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罩”下：1920－1930年代的苏联 南方周末　 　2007-05-31 16:23:55

□金雁(北京)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日子》涅槃：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列宁们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日子》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惟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谈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承想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19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1920年代苏联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19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惟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机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为列宁立塑像(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