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人民公社时代虽然已经过去，正确把握这段历史，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那个年代，人民公社制度为何得以实施？什么动力驱使着它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开展？本文试从国内外环境因素及卷入这个事件中的三个不同群体——中央领导、地方官员、底层农民，探讨人民公社发起的原因。

关键词：人民公社 兴起原因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整整26年。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农村的发展或停滞，中国农民的希望或苦难，都与公社制度直接相关。所以，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直到今天，在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不难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把钥匙。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绕不过公社^[1]。

人民公社,始于1958年哄起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然后它以极快地速度蔓延整个中国大地。一直到1982年修改宪法时才决定改变这一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到1984年底，实行政社分开的公社占总数的98.38%，才算是基本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2]。对于人民公社这段历史的评价很多，有正面地肯定，如辛逸在《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村人民公社》中写到：人民公社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中起到了无以替代的作用。它为中国“工占农利”经济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它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了中国农村近20年的平稳运行。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业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长的实绩,其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相当显著的。公社的某些制度安排诸如包产到户、家庭副业等为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3]。但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人民公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我们所要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人民公社的提出和推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挫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4]。“人民公社”就属于悖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国情基础的“畸型”现象。尽管它已“寿终正寝”,但反思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仍有一定的警示意义^[5]。

在当下的话语情境中，“公社”这个词似乎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公社为何物，对于这段历史的是与非，对与错，我自己感觉不能给与明确的定论，因为毕竟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切身的感受，仅有的认识是零散地从祖父辈的聊天中得知的，不免支离破碎，有些偏差，也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农民是如何生产和生活。中国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不可能脱离农村，而研究农村，我们又不能绕过人民公社。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我们不可能驾驶时空穿梭机回到过去，在农村做田野调查，体验农村生活，直接从研究对象获取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间接认知途径，既是做文献研究，去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图片、符号以及其他形式存在的第二手资料^[6]。翟学伟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又提出可以把小说作为研究资料。他指出，虽然小说不排除演绎和虚构的成分，但是在日常生活和事件中如果我们不重视准确的时间、地点和真实的参与者人名，但重视对事情在发生的过程和特点的描述和理解，重点是通过材料来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逻辑上的入情合理性，这种研究就不能放弃对小说的运用。其实即便是历史记载的文献资料也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事实，那只不过是经过作者的筛选后自己建构出来的罢了。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小说，把小说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我们可以做些这方面的尝试。《艳阳天》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初期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人民公社化初期农民不同的态度。既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标本又使我们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人民公社，对它如此的狂热？人民公社何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中国上上下下掀起一股浪潮，是什么在推动它的发生、发展？本文将对人民公社兴起的原因作一点探讨。

二、人民公社兴起的国内外环境因素

1、国内环境影响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战争过后，整个国家剩下的就是“一穷二白”。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独立自主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一直追求的梦想。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基础很薄弱，远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进程，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很大差别。建国初期,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我国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对外要抵御外来侵略,对内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较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要高速度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落后的经济文化又制约着我国的发展,不可能为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条件,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太高。历史要求高速度,却又限制着高速度,选择不同，中国走的发展道路也会截然不同。而新中国的决策者们选择了“多快好省”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赶超战略。

作为迟发展的国家,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依次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历程,而是跳过轻工业、基础工业的渐进发展,直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殖民和战争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面对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封锁,社会主义国家忙于自己的重建,我们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不可能依靠外界来解决,而是要依靠国内自身来获得。然而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工业只占10%左右,大部分工业多是作坊式的手工业。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依靠有限的现代企业积累,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农业之上。农村和农业无奈地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国家通过控制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工业品的售价的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向工业领域。这种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依据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提出的。寻找一个保证统购统销顺利实施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速并最终产生人民公社的重要原因^[7]。

2国外环境影响因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股所谓赶超浪潮。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要求苏联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虽然，此时苏中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逐渐恶化,但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赶超战略影响和推动下，中国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不得不也挤进这股浪潮。一方面中国想摆脱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屏弃苏联长久以来给中国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一种纸上的理论，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却用事实证明了该理论的可操作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榜样的，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同样深受其影响。人民公社的兴起不能不说是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国内广泛报道和宣传苏联集体农庄，当苏联宣布在集体农场制下解决了粮食问题之后，给急需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工业化的中国以极大鼓舞^[9]，在农村一场规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此暴发。

三、中央领导、地方官员、底层农民与人民公社的兴起

1、中央领导：1958成都会议上，中央领导对一些地方进行了超社界、乡界的生产协作感到异常的兴奋,并大加赞赏，认为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毛泽东称赞：“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0]。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11]。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人民公社问题列为会议的议题。毛泽东在会上广泛地谈到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就人民公社问题发言,同意在农村办人民公社，对人民公社也怀有极大的热情。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中正式地普遍地开展起来^[1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中央领导在人民公社的兴起中，并不是推波助澜，作为最终决策者的他们，有着拍板定案的权利。而作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中的作用更不能小视。当时的一首民谣唱道“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13]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 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对该运动的兴起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主观愿望的产物。毛泽东自幼生长在农村，投身革命后多数时间也转战于农村，部队兵员也主要来自农民，他深知中国农村的落后、农民生活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使中国农村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使中国几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通过什么道路才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毛泽东选择创办人民公社，到底出于怎样的想法?有什么思想渊源？

第一，受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十分重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可以非常容易地在《太阳城》中找到财产公有的公社制度的描述，尤其是欧文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公社还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培养儿童体智德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而且这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作品给予毛泽东人民公社实践以借鉴的养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过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14]

第二，受新村主义的影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东京发起了一场新村主义思潮的运动。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不仅介绍了新村的理想,还描绘了新村的蓝图。他指出：“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工作之事项,全然在农村的”,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新村成员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15]。这种构想和后来实行的人民公社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第三，受中国传统理念的影响。毛泽东受过古代传统文化的熏陶，其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等贵贱,均贫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已留下了烙印。他对康有为反映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同书》也很欣赏。在1948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三次使用“大同”来比喻我们所要建立的未来社会^[16]。除此，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三国志·张鲁传》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张鲁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之孙，他进行了一次农业社区实践。他在当地设“义舍”“义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张鲁的做法使“民夷便乐”“朝廷力不能征”。毛泽东对张鲁的做法大嘉赞扬，多次在会议上提及。毛泽东古为今用，《三国志·张鲁传》里记载的内容,被当时的人民公社所借鉴。

2 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作为社会结构的中层，联结着上层的中央领导和最底层的农民。在整个人民公社制度引入的过程中，地方官员起着助推剂的作用。中央领导先是有推行人民公社的政策意图偏向，但不敢贸然行事立即大规模地执行。地方官员接收到这种信息，揣摩中央政策意图偏向，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正确的判断力。然后，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试行政策。当这种地方性的政策反馈到中央领导那里，那么，中央领导就将此作为典型，向全国广泛推广。因此,人民公社地推行,既不单单是中央领导独自决策的结果,也不是底层农民自己创造的结果，而是中央与地方互动下的产物。互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一方面在于中央向地方的适度放权，另一方面，当然,地方官员的活动必须与中央领导的政策意图保持一致性，即便是在中央放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行为也要向中央看齐。而对中央领导人政策意图的把握是地方官员出台新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中央领导、地方官员、底层农民这个结构中，地方官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上揣摩，对下执行。因此,人民公社的兴起,可以说中央最高领导与地方互动下的政策产物。

3底层农民：底层农民是人民公社得以发起的群众基础，没有他们的支持，尤其是贫下中农的支持，这场运动也不可能以极快的速度遍布整个大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一开始会热衷于此？原本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怎么会顷刻间变成一个个大集体？是什么力量引领着农民？

首先是农民对党的感恩戴德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有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没有信仰就无所谓畏惧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宗教，只不过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而已。在农村，很多人信奉道教佛教，从风俗习惯中都可以领略到。解放前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农家都有一副香炉和神龛，乞求平安或是改变悲惨境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奋战，取得革命的胜利。广大贫苦农民终得以脱离苦海，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可是几辈人的梦想啊。党的权威早已在战争中树立，土改后，农民对党的感恩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许多农民把毛泽东的画像贴在自家的神龛里，顶礼膜拜，毛泽东主席俨然就是一个真神，一个救世主。 “共产党最终成为法力无边的、体恤穷人的绝对正确的中心象征，领袖毛泽东则是农民心中的大救星”，“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没错。”^[17]这样，农民对领袖的崇拜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使接下来的“合作化”运动轻而易举，而且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以同样的方式得以迅速展开。

其次，农民 “均富”“求富”的思想是促使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兴办的原始动力。“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所希望和拥护的，农民对“平均”的追求延续了千百年，只是真正的“平均”并未实现罢了。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土改后，人人都拥有一份大致相等的土地，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平均”的渴求，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由于仍然使用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再加上条件的不同，土壤质量的差异，各家劳动力不等，这种“平均”的状态就会被打破，贫富分化重新出现。这是共产党和贫苦农民们不期望的。人民公社的实行正好符合农民的意愿。

“求富”更是每一个农民心中的愿望。如何才能改变祖祖辈辈的穷态也是农民一直苦索的，而人民公社发动时曾向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先不管这愿望能否最终实现，但这种很具有诱惑力的描述确实让那些饱受贫困之苦的农民欢天喜地，加入人民公社就意味着自己不要为各种事情操心，而且马上就可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富裕的生活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形下，不难想象，人们对人民公社的热情一点就燃。

第三是群体压力和农民“中庸”的心态。“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折中，避免走极端，万事以和为贵。对于人民公社，可以说大部分农民是真心诚意地认同并追随党，但也有部分人并非真正认同这种方式，尤其是地主富农们。中共中央1958 年 8 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体制“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和富农的造谣破坏。”^[18]在外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基于群体内的压力和农民“中庸”的心态，使他们不愿不敢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半推半就地卷入了这场洪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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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初升的“太阳”人民公社化运动：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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