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七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之八：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绿皮书指出，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正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中新社6月15日)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二元经济模式。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的强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而且，刘易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工资水平比农业大约高30%左右。因此，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任何劳动力数量，即存在劳动无限供给的状况。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在第一阶段，无论劳动力的需求如何扩大，总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力。在第二阶段，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后，劳动力也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再固定不变，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开始在两个部门之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新的阶段，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将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重工业化”是一个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的过程，资本无疑是首要条件。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低工资制有着肥沃的生存土壤，而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尽可能多地引进外资、增加财政收入，也会做出“媚商”之举，以至漠视产业工人的待遇。不久前，《劳动合同法》草案在上海征求意见，上海一家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曾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中国的劳动力不能永远廉价下去，如果引进外资不能给广大国民带来看得见的福利，那么，引进外资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学界，对“低工资制”的批评由来已久。所谓“低收入低得无理，高收入也高得无理”，可以说，贫富之间的鸿沟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已有1.4亿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的高付出、低收入，造成了空前的高剩余价值，也极端地挤走了社会的总需求。说到拉动内需，在中国这个有着八亿农民的国家，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潜力最大的无疑是农民、农民工。在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农民不敢花钱，是因为“农民没钱可花”。可见，农民工挣钱有多难，市场消费就有多难启动。现在，劳动力短缺时代的来临，正是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拉动国内特别农村市场需求的一个最好契机。

　　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预见，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企业所承受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痛苦阶段。面对比较优势的丧失，政府和企业又该如何将劳动要素禀赋形成的潜在优势延长呢？显然，保持成本优势最优的办法就是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我看来，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转变政府职能，杜绝腐败，降低公共产品的服务价格，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低梯度地区应尽快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三、制止重复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整顿运输秩序，降低运输成本。四、延伸产业价值链，培育新的产业优势，尽快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间还是学界，对“低工资制”的批评由来已久。所谓“低收入低得无理，高收入也高得无理”，可以说，贫富之间的鸿沟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已有1.4亿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的高付出、低收入，造成了空前的高剩余价值，也极端地挤走了社会的总需求。说到拉动内需，在中国这个有着八亿农民的国家，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潜力最大的无疑是农民、农民工。在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农民不敢花钱，是因为“农民没钱可花”。可见，农民工挣钱有多难，市场消费就有多难启动。现在，劳动力短缺时代的来临，正是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拉动国内特别农村市场需求的一个最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