(Unocal)，发出了一个令人焦虑的信号。如果美国希望日益崛起的中国实行自由贸易，那么它就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典范。

一种稳定的、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会使两国和全世界受益。保尔森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来处理这些挑战。但很多东西都还是未知数。中国和美国必须抓住时机，确保对话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