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分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逐步完善新中国建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从而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制度特色和时代特色。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五点：

第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

第二，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的强而有力的管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

第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第四，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第五，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两大特征，一是垄断资本主义财团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二是垄断财团控制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两大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社会化客观地要求某种中央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某种统一的集中的管理和协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只能采取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了资本主义垄断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且在公有制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建立了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的障碍，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有可能更科学，更有成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更适合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特殊地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推行的是以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本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需要一种特殊的国家管理色彩更加浓厚的宏观经济体制。只有借助于强而有力的国家管理，才能集中国力尽快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保护国内市场，保护民族工业；才能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防止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一言以蔽之，只有借助于国家管理，才能使公平和效率兼而得之。

三、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

从长远来说，即对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言，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丰富的内涵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能概括，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包容。理由是：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国民经济计划虽然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灵魂，但是并不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部特征。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除了计划这个最重要的内容以外，还有财政、金融、汇率、法律、价格、行政等多种手段。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除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以外，还有所有制、分配、基本经济规律等项，也非计划一项所能囊括。至于通常所说的与计划相对而言的市场，如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则主要是指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亦即市场自发因素的调节作用；如果视为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那只是商品流通的代名词，并不能将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在内。而且，与生产相比，市场或流通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将我国经济体制称为计划经济，有以偏概全之嫌；而称为市场经济，则不但是以偏概全，而且是舍本逐末。

第二，在国内外文献中，市场经济这个术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第一种涵义相当于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是一个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概念。第二种涵义是指国民经济的自发的调节机制，其调节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非政府单位，主要是企业和居民。在这种涵义上，市场经济是一个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相对而言的概念。第三种涵义是指基本经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出版的文献中，通常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为市场经济，而将社会主义经济称为中央计划经济。例如，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对世界各国作如下的分类：

世界（World)

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

发达市场经济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

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

这里的中央计划经济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这里的市场经济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其中发达市场经济指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经济，而发展中市场经济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

第三，在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中，市场和市场经济被视为同一个概念，并且是在上述三种涵义的前两种涵义上加以使用。邓小平同志说封建社会就有市场经济，显然是指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则从来都是指的第二种涵义上的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来没有将市场或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经济体制。

我党“十四大”决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基本制度密不可分的，实际上与经济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第二条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改革。由此可见，我党“十四大”决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属性。

邓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那么，从这一著名论断中应当得出什么逻辑结论呢？尽人皆知，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刚由资本主义经济脱胎而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存在广泛的商品货币关系，即存在市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早在50年代已经解决。问题是“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则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老故事，而是战后时期产生的新现象。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时期。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只有企业内部的计划，并没有宏观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计划是战后时期出现并普遍发展起来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的物质前提。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精辟地指出，计划经济是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对而言的。因此，无论从理论的逻辑还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说，“计划经济”乃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

我国有的理论家喜欢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属性，反对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理解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例如，有的学者写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少人实际上是把它理解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又回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前的争论中去了，即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其实，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属性的。”[1]

实际上，在上面提到的三种涵义的市场经济概念中，无论从哪一种涵义上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世界上也只有历史的具体的市场经济，而没有什么抽象的不具有社会属性的市场经济。这种抽象的市场经济是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凭空杜撰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而鼓吹市场经济一般，回避历史的具体的市场经济形态，乃是马克思当年所痛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一贯伎俩。这类资产阶级学者的目的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的剥削本质，麻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偏概全，分别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来称呼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回避姓‘社’姓‘资’的社会属性，目的也在这里。我国的某些理论家拾西方经济学者余唾，鼓吹市场经济一般，目的也在于用市场经济一般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改革意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的理论家一方面鼓吹“没有市场属性”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竭力宣传其一贯的主张，即用私有企业取代国有企业，实质上是反对建立在国有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鼓吹建立在私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这类理论家所谓的市场经济没有社会属性的说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难道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建立在国有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社会属性上没有区别吗？

第四、主张抽象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极力鼓吹一种观点：国有经济甚至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兼容，主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准确地说是改掉）国有经济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这类理论家的理论有两大破绽。第一个破绽，在这类学者看来，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市场经济的性质不是由该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所决定，而是相反，所有制关系由市场所决定。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所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是犯了削足适履的逻辑错误。第二个破绽，这类理论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容纳私有经济，不能容纳国有经济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等于宣布，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代名词罢了。

自由派理论家对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避之犹恐不及，对西方一些模棱两可的术语却趋之若骛。例如，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术语，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机构的政治术语。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将全世界的国家分为三栏：发展中经济、发达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其中发达市场经济指的是OECD国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指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因此，在西方政治经济术语当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具有鲜明的基本经济制度含义。市场经济专指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专指社会主义经济。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后，这类报告将苏联东欧国家改称过渡经济国家，也有称为转轨经济国家的。奇怪的是近年来我国某些经济学家也时髦地并且固执地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为转轨经济，或转型经济，从而与资本主义改革取向型经济混为一谈。

第五、向市场经济过渡，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搞转轨经济，过渡经济，诸如此类的提法，都是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强行兜售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模式的基本口号，也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口号。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将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势力鼓吹的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实地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混为一谈，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严重的混乱和巨大的损失。对此，我们一定提高警惕，一定要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的社会主义本质，决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更不允许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搞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的烟幕弹。

有的学者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反对宏观资源配置以政府及国民经济计划为主导，实际上是鼓吹国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例如，《交锋》一书说：“计划经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说明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持续地不断高效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难道不是山穷水尽?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能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即选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1958年，这一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强化定型，长期实施而且越来越“纯”，直到70年代末。”“全世界的实践表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把经济搞上去的。”

有的学者说：“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1995年一篇题为“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报刊文章写道：“政府及其计划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早已不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生长的要求、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5]

这类观点远比西方凯恩斯主义落后，也落后于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早在30年代，凯恩斯就指出，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在战后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从而开始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时代。资本主义从不知国民经济计划为何物的自由放任时代向制订和实施各种类型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时代过渡，从一个侧面说明，由政府按照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宏观资源配置乃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非是实施更严格更广泛的国民经济计划罢了。其之所以更严格更广泛，是由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管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事物，决不可随意否定。

市场经济有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之分，其基本区别在于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的不同。古典市场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微观单位，即企业和居民。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宏观单位即中央政府。现代市场经济又有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由此决定政府在宏观资源配置中所采取的方式和作用的强弱程度亦有所不同。现代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垄断资本私有制为特征。政府在宏观资源配置中多采用间接的方式，作用也比较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国有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为基础，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政府在宏观资源配置中所采取的方式更为直接，范围更为广泛，所起的作用也更加强而有力。抽象地谈论市场经济，抽象地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抹煞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征，否定政府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宏观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有五个层次，即中央综合经济管理机构、各主管部委、各大经济区、各省市自治区、企业集团。

1、中央综合经济管理机构实行大委员制，由各主管部委的第一把手充任委员，由国务院总理或常务副总理直接领导。中央综合经济管理机构握有计划、财政、金融、对外贸易等项大权，统辖和协调各部委、各大经济区、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活动，统一调动各种政策手段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服务，从而克服政出多门的某种无政府状态，解决多年存在的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纠葛。

2、专业部委负责本部门的发展规划、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的研究制订和实施，除铁道、航空、邮电通信等特殊部门以外，一般不直接统辖和管理本部门的企业，特别是不得干预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各主管部门应适当加强综合性，不宜分得过细。例如，交通、铁道和航空似宜合并为交通运输部，煤炭、石油、电力似宜合并为能源部，石油化工似宜并入化工部。

3、建立各大经济区的经济管理机构。大区只具有经济管理职能，不具有其他行政职能，从而与50年代我国六大行政区的职能有重大的区别。作为区域经济的管理机构，大区经济管理机构是中央综合经济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负责本区经济发展的规划、组织和协调工作。

4、各省市自治区负责本地区的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制订，特别是负责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公益事业的兴办，一般不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不得干预跨地区的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

5、组建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特别是要大力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企业集团的组建、发展规划的制订主要由各专业部门负责，日常经营事务的协调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从而既消除部门分割，取消条条专政，又打破地区封锁，克服诸侯经济，建立和巩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6、建立各种同业公会之类的中介组织。同业公会的基本职能是服务企业，协调企业经营。

五、计划、财政、金融、价格体制改革

（一）计划体制改革

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二，一是在计划的制订时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二是在计划的实施时确保计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取决于计划制定体制的民主化。集中专家学者、计划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群策群力地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

2、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改革的方向是以弹性计划为主，而不是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这两个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以私有制垄断企业集团为主，同时存在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一般地说，指令性计划主要施之于国有企业，而指导性计划主要施之于私有企业。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依然以私有企业特别是私有垄断企业为主体，因此，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特色是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这种计划体制显然不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系以国有经济和其他公有经济为主体。我们应以刚性经济计划和弹性经济计划两个术语取代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个术语。刚性计划确有把握实现，因而不留回旋余地。弹性计划只是大体上精确，具有一定浮动范围，留有回旋余地。但二者都具有法律效力。弹性计划既有灵活性，又有严肃性，而指导性计划只有灵活性，没有严肃性。因此，我国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以弹性计划为主，而不是以指导性计划为主。

3、拓宽国民经济计划的涵盖面，使之覆盖国民经济的所有成分，所有部门，覆盖全社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概莫能外，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二）财政体制改革

近年来我国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但弊端甚大，一是形成地方分割，诸侯经济，二是使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无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还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都处于极为窘迫的水平。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财政手段上升到首要的位置，形成以宏观财政手段为主、宏观金融手段为辅的格局。我国近年来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财政手段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金融手段的重要性大大上升，逐渐形成以金融手段为主、财政手段为辅的局面。国库空虚，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欲求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之强而有力，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渐废止地方财政包干制，巩固和完善分税制，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使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第一步上升到我国历史中上的最高水平（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第二步上升到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大力整顿和优化财政支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渐恢复财政手段对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的首要地位。

（三）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案是将专业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同时组建政策性银行，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三个层次的金融体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近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似应注意如下四点：

第一，防止和克服金融体制的混乱状态，对各类金融机构严格管理，形成一个严整有序的金融网络。严格控制非银行机构特别是企业金融机构的建立，严格控制企业直接融资，贯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方针。

第二，社会主义商业银行应当区别于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不应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的经营目标。社会主义商业银行应当在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载体和手段，在此前提下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逐步废止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地方银行的作法，改为建立地区性金融中心，借以突破地方行政藩篱，促进资金在全国范围的流动。

第四，在城乡广设储蓄金融机构，建立遍布全国的储蓄机构网络，进一步促进我国储蓄事业的发展。

（四）价格体制的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的焦点的是要不要国家对价格进行管理的问题。这里有四个要点：

第一，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比价体系，而不是简单地改变价格形成制度，建立纯粹或主要由市场自发地定价的体制。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垄断占优势的经济，而不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在当代，市场自发定价只会形成垄断价格，而不会形成合理的比价体系。因此，现代价格制度的特征是国家对商品价格特别是对重要商品的价格进行直接间接的管理，任何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存在完全放开的价格体制，不存在自由放任的价格。因此，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实行价格放开。。

第二，科学的合理的比价体系是建立在生产价格基础之上的。生产价格等于行业成本加平均利润。建立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比价关系将保证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和平均资金利润趋于均等，从而消除部门、行业之间苦乐不均的现象。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尚未实现，基于生产价格的工农产品比价格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必须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

第三，国家价格管理的关键是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劳务的价格进行严格的管理，从而从根本上控制全国的价格秩序。所谓一步到位的盲目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只会带来国民经济混乱和政治动乱，因而是极其危险的，不可取的。

第四，价格改革成功的标志有二，一是形成合理的比价体系，二是保持总的物价水平的稳定。不能把价格放开的商品种类的多少作为价格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

（五）市场体系的改革

1、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本质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在流通领域中体现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同在生产领域中一样，其主流也是一种又合作又竞争而以合作为主的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关系，与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均应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

2、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市场体系问题上，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除了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性质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生产要素市场问题。在所谓生产要素市场问题上，应当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生产要素市场这个术语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适用生产资料市场这个术语。因为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和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不是买卖的对象，只有生产资料是商品。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适用生产要素市场概念，而社会主义经济宜于采用生产资料市场概念。

第二，资本的实质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同样不适用。准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非主体地位的私有制经济，而不适用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第三，对于带有浓厚的投机性质的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应当严加控制

3、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提法问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出现劳动力市场的提法，尚未直接出现劳动力商品的提法，但许多官员和学者已从《决定》中劳动力市场这个术语引申出劳动力商品的提法。准确地说，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颁布以前，某些人士早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的主张。《决定》颁布以后，这些官员学者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是商品的理论辩护。

有的学者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就是说，劳动力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价值同样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力市场”。“承认劳动力市场则意味着承认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并不等于劳动者是商品”。“我们讲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是就工人阶级整体而言的，劳动者个人并不等于劳动者集体”。[6]

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商品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历来是十分敏感的争论焦点，它牵涉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界限问题，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不是商品，至少有两条基本理由：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

其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受劳动力价值法则支配，而取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进入工资，供增加消费；另一部分用于积累，扩大再生产，把蛋糕做得更大。前者是为了劳动者的当前利益，后者的为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有的学者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是商品这一理论辩解，说劳动力是商品不等于劳动者是商品。殊不知劳动者是商品乃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因此，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品是区分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与奴隶制度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的基本特征。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讲得非常清楚，非常精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除了两只手，别无长物，象鸟一样地自由。

六、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体系

（一）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体系似应包括以下8项：

1、经济增长。战后时期，各种类型的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重视经济增长。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有可能实现持续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9%。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这是跃进型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加快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积累率，我们不能超越积累率的许可去谋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2、物价稳定。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一种政策现象，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搞好综合平衡，特别是保持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并且不断提高投资效率，提高经济效率，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是可以避免的。那种认为经济增长必然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没有通货膨胀就没有经济增长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3、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是贯彻各尽所能的原则，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体能和智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我国，城乡失业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就业岗位不足。特别是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尚未实现，农村隐蔽失业问题严重。近年来由于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城市失业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国有企业处境困难的原因有种种，其中带根本性的原因是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农村市场不够发达。因此，中国充分就业问题的解决，依存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依存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问题的解决，同时依存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加经济发展，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

4、国际收支平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是消除对外贸易的逆差，在实现对外贸易的经常性顺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雄厚的外汇储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来说，保持雄厚的外汇储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同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逐步争取建立在外贸顺差的基础上，对投资项目下的顺差即外资的流入应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加以控制，严防特投机性短期外资的流入。

5、分配公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贫富悬殊。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的途径有三：

第一，要确保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要确保按劳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要用税收杠杆特别是高累进型个人所得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第四，对不同部门、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工资标准进行管理，作出统一的规定，防止畸高畸低的现象出现。

第五，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6、地区发展相对均衡。 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7、控制人口增长。 我国人口基数很大，并且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国控制人口问题显得十分迫切，难度也很大。我国控制人口问题的关键在农村。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我国必须加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逐步转移农业从业人口，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同时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第一步将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准，第二步实现我国人口的零增长，争取将我国的人口的最高数控制在例如15亿左右。

8、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 在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着力治理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在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大力植树种草，保护和扩大植被，防止水土流失，改造沙漠和荒漠。

（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在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体系问题上，围绕着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外历来争论甚多。在我国，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是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争论牵涉面甚广，应当加以说明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的提出，在我国经济学界由来已久，这一口号的提出受到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与公平二律背反的错误观点的影响。这种认为效率与公平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观点是将公平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社会，平均主义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而公平则对人们起激励作用。效率与平均主义是相互排斥的，效率与公平则是互补的，公平促进效率的提高。按劳分配一方面反对剥削，主张自食其力，另一方面又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因而是一种既符合公平原则又符合效率原则的优越的分配制度。

第二、关于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平均主义积习甚重，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口号，作为对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诠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近年来有的学者将这个口号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或方针到处套用，则未必正确。在贫富悬殊现象已相当严重、地区差距急剧扩大的今天，还一味强调这个口号，更未必符合时宜。何况如前所述，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就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明确指出，到本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7]

第三，关于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从上世纪末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倡导累进税以来，已过去百有余年。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可见税收制度对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作用有限。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对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逆转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消除两极分化，决定的因素是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而第一次分配又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的建立和发展壮大。

第四，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问题。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不提非按劳分配方式是补充，消极作用不可避免。

第五，关于在社会保险制度上“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的提法问题。在社会保险制度上重城市轻农村，十分危险。提出“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等于放弃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任何打算。近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内涵是保障的社会性，与“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小生产者的宗法制的家庭赡养有着原则的区别。农村养老保险刻不容缓，须从低级到高级立即着手搞起来，并且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这是解除农民后顾之忧，控制农村人口的治本措施之一。

七、国民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体系

通常认为政策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计划手段、财政手段、金融手段、价格手段、汇率手段、立法手段和体制手段。在政策手段体系问题上，似应提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严格地说，国民经济计划是政府的经济发展意图、发展方案，是国民经济管理的灵魂和统帅。与政策手段相比，国民经济计划是层次更高的经济概念，其他政策手段都是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服务的。将计划与各种政策手段例如财政手段、金融手段相提并论，是将两类不同层次的经济概念混为一谈。

第二，在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的关系中，财政手段是第一位的，金融手段是第二位的。

第三，在金融手段内部，银行间接融资是第一位的，企业直接融资是第二位的。

第四，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五，我国有些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即在诸政策手段中，弱化计划手段，强化非计划手段；在非计划手段中，弱化财政手段，强化金融手段；在金融手段中，弱化银行间接融资手段，强化企业直接融资手段。这种思路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八、关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和资源配置问题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西方经济学叫国家干预，我国通称宏观调控）是当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这里，问题的焦点是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的自觉行动，还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职能。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问题上，有四个重要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时加“在宏观调控下”的限定语，有时不加）。

第二，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或宏观调控的职能归结为六项，即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建设、培育管理市场、调节分配、控制人口、保护资源环境。或者将宏观调控的任务归结为四项：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社会进步。

第三，强调宏观调控以间接手段为主，国民经济计划以指导性计划为主。

第四，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上主张逐步减少专业经济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的基本职能是综合协调。

在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上，对以下几点情况作出说明是必要的。

第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不少人解释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以自发的市场机制能对资源作最优化配置这一西方旧自由主义理论为根据的。30年代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否定了这一理论，证明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有在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资源的充分就业（西方国家将4％的失业率定为充分就业标准）配置，亦即最优配置。战后时期，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左右着战后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毫无疑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自发的市场机制，即不是微观经济单位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是中央政府当局。同时，国民经济计划乃是中央政府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宏观资源配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所配置资源的总量、部门结构、地区结构、重大项目，以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实施。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国家强而有力的科学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类似韩国企划院那样的有超级部之称的集计划、预算、货币、外贸权于一身、能统一驾驭各专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活动的有权威的全国综合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并以各专业经济部门的行业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基础。近年来，由于综合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地位的下降，各中央专业部委的管理职能的削弱，我国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显得软弱无力。这是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种种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改变现行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多元化、分散化的宏观经济机构设置，重建和强化全国国民经济综合管理机构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内容。

第三，一般地说，直接调控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的调控力度较大，效果立竿见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私有的，故政府干预以间接为主，计划以指导性为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政府干预和计划管理不存在所有制的障碍，其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比例，刚性计划与弹性性计划的比例，取决于政府计划机构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提出将竞争性部门建设项目（这是最大量的）的投融资推向市场，用项目登记制取代项目审批制，这样做势必造成恶性投资膨胀，因而是不可行的。关键在于改进审批制度，提高审批的效率和科学性，而不是因噎废食，取消审批制度。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项目、政府双边贷款项目和西方商业银行贷款项目，都要对项目进行严格的反复的审查，绝无例外。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反而非取消项目审批制不可呢？或者会有学者说，项目审批制势必产生腐败。其实，腐败与权力并无必然的联系。腐败产生的根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残余，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机构的权力。防范和惩治腐败靠进行坚持不懈的意识形态斗争，靠严格的监督制度，特别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不是取消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力，例如取消审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