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精神述论
［摘 要］本文从研究上海城市精神入手，讨论了城市精神的定义、城市精神成为世界性潮流的原因、城市精神与民族精神关系、城市精神的时代特点，梳理了上海城市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综述了学术界对上海城市精神的讨论，提出归纳城市精神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上海城市精神作了自己的归纳，作者对“精明不高明”等所谓上海人负面特点作了辨析，对如何培育和塑造上海城市精神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 上海；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定义
所谓城市精神，是指一个城市通过其市民行为方式（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规章制度、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城市景观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导向，是植根于城市的历史、体现于城市的现实、引领着城市未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灵魂。
当今世界，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联系越来越密切，新起的城市在物理景观上越来越趋同（广场、绿地、喷水池、购物中心），大城市的内在精神特点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定位、彰显、突出、强化本城市特点，探讨、塑造城市精神便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一种潮流或时尚。在国内，大自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杭州、青岛、济南、大连、哈尔滨，台北、香港，小至安庆、营口、邯郸、镇江、嘉兴，无不在讨论城市精神。在国际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米兰等大城市，也都在谈论城市精神。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的力量，就一个民族而言，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体现为民族精神，就一个城市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城市精神。这是城市精神特别受到关注的时代原因。
上海作为具有强劲活力的大都市，正在建设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上海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同样需要能够反映和提升这座城市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城市精神。
一个城市的精神总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有中性的。对于城市的同一个精神，因评价人的立场、观点、情感、视角不同而见仁见智。因此，对于一个城市精神的概括，既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期盼。扶正却邪，扬善去恶，扬长避短，是培育和塑造城市精神的根本宗旨。
城市精神与民族精神、时代特点
任何城市精神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形态、性质可能千差万别，但只要是城市，特别是现代开放性大城市，在人口构成、人口活动特点上，与乡村相比，便呈现四大特点，即异质性、匿名性、密集性、流动性。人口来自四面八方，语言南腔北调，隔壁邻居互不认识，同乘电梯互不搭理，市民之间空间距离近，心理距离远，来的来，走的走。异质性带来多元性，匿名性带来疏离性、宽容性，密集性带来摩擦性，流动性带来灵活性。因此，与单一、保守、封闭的乡村适成对照，多元、宽容、开放、灵活成为现代大城市共同的城市精神。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一个城市都因地理、历史、物产、文化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一般说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城市的世界意识、民族意识、责任意识会强些，经济中心城市的开放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会强些。
在世界城市史上，中世纪欧洲一部分城市曾经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成为城市国家，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德国的汉堡、不莱梅、科隆。这些城市的精神也相当独特。中国城市则不然。从古到今，中国城市一直是国家实行政治统治、文化教化的中心，城市没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以外的自由与特权。城市的特点更主要地表现为区域的特点，而不是与国家相对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城市精神与民族精神高度重合，城市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民族精神是城市精神的高度集中。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些精神，在各个城市、各种具体实践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与时俱进；在抗洪斗争中体现为抗洪精神；在北京申办奥运会过程中体现为申奥精神；在上海申请举办世博会过程中体现为申博精神；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斗争中体现为抗非典精神。这些精神都可以分解为许多具体的表现，比如，“申博精神”主要表现为：“胸怀祖国、不负使命”的信念；“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作风；“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风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品质；“自信从容、博采众长”的风范。事殊而理一，各种具体实践体现出来的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都丰富了民族精神。
城市精神是在市民中滋生繁衍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精神，因此人民群众是培育、塑造城市精神的主体。这些年，上海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敢打硬仗的精神，在百万市民大动迁中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在百万职工转岗再就业中表现出来的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志愿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奉献爱心、乐于助人的精神，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中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从容应战、支援全国、和衷共济的精神，都生长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是城市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通过总结重大工程、重大活动来提炼城市精神，通过培育先进典型、模范榜样来塑造城市精神，通过推出重大作品、重要艺术形象来表现城市精神，通过整治重点顽症来升华城市精神，通过重点人群的示范来引领城市精神，通过建设城市重要景观来展示城市精神，是培育和塑造城市精神的重要手段。
城市精神是在历史上形成与发展的。城市精神既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同一城市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甚至很不相同。城市精神就实现状态而言，可分已然与应然两种，已然是已经存在的，应然是应该具有的。倡导培育与塑造城市精神，是已然与应然的统一，亦即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所以，城市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那么，上海在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具备哪些城市精神呢？我们以为，以下四点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创新精神。上海地上无特产，地下无矿藏，身在发展中国家，要跻身国际大都市之林，除了优越的地理区位、良好的交通条件，必须要有足以吸引人、容纳人、发挥人聪明才智、提升人素质的特质，必须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精的地方，这个特质包括产业、技术、市场、文化、环境，这些都要靠持续的创新精神来创造、维持。上海不乏创新的传统，近代上海在全国就是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在东亚也赫赫有名。现在，比起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著名大都市，上海在创新方面有待努力的地方很多。在创新方面，上海应该也能够做到，立足上海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深化改革，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闯出适合上海发展的新路。
第二，公德精神。人口密集是一切城市的共性，人口高度密集是上海城市的个性。常住人口1300万，流动人口300万，主要聚集在600平方公里的市区，在这样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城市里，没有良好的公德精神就不可能有井然的公共秩序，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有高尚的城市精神。比起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著名大都市，现在，上海在这方面差距非常大。公德精神包括公共意识（不乱占公用地方、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爱护公物、爱护绿化、建设必须的公共设施，诸如公共厕所、公用电话亭、公用废物箱、公用停车场），秩序意识（服从警察指挥、遇事排队、行人不乱穿马路、开车不随意变道超车），卫生意识（不乱倒垃圾、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掩口、有传染病自动隔离、不说脏话、不乱涂乱画、不在有碍观瞻的地方乱挂衣物）。现在，上海的硬件建设，尽管需要发展、完善的地方还有不少，但是，比起纽约、伦敦来，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公德精神方面，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不同步、不协调，这点，来沪外国人反应特别强烈，上海人自己也完全清楚。 第三，公民精神。在中国城市中，上海总的说来还是有比较强的公民精神的，但是，如果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成为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这方面有待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公民精神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作为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这些意识非常重要。有了这些意识，政府就容易摆正自己的位置，其权力就会被限制在合适的范围里，公民就会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促使政府的行为比较规范。就自由、平等而言，上海人不但对外国人要不卑，对外地人要不亢，对富裕人、贫穷人、城里人、乡下人、南方人、北方人、东部人、西部人、健康人、残疾人都要一视同仁。就民主精神而言，上海凡涉及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如城市重大改造工程）、涉及市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都应征求市民的意见，倾听市民的呼声。市民也应以主人的姿态，积极参加有关城市重大方针、政策的讨论，不应不闻不问。法制精神方面，上海在中国城市中，还算是比较有法制传统的，但是，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差距还很遥远。 第四，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文精神既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精神有别，也与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商品拜物教不同。城市是文化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凸现人文精神的地方。重视文化、重视教育、重视环境、重视医疗事业、关注弱势群体、关心残疾人、完善慈善和救助体系，都是体现人文精神的地方。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在异质性、疏离性、匿名性极强的大都市里，强调人文精神尤其重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欧美文化在处理物我关系上具有优势，发展出独步一时的科学文化；印度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上具有优势，发展出极其深邃的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在处理人我关系上具有优势，发展出极其丰富的情感文化。诚如曹世潮所说，“德国过于强调行为文化的特质，而抑制了情感和精神的发展；中国过于强调情感文化的特质，而抑制了行为和精神的发展；印度过于强调精神文化的特质，而抑制了行为和情感的发展。但是，他们在自己所崇尚的文化特质里，确实发展出了令人惊讶的、登峰造极的水平。中国人在情感上是最为和谐，调适得最为理想的。无论是情感的演绎、解读还是觉悟方面都具有最高的世界水平。中国的语言——汉语，在形容词方面、情感表达方面是最为丰富的。中国人表达心情的单词，用心或者竖心旁来表现的在康熙字典里就有一千多个。中国人对某一种情感的表达，比如说兴奋，或者说是抑郁，其递进、分解的细密程度是举世无双的。这种解读、表达、演绎的能力，在中国历代的文化中表现非常”。在未来的时代，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相对来说并不太难的时代，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就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中国富有人文精神的最大城市上海，在这方面更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一个城市公德、公民、人文精神的培育，不可能离开整个民族公德、公民、人文精神状态单兵突进。上海市民在公德、公民、人文精神方面体现出来的缺陷，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上海独有的，而是整个民族的通病，但是，上海既然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就不能不率先起步。
上海历史上的城市精神
上海城市在不同时期，城市精神差异很大。
上海在设县以后、筑城以前，城市精神概而言之曰“宁静”。
上海在1292年设县以后，到1553年，有260年处于有市无城状态，没有建筑城墙。属于上海县管辖的南汇千户所，在1386年 (洪武十九年)已筑了周长五里的城池，比县城早180多年。历任上海县令曾多次提出筑城建议，但并未付诸实施，考其原因，主要是史书上所说的 “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其时的上海，经济平稳发展，文化逐渐繁荣，人口缓慢增长，没有战争波及。1553年，因倭寇侵扰才建筑起城墙。直到晚明时候，上海人生活的仍然比较宁静自在，西方传教士来到上海，便惊叹上海像个“花园大城市”，惊叹上海人寿命比别处人长, “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
筑城以后，近代开埠以前，上海城市精神突出之点，一是重商，二是奢华，三是宽容。
其一，重商。上海设县原因，即与商有密切关系。青龙镇衰落，上海镇兴起，均与贸易有关。上海设县以后，属于松江府，其地被称为“海商驰骛之地”，其民较之府治所在地华亭，更重商业。《松江府志》称：
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
“东北五乡”即指上海。意思是说，上海县人不像府城人那么朴实。府城是一府政治中心，上海是一府贸易中心；府城重文，上海重商。
其二，奢华。县志称，上海居民“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至于沿沙薄海之民，“尤好崇饰其外，以耸观视，而肆然无所惮焉”。除了明初一段时间以外，从元代到近代，上海一直崇尚奢华。食必求精，山珍海味；衣必求贵，绮罗轻裘。衣着的色彩、用料、式样每每越份逾矩，朝廷的服饰典制在这里几成一纸虚文。
其三，宽容。在上海县城里，东部业商，西部务农；东部是来自闽、粤、鲁等沿海地方，西部为本地人；东部富，西部穷。在城市公共事务中，外来商人担当重要角色。因此，开埠以前，上海已经形成对外来人口比较宽容的特点。上海开埠以后，西人来沪，能够在上海打开局面，而在广州等其他口岸难有作为，与上海居民比较宽容有很大关系。
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十条：开放，创新，竞争，法制，宽容，奢华，时尚，重商，崇洋，爱国。这方面，研究成果非常多，兹不具论。
需要略作申述的是两点，一是崇洋，二是爱国。崇洋，实质是崇尚现代化。近代上海是中国居住西方侨民最多的城市，移植西方制度最多的城市，西洋建筑最多的城市，西洋生活味最浓的城市，一句话，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人的美德。上海人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形成崇洋心理。但上海人崇洋不媚外，而且特别爱国。这是由上海人口结构、社会特点决定的。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与全国各地有着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关系，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每有侵略中国的举动，无论是在山东、广东、湖南、云南，都与上海密切相关。久而久之，上海人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意识。美国排斥华工事件发生以后，上海的广东、福建人投袂而起，因为美国华工多出自广东、福建；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人最为积极，因为巴黎和会涉及山东的权益。由爱乡而爱国，是上海人爱国主义的重要特点。这是上海人崇洋而又爱国的根本原因。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上海城市的外部环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海城市精神也发生很大变化。到1978年以前，上海城市精神主要有四条：内向，奉献，听话，自傲。
其一、内向。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是中国居住外侨最多的城市。建国以后，外资企业或被撤走，或被接收，或被合并，外侨基本撤走。在美、英等国支持下，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先前依靠进口原料才能运行的许多上海工业，或者转而依靠国内市场，或者改行。上海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世界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历史的巨变而断裂了。上海由一个外向型城市变成内向型城市。由多功能城市变成单功能城市。上海在开埠以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在第二个五十年里，上海变成第三、第二产业齐头并进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1949年以后，上海经济改走以工业为主体的发展道路。1952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第二产业占52·4%，第三产业占41·7%，到1978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上升到77·4%，第三产业仅占18·6%。上海由商工并重变为以工为主的城市，由多功能城市变成了工业基地。
其二、奉献。上海在此后30年中，被赋予新中国长子的地位，辛勤地劳动，默默地奉献，给予多，索取少，为国分忧，忍辱负重。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全国1／6的财政收入，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质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上海国营商业调拨供应全国市场的日用工业品，成绩显赫，1950年代每年30亿元，60年代每年40亿元，70年代每年60亿元，80年代每年80亿元。上海财政的87％上缴中央，中央给上海的市政设施投资只抵上海财政上缴总额的1％。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上海在默默地承受市政建设、改造落后的苦难：住房极度紧张，交通极端拥挤，河水黑臭，空气污染。
其三、听话。这一时期上海由独立性较大的城市变成受中央严格控制的城市。1949年以前，特别是1943年以前，上海在中国的版图上，是非常奇特的城市。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自不用说，即使在华界，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西方势力的存在，由于租界的影响，很多事由地方自行决定，也与中国其他城市很不相同。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度叫特别市，确实很特别；1949年以后叫直辖市，直接管辖，经济生产、财政税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地方政府活动的空间很小。在此情况下，上海表现得特别听话，干部听话，群众听话，下级听上级，领导听中央。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感激共产党，当然听话。资产阶级怕挨批斗，不敢不听话。
其四、自傲。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动率相当高的城市，大进大出，总体上是进大于出。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上海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至1954年，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8.6万人。从1958年开始，上海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从此，上海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住，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这对于上海城市的活力，对上海经济、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先前，在上海的市场上，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在竞争，此后，则是这相对固定的几百万、上千万人的竞争。先前，很难分清谁是或不是上海人，此后，上海人的身份有了固定的含义。由于中央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政策，全国支援上海煤、电、原材料、农产品，上海支援全国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海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傲。
与1949年以前相比，上海与世界联系减少，城市活力明显减弱，开拓性萎缩，保守性增大。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活力大增，走到全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有些城市精神得到恢复，有些得到升华。
当代上海城市精神概括
自从市领导提出培育上海城市精神以后，上海各界掀起研究、讨论城市精神的热潮，各方面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先后提供了近300种城市精神的表述方式。上海财经大学关于城市精神研究的课题组，将上海城市精神概括为：引领时代，海纳百川，崇尚科学，关爱人文。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认为，上海应该树立的城市精神是：平等精神，契约精神，宽容精神，博爱精神，创新精神，共生精神。上海海运学院教授刘泽雨认为，海洋精神应该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底蕴，包括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争先创新的进取活力，肯冒风险的意志品质，同舟共济的团队理念，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则将上海城市精神概括为以下20个字：开拓豁达，拼搏进取，融合亲近，高效高质，国家整体。还可以找出许多，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表述各有特色，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本着“植根历史、体现现实、引领未来”的原则，我们将当代上海城市精神概括为以下八点：
其一、海纳百川。
有两层含义，一是高度开放，气魄宏大，对外对内都开放，从近代以来，上海就以开放著称。二是移民社会，吸收八方移民，1949年以前，上海居民中85％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另有大量外国侨民，最多时有15万，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从1990年代以后，上海又放宽了移民的尺度。今后上海还应当是移民比例很高的城市。
海纳百川的结果是博采众长，文化融合。上海对国内各地文化、外国文化都勇于吸收，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上海文化。上海文化自有特点，但其最重要特点就是博采众长，拿来主义。京、昆、越、淮、评弹等各种地方戏，在上海都能自由发展，每一剧种又衍生出多种流派。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方面更是争奇斗艳，异采纷呈。
海纳百川包括吸收全世界进步文化。上海是吸收东方（日本）、西方文化最多的城市，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都比较善于吸收。
“海纳百川”有个“海”字，用来概括上海城市精神，一语双关，可以将其借用为“上海”之“海”。
其二、敢为人先。
也就是创新精神。上海在古代、近代都是相当敢为人先的。明代徐光启勇于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交往，吸收西洋文明，甚至加入天主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勇气的。近代上海人敢为人先的地方难记其数。近代以来，上海一直在领导全国的创新潮流。近代上海在法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科学技术、文化市场建设等方面，都紧追世界潮流，在全国独步一时。上海敢于突破陈规旧俗，开风气之先。任伯年等人的以盈利为目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机关布景，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建筑方面，开新的例子更多，石库门就是开新之作。近代上海企业家在开风气之先方面，非常突出。邓小平称上海为“领头羊”，说的就是说上海的创新精神。
其三、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强调的是持续创新，永不保守。尽管“与时俱进”现在已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到处是“与时俱进”，但是在全国所有大城市中，上海是“与时俱进”特征相当明显的城市。
近代以前，上海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边缘地带，上海文化缺少保守的资本。这与北京、南京、广州、苏州等城市很不一样。不保守、持续创新是上海近代以来的传统。当代上海在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城市改造、文化建设方面，也一直在持续创新。康燕的《解读上海》对此论述甚多。
洋务运动时期，上海是洋务企业集中的城市。戊戌变法时期，上海是维新变法宣传中心。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酝酿革命、鼓吹革命、发动革命、支持革命的基地。五四运动时期，上海是《新青年》发刊地，是鼓吹科学民主特别卖力的城市，是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最为有力的城市。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先是淞沪抗战，悲壮激烈，而后是不屈孤岛，再放异彩。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是实行计划经济楷模。在改革开放时代，上海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这是名副其实的“与时俱进”。
其四、儒雅大气。
儒雅，一是儒，重视文化，重视学习，文质彬彬；二是雅，举止大方，雍容大度，礼貌待人。
儒雅，包括讲究生活质量，讲究生活情调，讲究室内装潢，讲究衣着。上海人在历史上就以讲究衣着出名。民谚有“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的说法。突出儒雅，符合上海的传统和实际。
大气，气量大，宽容。宽容是任何移民社会都具有的特点。上海作为移民社会，有个突点，就是对与己无关的事情，对于纯属私人的事情，不爱管，也不爱打听，比较宽容。外地人对此有非议，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现代城市精神。
提出“儒雅大气”，也因为上海还有许许多多不够“儒雅”、不够“大气”的地方。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 、“大上海，小市民”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突出儒雅大气，对提高上海人的文明素质，对于做“可爱的上海人”有引导价值。
其五、诚信守法。
诚信包括重然诺、守信用、遵法纪。近代上海租界，实行比较严格的法治。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不太讲究个人出身、家庭背景，比较重视个人的能力、信誉，强调守法。这种历史，形成了上海市民重视法规、重视契约的传统。契约意识是近代市民素质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在今天的上海人身上，还能看出来。外商普遍认为，与上海人打交道，谈判比较困难，但是一旦谈判好了，上海人比较能够忠实地履行协议。这就是诚信。
守法是对现代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但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而言，上海人是最守法的。近代上海租界，实行比较严格的法治。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更强调守法。契约意识是近代市民素质中最重要的部分。上海市民养成遵纪守法的传统。这在今天的上海人身上，还能看出来。外商普遍认为，与上海人打交道，谈判比较困难，但是一旦谈判好了，上海人比较能够忠实地履行协议。在全国干部当中，上海干部相比较而言，最听上级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守法意识的一种表现。
其六、天下意识。
天下，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在今天，一指中华，二指世界。这一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上海与全国的关系。近代史上，上海人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反帝爱国。从陈化成吴淞抗战、1900年拒俄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一二八，八一三，抗日战争，等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上海人天下意识的典型反应。计划经济时代，有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说法。上海也一直强调服务全国，多做贡献。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型肺炎”斗争中，上海从人力、物质等方面，大力支持疫情严重的城市和地区，体现了“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意识。其二是世界意识。上海要成为世界级大城市，一定要有世界意识，无论是城市管理、科技水平，还是对世界大事的关心程度。这也是古人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爱国主义、全球眼光都包括在这条当中。
其七、崇尚科学。
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崇尚科学知识。自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重镇，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65年在上海开办，1949年以前中国许多高科技含量的工厂也设在上海，1949年以后，中国许多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发明创造与上海有关，诸如万吨水压机、人造卫星、航空事业。其二，讲究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上海人在行为方式中崇尚科学原则、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使用大批专门科技人才，搞大上海规划。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规划中，广泛吸收国内外专家意见，上海咨询业比较发达。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作为有1600万常住人口、300万流动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的疫情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这与上海采取防疫措施早、细、实、深、严大有关系。这些都是崇尚科学的表现。
其八、天人和谐。
天人合一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崇尚科学，又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上海现在比较注意环境保护，包括苏州河治理、大气污染的治理、绿化建设。突出这条，在培育市民环境意识方面，有引导意义。这与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最为符合。
以上八个方面，并不是平行并列，平分秋色，而是有主有次，互相联系。第一条“海纳百川”是根本，是前提，也是城市总体精神风貌。有海纳百川，才有敢为人先、与时俱进，才有儒雅大气、诚信守法。上海从一个海滨县城发展为特大城市，最重要的是靠海纳百川。第二条“敢为人先”、第三条“与时俱进”，是城市禀赋、气质、灵气所在，一条讲引领潮流，一条讲永不止步。如果将城市比成一个人，这条讲的是吾我关系，即肉体人与精神人的关系。第四条“儒雅大气”、第五条“诚信守法”，讲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第六条“天下意识”，讲小我与大我关系，亦即放大了的群己关系。最后两条，崇尚科学与天人和谐，主要讲物、我关系。这样，吾我、人我、群己、物我，构成了上海城市精神全部内容。
概括、提炼城市精神，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眼光既要看昨天、今天，更要看明天。
对于上面概括的上海城市精神，八句话，三十二个字。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可能会说：
你说上海人是海纳百川，我看上海人是自我封闭，对外地人还有许多限制；你说上海人儒雅大气，我看上海人是琐屑小气，上海就办不出一份《南方周末》那样有个性的报纸；你说上海人是敢为人先，我看上海人是缩在人后；你说上海人与时俱进，我看上海人是墨守陈规；你说上海天人和谐，我看上海是表面文章，污染环境那么厉害的助动车满街跑，僻静一点的地方脏、乱、差，比比皆是。
可能还有人说得更难听，什么上海小男人，阴盛阳衰；只出白领，不出老板；窝里斗可以，打天下不行；只会吵架，不敢打架……。
且看一段报纸上的评论：
上海人一方面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但另一方面也有高人一等的思想，瞧不起外地人，特别是瞧不起比较贫困地区的人，最近几年来，虽然“阿拉”之类的称呼已经从上海市民的嘴巴里逐渐消失了，但潜意识中，还是有瞧不起所谓乡下人的思想；上海人还有耍小聪明的作风，虽然，上海人一般文化水平较高，知识面较广，但有时遇到一些不大了解的问题，也会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有时就会闹出笑话来；上海人也很爱面子，讲排场，装阔气，所谓扎台型，这样，也往往会打肿脸充胖子，有时吹牛吹得不知天高地厚，一旦真相大白，反而丢了面子；上海人还有瞎起哄的坏习气，一件小小的事情，会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有时，有一两个人排队买东西，后面会跟着一大群人排队，也不问要买的是什么东西；上海人不大遵守公共秩序，自行车、行人等乱穿马路等司空见惯，公共汽车站候车，除非有纠察维持秩序，否则，一般不会排队等候，而是乱哄哄一拥而上，常常会闹得鸡飞狗跳，争争吵吵；上海人也不大注意公共卫生，高楼抛物、马路上乱扔果皮包装纸等行为也屡屡发生；北京人有京骂，上海人也有海骂，甚至成为少数人的口头禅。
不错，上海还有许多许多问题，有人甚至总结出上海人一百种陋习。对这些问题，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中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因素，看问题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也有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局、不能以偏概全的问题，因为再怎么好的城市，也总有一些不那么好的市民；再怎么好的人，也总有一些不那么好的地方，总有一些不那么好的时候，天下一例，古今一例。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培育非常有价值。正因为上海城市还存在这样那样有待改善问题，上海人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上海才需要讨论自己的城市精神。
其实，不怕批评，勇于自我批评，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上海城市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移民的双重认同，即既保留原籍认同，又有上海认同，形成了上海城市自我批判的机制。君不见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发起对海派攻击时，海派文人没有一个自承海派的。因为，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化人，他就位置一挪，成为在上海的绍兴人、香山人、合肥人，他会反问一声：“我哪里是上海人？”余秋雨在《上海人》中说到这种一种现象：当说到“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这可以说是上海人狡黠的地方，也是上海人身份双重认同的特点。这种机制，使得上海城市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使得上海城市可以在一阵又一阵的批评声中，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健康状态中，一身轻松地可持续发展。大海不捐细流才成其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中也包括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声音。
上海人几个所谓负面特点评议
以往在讨论上海人精神时候，上海人曾被认为精明不高明、小气、保守、冷淡、崇洋。这种看法到现在也还有一定市场。这些看法，其来有自，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要对其作具体分析，这对于准确地理解上海城市精神有重要意义。
其一、精明与高明
讲“上海人精明不高明”，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此说起于何时何种情景，无法考证，但影响广泛。
精明与高明，本为近义词。按《辞海》解释：精明，精细明察。高明，精明高妙。精明与高明，本来都是褒义词，但是放到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其间高下褒贬是不难品味出来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关于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的议论，皆指上海人难以合作，往往锱铢必较，因小失大”。
其实，在近代历史上，上海人一向被看作既精明又高明的，那些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宣传家、大教育家、大法学家、大出版家、大文学家，几乎都出在上海。在1949年以前，上海人是不会被认为精明不高明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高度集权，中国从北到南，从北京到广州，从沿海到内地，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可以被称为既聪明又高明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也不会被批评为精明不高明。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在广东试点，逐步开放。广东人的所谓“高明”，一是利用中央特许的政策，二是钻中央其他政策的空子，所谓“见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上海则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的“后卫”，不能随意改革。这样，上海改革必然滞后。上海人被批评为精明不高明，就是这个时期。
精明，精于算计是商业社会熏陶出来的特点。改革时代是过渡时代，是新旧交替时代，是旧体制、旧制度将破未破、新体制、新制度将立未立的时代，也是创造机会的时代。这个年代的上海人，精于算计而又改革滞后，被讥讽为“精明而不高明”是必然的。1990年以后，随着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上海走到改革开放前沿，随着上海面貌的迅速改变，所谓“精明而不高明”的议论也就风停雨歇了。
精明是小聪明，高明是大聪明。精明与高明，是聪明的不同表现。人的才智，用于技术制造，表现为精工、精细、精确；用于家庭布置、室内装潢上，用于日常生活，表现为精致、精美，螺蛳壳里做道场，表现为半两粮票、衬衫假领子；用于人际关系，表现为脑子活络，表现为重利原则。张爱玲评价上海人很到位：“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的磨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密集的人口，逼仄的空间，快速的节奏，微薄的收入，大聪明无所用，又想过体面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精明而不高明”。所以，所谓“精明而不高明”，确属时代使然，而非上海人素质使然。
其二、守法与开拓
近代上海是中国法制相对健全的城市。上海人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比较遵守规则、尊重规范，并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上海人近代以来传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是商业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在近代史上，上海人是既守法又有开拓精神的，守法与开拓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近代上海有许多第一，都是开拓精神的体现。
1949年以后的30年中，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上海人已有的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传统，但是留给上海人开拓的空间不够。1980年代，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规范需破而未破、新规范将立而未立，正是需要开拓精神的时候，但是，中央对上海和广东等地实行不同的开放和税收政策，上海充当改革开放“后卫”，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交通、住房、污染问题严重，“甲肝事件”、“轮渡事件”，搞得上海人灰头土脸。这时候，上海人确实开拓性不够。客观上，政策限制；主观上，守法传统，都限制了上海人的开拓精神。
经济学家胡鞍钢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他以广东在19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转轨时代，上海人过于遵守规则，遇到“红灯”停下来而不是绕道走，自然会被指责为守法有余而开拓不足。
开拓有常态下的开拓，也有非常态下的开拓。社会发展毕竟常态时候居多，变动时候居少。当社会变革到一定程度，新的秩序建立以后，守法就变成常态下开拓的重要素质。开放初期，广东、温州等地一些企业可以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获取暴利，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那是非常态下的开拓，但是，到了现在，还那样做，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守法，就变成一种商业信誉，变成企业开拓的最重要素质。
制度化、规范化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素。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转轨是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新的规范最终是必不可少的，守规则、重规范的传统已经就变成上海人的优势。所以，外商一般认为， “与上海人谈判固然比较困难，但与上海签定的合同符合规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较高。统计显示，上海的外资企业成功率最高，达98%，居全国之首。八十年代末，连续3年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上海均占半数”。时至今日，上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上海人的守法，是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1994年春节在上海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个素质和品格，就包括上海人将守法与开拓有机结合的特质。
其三、冷淡与热情
上海人通常会被认为比较冷淡，不像东北人、山东人那么热情。上海人一般对与己无关的事，不大关心，与人相处，桥归桥，路归路，分清各自的利益。这种冷淡，其实是自主、冷静。这种“冷淡”与热情，不是上海人与北方人的差别，而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别。
第一、与城乡差别有关。城里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对陌生人，通常都比较冷淡。这是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异质性大、可信度低的特点决定的。即使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的人，决没有乡村小镇的人热情。一般说来，乡村小镇居民，活动范围小，相对空闲，接触人相对稳定，熟人比例比高，容易热情。大城市则相反。待客、交际需要时间，闲人易热情，忙人易冷淡。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迫使人们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系。
第二、与上海地位有关。近代上海是中国特大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业基地、科技中心，也是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但是，上海一般人的生活也很普通，工资不高，住房不大，工作紧张。内地人、乡下人对上海，有比较高的期望值，但对上海人生活的困窘、紧张不是很清楚。比如，乡下亲戚来到上海，总希望上海的亲戚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或者是名牌产品，或者是紧缺商品，或者陪他们旅游。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的轻纺产品及商业销售服务在全国首屈一指，独领风骚，有着很好的信誉。上海或常常被人成为皇帝的女儿。外地人来沪出差，亲朋好友总要地上长长的采购单，从糖果、饼干、奶油蛋糕，到时装、羊毛衫、皮鞋，乃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实际有吸引力的抢手货。
但上海的亲戚能够提供的非常有限。上海人人均收入在全国不如广东，也不如北京。这样，期望与实际之间就形成落差，上海人被认为比较冷淡也就很自然了。
第三、与来客频率有关。上海人大多数是外来移民，与内地、乡村人缘联系密切。“贫穷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上海人在内地、乡下的亲戚朋友相对多些。客多容易生怨，容易冷淡。特别是出生在上海的年轻人，对父祖辈的亲戚联系接触很少，共同语言不多自然冷淡。
这几条都是导致上海人被人认为比较“冷淡”的原因。这几条，说到底，不是上海人与内地人的差别，而是城里人与乡村人的差别。
当然，冷淡不是冷血，冷淡不是冷漠，不是对于一切他人、它事都冷漠无情。上海有那么多热心公益的市民，为慈善事业捐款的、给病人捐骨髓、支持内地教育的如查文红。当然，真正冷淡的人也有，这不只是上海，各地都有。不能把一般人的冷静视为冷淡，也不能把一部分人的冷淡视为上海市民的一般特点。
其四、小气与大气
上海人常常被认为比较小气，与朋友相处，锱铢必较，请客送礼，出手不大方。这也要做辨析，与上面所说的冷淡出于同一原因。
移民社会讲求个人自立，讲求奋斗，分清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上海人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赠馈，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施惠于人。送礼的象征性多于施惠性。这点，上海人最像欧美人。这在特别讲求亲缘、地缘的北方人看来，就是小气。这种小气，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理性。看似小气，其实是无求于人，对他人没有依赖性，恰恰是一种大气。相反，在那些出手大方的背后，常常有回报的期待，一旦没有回报，就会生怨生气甚至生恨，这倒是真正的小气。得人钱财，领人之情，代人做事，为人消灾，这在受施一方，也是有感情债务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无债一身轻，反而自如。这点，正是上海人现代性的表现。
但是，不用讳言，有的时候上海人的小气过了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那就不是理性而是吝啬、抠门了。
其五、争夺与谦让
近代上海是移民社会，居民之间一般说来关系简单，比较冷淡，如果成为邻居，容易彼此独立，互不往来，互不谦让，对一些公用地方，或者大家都不关心（公共卫生），或者互相争夺（如公用厨房、走道）。那时候，上海人争小也争大，在家里争，到外面也争，争市场，争原料，争技术，从国内争到海外。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生活空间越发小，住房小，交通挤，公用厨房内争空间，乘车抢座位，便司空见惯。
19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面貌大变化，住房大了，交通畅了，但争夺惯性仍然存在。乘车抢座位，购物不排队。与此同时，一些该争的地方，反而不争了，反而谦让了。比如，许多服务行业，拱手相让，上海人不愿到小菜场卖菜、经营理发店，不愿意扫马路、当建筑工人。上海人到外地、外国创业的更少。
争小不争大，该争不争，该让不让，这是当今上海人身上依然存在的负面精神。
化育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未来问题。对于如何培养和塑造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上海城市精神，我们提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强调化育。对于培育与塑造城市精神，用“化育”这个传统词汇更贴切。化育，一是化，教化、转化、涵化，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些负面的精神化为正面的精神，将正面精神由潜在的化为现实的。二是育，教育、培育。强调化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领导群体的垂范问题。上行下效，风行草偃，领导的行为是无声的示范，对于城市精神的培育有重要意义。
第二、加强法制。严格的法制，是化育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保证。近代上海租界的干净、整洁、有序是全国有名的。开始实行时候，也是阻力重重。比如，租界市政管理条例规定，市民倾倒垃圾，必须在上午9点以前，倒在规定的地方，以便清洁工及时清除，保持市容整洁卫生。可是中国居民多少年来都是随有随地倾倒，从无时间规定，也无地点规定。条例规定，行人必须靠边走，马车、人力车一律靠左行驶，开始人们也不习惯，因为多少年来都是在大路中心任意行走。条例规定，公共场所不得随地便溺，但积习难改的人仍屡见不鲜。租界当局对于违反者，严格执法。比如，随地大小便，轻者罚款，无钱就以工代罚，罚做苦工；严重的，带枷示众。如果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持之以恒，果然见效。加强法制，必须对执法者严加管理。执法犯法，是法制贯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租界当局对于执法的巡捕，有细密的法规和严格的管理。公共租界用印度人当巡捕，本身就有防止执法者与犯法者互相串通、沆瀣一气的意思。
加强法制，还要对法规广为宣传。租界当局将有关法规，曾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广为宣传。他们将交通法规编成顺口溜，到处张贴，并在报纸上连续刊载，使其家喻户晓。比如，“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简单两句话，对于提醒人们遵守交通规则，就很有作用。
第三、适当开启上海移民阀门，激活化育城市精神的机制。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形成一些积极、昂扬的城市精神，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移民人口。在国际著名大城市里，上海与纽约的特点最为接近。这两个城市都不是政治中心，都是经济中心，都是人口异质程度极高的移民城市。每群移民都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
第四、树立城市精神偶像。“海尔”成为青岛城市精神的载体，这给培育城市精神一个启发。上海评选的十佳青年，可否与城市精神培育联系起来？偶像也可以是一个团体，一个单位，比如，能否挑选某一家医院，或者某一个消防队，某一家企业，作为体现上海城市精神的偶像团体。这样，让城市精神形象化。
第五、强化城市精神意识。建议上海市政府将培育和塑造上海城市精神作为一个长期的文明工程来抓，制定长远规划，长期关注，长期宣传，不断完善，让城市精神内化到市领导的意识里，内化到普通市民行为中。总之，要让“强化城市精神意识”成为上海一个品牌。上海现在有了市花、市标，是否可以定一个上海城市节？西方许多城市有城市节，到那一天，放假，开大会，请友好城市、姐妹城市的代表来助兴，游行，演出，喝酒，狂欢，通过城市节庆典活动，强化城市认同意识。
城市发展目标 2020年，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基本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挥上海国际国内两个扇面辐射转换的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的共同发展。 主要标志： 1、基本形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城市功能布局。 2、基本形成符合现代化大都市特点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市域城镇布局，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共同构筑经济发达、布局合理的城市群。 3、基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全面建成环城绿带，形成郊区以大型生态林地为主体、中心城以'环、楔、廊、园'为基础的绿化系统和市域绿色空间体系。
4、基本形成
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框架。以'三港两路'（三港指海港、空港和信息港；两路指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体，建设一批衔接国内外的枢纽型重大工程；以'两网'（轨道交通网和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重点，形成市域内快速便捷的客货运交通网络。
5、基本形成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建设布局合理、环境洁净、配套齐全、生活舒适、交通便捷的居住园区。 城市发展方向 拓展沿江沿海发展空间，形成宝山新城、外高桥港区（保税区）、空港新城、海港新城、上海化学工业区、金山新城等组成的滨水城镇和产业发展带；继续推进浦东新区功能开发和形象建设；集中建设新城和中心镇；将崇明作为21世纪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
市域城镇体系 形成'中心城-新城（含县城，下同）-中心镇-集镇'组成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及由沿海发展轴、沪宁、沪杭发展轴和市域各级城镇等组成的'多核、多轴'空间布局结构。 中心城是上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市城镇体系的主体，以外环线以内地区作为中心城范围，人口控制在80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600平方公里。 新城是以区（县）政府所在城镇、或依托重大产业及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发展而成的中等规模城市。规划新城11个，分别是宝山、嘉定、松江、金山、闵行、惠南、青浦、南桥、城桥及空港新城和海港新城。新城人口规模一般为20~30万人。 中心镇是由市域范围内分布合理、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集镇，依托产业发展而成的小城市。规划朱家角、泗泾、周浦（康桥）、奉城、枫泾、堡镇、南翔及罗店等22个左右中心镇，规划人口规模一般为5～10万人。 集镇由现有建制镇根据区位、交通、资源条件等适当归并而成（现状约170个）。规划约80个左右的一般镇，人口规模一般为1~3万人。 中心村是在合理归并自然村后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环境优美、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较完善的现代化农村新型社区。中心村规模在2000人左右。 中心城布局 中心城空间布局结构为'多心、开敞'。规划按现状自然地形和主要公共中心的分布以及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合理调整分区结构。中心城公共活动中心指中央商务区和主要公共活动中心。 （1）中央商务区 中央商务区由浦东小陆家嘴（浦东南路至东昌路之间的地区）和浦西外滩（河南路以东，虹口港至新开河之间的地区）组成，规划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集金融、贸易、信息、购物、文化、娱乐、都市旅游以及商务办公等功能为一体，并安排适量居住。 （2）主要公共活动中心 主要公共活动中心指市级中心和市级副中心。 市级中心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以南京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四条商业街和豫园商城、上海站'不夜城'为依托，具有行政、办公、购物、观光、文化娱乐和旅游等多种公共活动功能。 
副中心共有四个，分别是徐家汇、花木、江湾-五角场、真如。徐家汇副中心主要服务城市西南地区，规划用地约2.2平方公里；花木副中心主要服务浦东地区，规划用地约2.0平方公里；江湾-五角场副中心主要服务城市东北地区，规划用地约2.2平方公里；真如副中心主要服务城市西北地区，规划用地约1.6平方公里。 产业发展规划 1、产业发展 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全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以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高层服务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积极拓展国内与海外市场，提高产业外向度，基本形成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综合实力与服务功能。 2、产业布局 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整体发展出发，按照地域紧密度和产业关联度，合理布局产业，集中集约发展。市域产业布局共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城市内环线以内的地区。以发展第三产业为重点，适当保留都市型工业。 第二层次：城市内外环线之间的地区。以发展高科技、高增值、无污染的工业为重点，调整、整治、完善现有工业区。 第三层次：城市外环线以外的地区。以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重点，提高经济规模和集约化水平，集中建设市级工业区，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和郊区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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