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我预言中国大学将破产<BR></STRONG>作者：薛涌 <BR><BR>2004年，我在为《谁的大学》所写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BR><BR>“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20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10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BR><BR>也许，我是最早预言了中国大学破产的人。写上述话时，云南人民出版社正筹划出版我的两本书：《谁的大学》和《炫耀的足球》。在这两本书中，我提出中国的体育界和高等教育界都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都试图在市场经济中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事业：不管干什么事情，先要增加经费，保证自己的部门利益，为此象个醉鬼一样拼命地花钱，把事情弄大后进一步要追加经费。结果，买卖没有开张，质量没有提高，成本先上去了。这和那种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靠物美价廉来扩张事业的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当时足球衰相已露，我预言了“总崩盘”的前景，虽然没有用“破产”这个词，所指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进一步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和足球用的是一个模式，大学将步足球的后尘。说我预言了大学的破产，恐怕并不夸张。<BR><BR>看看当今的事实，如果人们相信大学正在破产的话，就应该重读我这本《谁的大学》。因为我在书中不仅预言了大学可能的破产，而且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这种破产的改革方案。<BR><BR>这个方案，就是“教育券”。其基本原则很简单：国家把大学的经费要直接交给学生而不是大学。首先，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然而大学的拨款，在考虑到家庭收入格差的情况下，按等级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比如最高额是一人一年一万块钱。这笔钱，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为他用。<BR><BR>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当学生决定到一个大学就读时，把教育券交给大学支付学费，多退少补。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BR><BR>在计划经济中，大学是一个ZF部门。这个部门的基本利益，是争取国家的经费。而争取经费的方式，是虚张声势地办大事，向国家证明自己的钱不够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这么搞起来的：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国这么个大国必须有一流大学，然后说自己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且比来比去，说哈佛耶鲁有多少钱，我们没那个钱怎么一流等等，于是经费源源不断。学校的精力，全在造高楼等“炫耀性”的项目上，以吸引上面的眼球，哪里还管教育质量。<BR><BR>教育券的方案则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一流，不是自己吹的，不是ZF指定的，而是竞争出来的。当学生手里有教育券，拿着你的经费时，你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学生吸引过来，否则就揭不开锅。怎么吸引学生？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比如帮学生找工作等等）。你的毕业生就业率低，起薪低，就没有人来，你就有存亡的危机。二是降低教育成本。学生手里的教育券值一万，你可以把学费压到六千，这样学生还剩四千块的生活费。如果你成本太高，一万学费不够，学生还要再自己贴二千，那你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在这种　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的竞争中，还有哪个学校敢不惜工本地盖大楼，修校门？<BR><BR>遗憾的是，我的方案不仅没有受到注意，甚至有些圈内人士事后也拒绝反省。比如，最近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撰文说我提出教育券的主张，并把此事的创意归功于自己头上是“恬不知耻”，理由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他则把弗里德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等等。殊不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我不仅对他的理念有详细介绍，而且独自提出了中国大学应该参考这种模式的主张。而且，在一些细节上，我也进行了有预见性的讨论。比如，如今吉林大学财政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把当地几所大学合并，把规模办大。这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界靠扩展规模来向ZF要经费的普遍战术。我则特别写过一篇《大学不能“大”》的文章，指出大学进行市场竞争，小规模更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两书中，对相关的细节问题也有讨论。如今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看：当初如果听我一句话，中国的大学怎么会有今天！象夏良业，张维迎等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至今也没有站出来公开认同在中国的大学实行教育券的主张。<BR><BR>中国的大学要案摆脱现在的困境，首先要问责：看看几年前谁都主张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应该说，我几乎是呼吁在中国的大学施行教育券的唯一人士。在这件事情上的是非，历史已经宣判。这些加印，也是一个历史的证词。<!--对主帖发表意见放在主帖内容后面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