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于丹和张五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BR>　　<BR>　　作者：安庆仁 发表于：博客中国（<a href="http://vip.bokee.com" target="_blank" >http://vip.bokee.com</A>） </P>
<P>　　<BR>　　最初以为，于丹不过是个现代社会的畸形儿，迷失于物质洪流的精神乞丐，仓猝间自虐式的效仿班昭，饥不择食的捡拾精神垃圾胡乱填充空虚的灵魂。后来系统的看了一下她的东西，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丹是有目的有计划得向渐趋深入人心的理性社会秩序发动进攻。在此，我们只要把她的话拿来和张五常的话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她评说《论语》的玄机及其背后不敢告人的动机。<BR>　　<BR>　　张五常指天发誓的说，谁说中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BR>　　<BR>　　于丹比张五常隐晦多了，她的话极富欺骗性。“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BR>　　<BR>　　大家最需要注意的是于丹后面的话，“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这几句话听起来高屋建瓴，实际上潜藏着这样一种意思，即中下阶层国民幸福指数的下跌，不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而是源自现代人心灵的困惑。由此，于丹的阶级性和立场一目了然了。尽管她掩在国学的大旗下，但她的真实动机却不在于国学，而是把国学当作一种麻痹人民、欺骗人民的宣传工具。目的是为了使人民驯服的接受目前这个即不人道又不公平的社会规则。正如她后面所说，“《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虽然这是个伪命题，但是却不容易被人一眼看穿，而这也正是于丹思想的危害性之所在。她用《论语》成功的诱骗了社会大众，把社会大众的眼光从导致两极分化的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上移开，转而怀疑自己的心灵世界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BR>　　<BR>　　再比如张五常曾恨恨不已的说，“工人失业活该，谁叫他们嫌弃600元的月薪少呢。”似乎工人多拿一个铜板就剜了他的心，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嘴脸可谓是一览无余。<BR>　　<BR>　　于丹没有张五常那么露骨、那么直接、那么凶神恶煞，而是借着《论语》巧妙的说出了她的意思，“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BR>　　<BR>　　不得不说的是，于丹同志真的太有才了，能把缺衣少食的日子写的那么幸福，让人看了成为感动。但问题在于，假如于丹同志落到颜回同学那步田地的话，她是不是也能心平气和的接受那个现实呢？而她的幸福指数又该是多少？是上升还是下降？她是不是还能坚定不移的相信她自己的话“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BR>　　<BR>　　在此我们且不谈颜回是不是真的像于丹说的那样乐观，我们只想问于丹同志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愿不愿意和下岗工人对调一下角色？第二、既然于丹同志认为幸福在于心灵的宁静，那么也就是说即便蹲牛棚睡桥涵，于丹同志也能找到快乐。如果可以的话，于丹同志不失为现代中国的莱布尼兹，主体和客体的幸福感受，不依赖于认知经验，而是来自于先天的经验。否则，这样的二律背反，于丹同志该如何解释？第三、于丹同志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她的哲学信仰，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客观唯心？还是主观唯心？<BR>　　<BR>　　黎明教授痛骂于丹反动，我不想用这样的词汇贬损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对于女同胞，我更不愿意恶意的揣测。可是我却无法容忍于丹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扭曲道德和法律规则，它不但否定了人的个体和客体存在的价值和尊严，也否定了人的主体对于经验判断的逻辑性的思辨性。于丹思想的实质，说穿了，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堆封建糟粕，甚至于离康德都很遥远，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现代变种。<BR>　　<BR>　　可是，于丹终归是个变种，她不可能达到亚里士多德那种境界，亚里士多德尽管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毕竟他的出发点是高尚的和无私的，是灵与肉、性与欲的同一。但于丹不同，于丹是言不由衷的和有双重取舍标准的女人。不然你看她的爱情观，“诸子百家是思想上的圣贤，做丈夫都不在候选之列。”因为他们“只有温度而没有色彩”，换言之，想要物质幸福就别顾及心灵，因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见，在于丹的婚姻中，灵与肉、性与爱永远处于分离的状态，爱情是多么的勉强，婚姻又是多么的苍白乏味。<BR>　　<BR>　　然后她又不乏自圆的安慰自己说，“我对先秦圣贤的欣赏只是基于人性视角，而不是基于女性视角。”这无异于承认，她理想中的丈夫既不需要美学魅力也不需要男性魅力，或则说，基于人性视角的男人并不适合于她，只有基于女性视角（女权主义视角）的男人才适合于她。话到此处，我们真的要可怜一下那个生活在现代武则天威权下的男人了，他的命运是多么的凄惨，肩负起保姆和臣民的责任也就罢了，还要肩负起性奴和太监的重任。每天面对一个换了性别的孔子，用一副冰冷的面孔维护她的家庭礼制规则。而你不但不能表现出丝毫的痛苦还要笑脸相迎，否则她就用《论语》教训你：幸福和快乐源自心灵，与环境无关、与家庭秩序无关、与家庭地位无关……“婚姻应该建立在真正深刻地懂得的基础上，我们要以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给予爱，而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BR>　　<BR>　　但于丹自己又是怎么样的呢，她是不是也跟她说的那样“我们要以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给予爱，而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于丹非常喜欢庄子的一句话———外化内不化。外化，是指在外表上通达变化；内不化，则是心中有坚持。等于不打自招了。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说，看见周润发的时候，表面上装出良家妇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里一定要是个荡妇。虚伪至极。不过，倒也符合孔孟之道：发乎于情止乎于理么。疑问在于，灵魂出轨就不算婊子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