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美国当代上流社会解读》
　　【美】约瑟夫·艾本斯坦
　　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徐志戎
　　
　　约瑟夫·艾本斯坦，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算得上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分子。钱也够花，开的车是四万五千美元的捷豹。儿子还考入了斯坦福，让他觉得倍儿有面子，每逢和别人说话，他总是处心积虑，“不经意间”提一下他那正在斯坦福读书的犬子。按说，混成这样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一直为无法进入美国顶级阶层而耿耿于怀。因为，要想成为一名“美国贵族”，首先一定得是个wasp———祖先是新教徒的美国白人，如果祖上碰巧还是个圣公会成员，那就再好不过了；其次，还得出身于常春藤盟校。艾本斯坦念的是芝加哥大学，虽说芝大也非常不错，却不在常春藤盟校之列。更糟的是，他还是个犹太人。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势利》。在书中他恶狠狠地说：“那些对自身现状不满又不肯和自己和解的人，最容易变成势利眼。”这句话让人不禁莞尔。因为，被势利眼伤害，实在是很像经历一场风流韵事：如果甲乙两方有一方不解风情，事件也就无从谈起。
　　作者专门拿出一章的篇幅，试图给“势利”下个定义，但任何一个表达个体主观感受的字眼儿，解释得越吃力，结论就越模糊。所以关于snobbery这个词的定义，我化繁就简，翻了一下现代英汉大辞典。解释有如下三条：摆绅士架子；谄上傲下；假充内行。
　　“谄上傲下”这一条，意料之中，无需多言。“摆绅士架子”这一条，艾本斯坦从词源学方面给出了解释：“snobbery出自拉丁文的sine-nobilate，意指缺乏感情和思想上的高贵，取词首即为snob。在某些官方语言中，尤其是在大学里，势利眼和绅士相对，常指普通人。”当下通行的汉语，似乎并不把“普通人摆绅士架子”归入势利眼儿的范畴。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假充内行”这一条。但是细品一下，却深得其味。事实上，高级的势利，都是通过一种巧妙的否定式来完成的。它既含蓄又真诚，完全不需要虚构事实。比如，我作为一个非音乐专业人士，可以对你说我欣赏不了巴赫，然而我要是说欣赏不了勋伯格，就过分了。前者，是平实之论；而后者，虽然也是大实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假充内行”式的势利眼行为。其效果，类似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感慨说“三角函数真难呀！”言外之意，他的数学水平已经到初二水平，只是还没达到初三罢了。
　　与这种“假充内行”异曲同工的，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不势利的势利”。比如，英国女王出于感激，欲册封麦克米伦为爵士，并授予他嘉德勋章，不料却遭到拒绝。这位前首相说：“这些称号不适合于一个苏格兰高地小农庄佃户的曾孙。”“反势利”，艾伯斯坦说，“可能比势利本身更难剥皮现身，因为它源于对势利的厌恶，同时也将自己的优越感强加在势利之上，所以它本身也有势利的嫌疑。”照他的这个说法，如果你在别人面前大声宣称“我可不是个势利眼儿”，这恰恰就是一种势利行为。
　　虽然艾伯斯坦也注意到，贵族阶层垮掉之后，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辨，但是势利，却在这些暧昧潮湿的地带茁壮成长，变得比以前更多，而不是更少了。但是他并没有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书中，他罗列了职业、艺术品味和时尚、名校、俱乐部和餐桌等等方面，甚至还谈到了可怜的美国人对于古老欧洲文化的势利。他面面俱到地罗列细节，而那根串起细节的红线，却付诸阙如。这仍然要归因于定义上的含混不清。
　　在我看来，越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势利眼儿的行为就越是普遍。其原因，如阿兰·德波顿所说，乃是源于一种“身份的焦虑”———价值观越是多元含混，标注自我身份的焦虑也就越严重。这种焦虑所引发的症状，即是不断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冲动。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却是因对身份丧失的恐惧，所产生的自我标注的强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势利的重点就在于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这个定义，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肯花大钱买名牌内裤。或者有的人，在单位时，并不拒斥与同事一起喝一杯速溶咖啡，独自在家却坚持从研磨咖啡豆开始，花40分钟为自己煮一杯“能喝的咖啡”？这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势利。其重点，却是“在于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罢了。
　　
　

《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郭国灿/著　香港三联书店　2007年5月版

　　香港这十年
　　从2003年7月起至今，内地因素构成了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帮助香港从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现繁荣。
　　
　　(严飞)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回归十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的专著，在近500页的篇幅中，作者采取了纵贯的分析思路，通过截取每一个时间段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九七回归、亚洲金融风暴、网络科技热潮、SARS、经济通缩、财政赤字、CEPA施行、港人北上消费潮、边缘化危机等，巧妙地将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镶嵌于一个W形经济轨迹模型之中。
　　在作者看来，香港回归十年的经济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的收缩与扩张相交替的周期性波动，而W形经济轨迹模型正好概括了这一周期性波动的特征。W形的两端是香港1995年-1997年与2003年-2006年的两次经济繁荣期，中间是2000年前后一段恢复性增长的经济“小阳春”，两个底部则是1998年至1999年和2001年至2002年构成的经济衰退期。
　　这十年来的第一次经济繁荣，得益于九七前后的“回归”效应。“香港回归”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感满足，以房地产、金融以及私人消费为主要动力，大量资金流入楼市、股市，特别是那些具有“中国概念”的红筹公司、H股公司，股价更是被连番追捧，带动着香港股市在恒生指数和成交量上屡创新高。
　　谁也没有预料到，考验同时而来。1997年7月2日，回归后的第2天，亚洲金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并于同年8月波及香港。港府在确保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不变的同时，意欲通过资产价格全面下调、经济通缩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恒生指数一度狂泻至6600多点，很多中产一夜之间沦为负资产，1998年更是出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用作者的亲身感受来描述，就是“1998年春节后第一次开工，车行在吐露港公路上，往日交通繁忙的车道突然变得空空当当，冷冷清清”。
　　2000年前后，多方面利好消息接踵而至：香港成功争取迪士尼乐园落户，亚洲十个最大经济体经济全面复苏，中国与美国达成入世协议，加之全球性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影响，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这股恢复式反弹被作者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小阳春”，因为它所持续的繁荣时间短暂，反弹快，同时下降也快。事实上，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此时才刚开始，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是刚刚起步，尚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资产缩水、通货紧缩、高失业率等问题又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可谓是为随后的再一轮衰退埋下了伏笔。
　　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爆发，全球网络经济神话也随之破灭，这对于十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香港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在香港内部，由于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财政赤字高企不下，加之2003年SARS袭港，还有港府的一些政策失误，外忧内困之下，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到严重的不景气之中。
　　作者将这一轮的经济衰退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并且鲜明地指出，香港社会及香港人心态的变化，是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如果说在第一次衰退期间，香港人还只是失望和怀疑，并随着2000年前后的新经济网络热，很多人在股市中解套，因此对香港前景仍有憧憬，那么到了第二次衰退时期，大量的降薪、裁员、失业、破产和负资产大军的涌现，香港社会已经陷入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气氛当中。而与此同时，内地经济的欣欣向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迫使香港人开始放弃持续了30多年对内地的优越感。悲情意识之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北上消费、置业，乃至工作、定居从此成为潮流。
　　正是在后金融危机、公共卫生等问题汇聚于2003年的关键时期，中央开始实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旨在为香港本地货品、中小企业和个人进入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提供优惠。
　　作者认为，从2003年7月起至今，内地因素构成了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帮助香港从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现繁荣。据港府统计，至2006年2月，CEPA已为香港创造出超过2.9万个新职位，新增54亿港元服务收益和55亿港元资本投资额，帮助失业率从2003年8.6%的最高位回落至2007年2月底的4.3%，是自1998年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004年至2006年也分别达到15,102亿港元、16,235亿港元、17,343亿港元、年增长率分别为8.6%、7.5%、6.8%。世道畅旺之下，香港人的消费信心指数持续增加，过去那种愁云惨雾之心情也一扫而开。
　　虽然目前香港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增长期，但是W形的经济轨迹是否会继续重复？如何拉长W形末端的曲线，使其成为一条呈上升趋势的直线，让香港从“重现繁荣”走向“持续繁荣”？作者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香港需要在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性城市比较中清楚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重新定位。香港目前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基金管理、债券市场，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扩大人民币业务等方面，依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该善加利用，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其次，香港的发展策略需要提升为国家策略，国家应该以CEPA和QFII为平台，继续优先向香港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让香港金融市场参与者走进内地，同时，通过QDII允许内地投资进入香港资本市场，使香港成为中国资本输出的首选地和桥梁；再次，作者提议，要构建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以此达成一种有效的共赢战略，引领香港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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