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在大学里学经济学时，对假设、曲线的移动和数学推导没有什么感受，逐渐丧失对经济学的兴趣。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从一些问题入手，渐渐感到经济理论的重要价值来。以下是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个人感悟，虽有疏浅之虞，但全是真实感受，姑且记录于此。 　　 　　一、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陈岱孙老先生曾言，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多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感此言之真义。例如，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国自主降税时，经济专家们纷纷预测，即进口将大幅度增长，对国内造成冲击，但是次年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预测；2002年是我国入世后的首年，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我国出口困难、保持贸易平衡难度很大等，但是当年却出现了我国出口增长22%、顺差300多亿美元的“意外情况”，对此一位善于自省的官员曾说：“今年绝大多数专家在中国入世的问题上交了白卷”；2003年也是如此，当出口退税率下调时，各界对2004年出口的预测都很低，但全年出口可能增长30%左右，人们又预测错了。多年来，我也经常看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如IMF、世界银行等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但每当过一两年再来看这些预测时，绝大多数都不准，原因在于：不少预测都是按教科书式的直线思维和臆断。也有聪明的人，如金融家索罗斯所言：“我从来不做短期预测”。 　　上述现象，使我对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如此容易“犯预测错误”产生了深思。也许，经济学在转往“科学化”道路的时候，形成了直线思维和决定论，好像从A就能推导出B。但是，经济生活的现象世界是千变万化的，许多因素无法在经济学公式、纯理论甚至过去的经验中得到体现；现实中任何一个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起作用，就可能使结果大相径庭。因此，不少经济学家们的议论往往容易脱离真实世界的现象，理论内部相互循环，许多命题甚至是伪命题或假命题，容易使经济学变成自言自语的学科。 　　以我国经济改革为例，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的是“试错法”，也就是一个政策先试点，发现错了马上再改。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没有经济理论的指导。否则，中国也可能同样是“华盛顿共识” 的牺牲品，也不可能由拉莫提出“北京共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苏联的改革在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指导下，基本上是失败的。 　　经济学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与人们的真实生活最为贴近，好的理论的指导意义十分重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研究方法向其它领域延伸，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我国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致用”的特性还不明显，学术与经济政策、企业实际运营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沟通，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往往在学校、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之间穿梭供职，使其理论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芝加哥学派除外，他们更注重纯经济学研究，且得诺贝尔奖学者较多）。如果我们能适当调整学习、研究和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更贴近现实世界的景象，也许经济学“致用”的特性会得到更完美的体现。 　　 　　二、经济学要努力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 　　 　　经济学致用的表现，就是能更接近经济生活的现实。近年来追随张五常的人很多，对其观点和做法批评的人也甚众，我却独对其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甚为相得，如他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所言，要从解释经济现象出发，从可观察有真实世界出发，而不是仅仅从几个经典的理论术语、概念出发；他对所有理论的态度很明确，在解释世界的时候用得着的就拿过来用，用不着的就放弃，有问题而又可以用的就加以改良，理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很多青年开口闭口都是理论，问题的关键是理论要能用来解释世界，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很多学者总是要解释从未发行过的事或真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现象。 　　受过“正规”经济学培训的海归派学子对数学模型很有经验，但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实践中，也更认识到符合中国特色与现实的重要性。如林毅夫认为，要以现实为基础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真正对理论的贡献来自于对现象的观察，从现象当中抽取理论，这才是原创性的贡献……在美国有着高度分工的经济学界，有5万个经济学家，而美国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研究，因此，到处都在比技巧，这有点象中国的唐诗宋词，早期的特别有生命力，到了中晚期就都讲技巧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新的境界可以写，大家就只好斗技巧，一斗技巧就没有生命力了。我觉得美国经济学界现在遍地是在玩技巧，这种玩法正在使美国的经济学丧失原创性”（2002年5月）。林进一步阐述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要严格检验那些依照理论逻辑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不管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与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才可以暂时接受；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 　　由于经济学的理论很可能被转化成政策，对人们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且经济政策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或其它因素搅在一起，因此，它变得往往比理论更为复杂，更易变化。“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2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原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参赞杰弗·拉比（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原英国驻华使馆一秘彼德·伍德（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博士）在10年前批评一些中国人照搬西方经济学时曾讲：“美国经济学家为了反对马克思，所以反对�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学�。现在他们存在两大倾向：一是把经济学数学化，二是把经济学非政治化。其实，还是应该要‘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现象与理论的悖离中，产生了一些“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不少人甚至可以象下赌注一样进行预言类的投机，如张五常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只管瞎说好了，说对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一些学者便因预测的精确而声名鹊起，比如，1994年11月保罗.克鲁格曼因在《外交》杂志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将亚洲国家的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与前苏联做了对比，对亚洲的繁荣泼冷水，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时，克鲁格曼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人们景仰的先知先觉。 　　然而归根到底，经济学始终脱离不了其巨大的实践性。陈岱孙先生教导其学生刘姝威：“现在经济理论与实务之间有一条沟，需要有一座桥，把经济理论与实务连接起来。我希望你能够做这座桥”。林毅夫教授在论述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时说“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总体上看，经济学走的是一条“假设�演绎�检验” 的道路，萨缪尔森说他主要是个理论家，但却首先并最终忠于事实，最终影响科学家决定的是现实存在的经验事实；赫伯特.西蒙认为，理论之间竞争的获胜者，不是由于行文优美、政治影响或能成功地说服了外行人，而是因为它与事实符合；阿莱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一种理论只有与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时才是有效的，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 。因此，经济学研究需要时刻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时刻经受实践的检验。 　　 　　三、数学方法的合理应用：数学只是工具 　　 　　数学工具引入确实对经济学科更成为一门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被认可和接受）”。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平铺直叙难有说服力，但他用数学推导的结果让人一目了然，充分显示了数学的魅力。但是当教师在用数学推导福利经济学定理的时候，我就很茫然。因为它需要推导的结论是感觉类的东西，需要人们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学符号能够推导出来的，它已经超出了“科学思维”的范畴。又比如，常见一些学者计算相关系数，单纯从数学来讲，任何两个时间序列的变量都可以算出相关系数来，而且可以相关性极度大。比如，近15年来一个成长中的小孩的体重与同期我国GDP数量，就可以得出相关性很强的结论，但我们知道它们根本无关，这种结论是荒谬的和无意义的。 　　经济学数学化不可逆转、争论太多。虽然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类书籍的激烈批评，数学化的倾向却不可阻挡，否则就会丧失与主流经济学者的对话权。如果按照现在的选择标准，亚当斯密等论文不可能在我们的《经济研究》上发表，因为他们讲的都没有足够的数学依据，没有严密的论证，没有一个模型。因为在经济理论数学化过程中，人们容易忘记了一个根本的真理：绝大多数思想或观念是根本不可能数学化的。试举几例： 　　萨缪尔森：二十岁时就预见到了计量经济学会大发展，从而减少经济学理论中的不确定性，然而痛苦的经历告诉他，对计量经济学必须抱有极大的警惕，因为评价一项计量研究需要另一项计量研究。 　　阿莱：计量经济学对幼稚的人来说是科学的理论，但它们通常只是空壳，滥用数学经常产生大批伪理论，毫无真知灼见。 　　罗志如：被北大后学誉为“读书最多、最认真、最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他赞同熊彼特的理论、历史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认为经济学要用数字说话，强调数学工作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数学仅仅是一种工具，要掌握统计分析方法必须有数学功底。 　　黄有光：在华人经济学者圈中有名，他虽极赞成数学方法，但认为“在研究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前景时，除了要尽量应用最好的经济分析方法与有关的数据外，也要靠直觉与常理来协助。” 　　钱颖一：数学对经济学非常有用，而且越来越有用，但是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工具，数学与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最终是经济学的想法决定一篇文章，而不是数学推导；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其理论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 　　余永定：要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把握，“不仅需要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而且需要正确的直觉。这种直觉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历史感，同时也来源于创造性思维”。 　　林毅夫：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现在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用数学来表达经济学。其实数学是工具，数学本身没有思想；实际上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内心明白，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你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但是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当时十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 　　因此，在处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过程中，始终应注意的一点是，数学只是工具，是用来为论证思想观点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四、经济学的人本主义观 　　 　　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关于人的论述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生产要素。与资本、技术等一样，是任意配置的要素或资源。（2）劳动力。与资本一样，要算劳动力的成本，算其价格-工资，与资本的价格-利息、土地的价格-地租等相并列。（3）人力资本。特别是新增长理论中，由于知识抬高了人的地位，把它作为极具有生产效率的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甚至将这种经济称为知识经济。不论是何种经济理论，都是把人作为一种生产或经济的工具或手段，是受资本支配的、为资本作搭配的一种必要生产或经济工具，都是把利益置于价值观之上，根本不谈其如何生存，当然更不谈价值与道德等问题。比如，2002年在美国一连串公司会计丑闻后，索罗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美国文化认为成功是最关键的问题，这是你真正必须依赖的唯一准则。因此任何事情都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你成功，尤其是在金融方面成功，你就能赢得别人的崇拜、尊敬，但美国文化缺乏的是道德原则。” 　　然而，现实社会却要最终把人放在核心地位，从资本论转到人本论。因为人不可能象资本那样自由配置，因为一方面人是生产要素，即劳动力（L），并含于生产函数Y=F（K，L）之中，以及后来所说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方面，即人是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的主体，他（她）是活着的人并随时要吃饭生存，故而不能象资本那样随意配置。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企业严重亏损导致资不抵债需要破产，资本所有者的财产可以没有了，劣质“资本或资产”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但企业的工人还得活着，不能作为“劣质人”被淘汰掉，所以必须将传统分析或主流经济分析中对要吃饭生存、作为主体的人的忽视，彻底纠正过来。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发现国际分工理论的根本缺陷所在：即忽略了英国的酿酒工人或葡萄牙的种麦子的农民如何生存的问题。 　　历史上看，经济学上如何对待人？基本上可归为两类。一是重物轻人，或曰资“本”。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致富为目的，如重农学派杜尔哥研究《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斯密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著作中的劳动者、工厂主、销售商、经纪人、“鲁宾逊”等，无非是没有感情、失去人性的“经济动物”或理性人。此后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维克塞尔、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等，对人的问题尽管有新见解，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中物质财富始终是主线、人只是辅助，即“物主人辅”。二是重人轻物，或人“本”。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更注重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关系：把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我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恩格斯也曾针对古典学派而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低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资本论》中主要有两种人：一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家，二是资本家“剥削的人身材料”的雇佣工人；这各关系既体现了一种经济利益分配，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而且，马克思还以人为尺度，按“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划分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最后的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关于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我国学者刘可非提出过“人本市场经济”的构想，他试图将经济和文化、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分配、计划与市场、私有与公有等结合起来，从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主体、现存的经济制度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经济问题的深层关系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等角度，来缶扬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我认为，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与客体，既是生产手段，但人最终会体现为主体，有生命、有生存权，这与“死”的资本完全不一样。在现实中，我想举人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三个例子： 　　（1）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等理论观念不一致的，是把人从要素和工具中解放出来的做法。 　　（2）经济与人的快乐和幸福的关系。正如黄有光所说，“金钱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最重要。因此，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是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反映了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和幸福，即“以人为本”。 　　（3）从人的生存、人们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角度，就容易理解国际贸易领域最真实的现象：即世界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时时刻刻相伴相生；从历史的长周期看，贸易自由与保护主义的抬头存在一定的交替状态，没有任何国家实行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自己国家不利或对自己国家一部分人不利时，往往都采取保护手段。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就业和利益再分配等问题，人不能象资本等资源被淘汰掉或容易重新配置与转换，自由与保护之争，国家贸易战略的选取与推行，WTO的无尽争吵，无一不反映着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利益分配之争。

（杨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