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本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一篇社论，心有所想，于是写下了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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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辅以正确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将注定失败。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定时炸弹。一方面，房地产泡沫让民众承受着很大的购房压力，在许多大城市，房价已远超出了工薪阶层所能承受的能力，民众对高房价已经叫苦不迭。另一方面，股市泡沫则承载了民众致富的梦想，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的民众在股市强力上升的状态下，将大量的财富投入股市，以求增值，而他们的这种心态已经不是一种投资心态，而是一种追求短期获利的投机心态。一旦这两个泡沫破灭，我们国家的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其打击比通货膨胀来的更加猛烈。这一点可以通过印花税所引起的不满得到初步验证。

外资或者说外国热钱良好地运用着这两个泡沫赚取投机利润，一方面将热钱投入急剧上升的房地产，从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中套利，另一方面，这些钱投入到股市，哄抬股价，吸引民间资本投入，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普通股民的命运良好的捆绑在一起。因此，国家无论采取怎么样的货币政策，都无法影响热钱的获利。提高利率、准备金率这样的货币政策猛药下了一味又一味，但投资热情依然高涨。一味压低的人民币汇率成为美国架在我们面前的一把刀，只要人民币汇率一日不上升到他们所谓的正常水平，他们就会一直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制衡中国政府。印花税从理论上讲是财政政策，但导致5•30股市大崩的“中国特色”印花税政策的出台，更像是一个货币政策，其所带来的，也同样是与外国热钱“紧密”捆绑的普通股民的怨声载道。

于是，单纯的汇率政策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提高利率，却无法抑制投资热情，一方面，压低汇率，却无法阻止外国热钱的流入，就连想打击投机操作的印花税也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打拼了多年的老外，心中已经深谙市场经济的规律，他们已经成功利用中国民众作为挡箭牌，以求从中国经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现在又有人提出，从汇率调整入手抑制股市泡沫，本文认为，这将满足外资的最后一步需求，一旦我们做到这一步，这些外国热钱的目的也就达到，到时候外资手里拿着丰厚的利润拍拍屁股走人，留给中国社会的就只有，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破灭，被严重打击的出口能力和高的吓人的失业率。最后面我们想让全民和外资一起分担的投机成本将全部由国民承担，而所得到的热钱收益则一分也不会落到国民手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就是玩不过外国人。并不是中国人智慧不够，而是我们不明白市场规律，我们不明白财富积累的一个过程。

财富积累不是通过汇率的上升可以体现的，有人举例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无法让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经济地位的取得得益于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增值。其描述是这样的“根据IMF的相关研究报告，从1970年初到1979年底十年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360/1左右上升到240/1左右，升值了50%；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十年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70/1上升到100/1左右，升值70%以上，正是这次升值缩小了日本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我只能说这种片面的分析是不能拿来做经济研究的，首先，从日元升值中获益的是美国而不是日本，美国当年在日本强大的出口能力面前无计可施，只能祭出汇率的大旗，迫使日本上调其汇率，降低其企业出口竞争了，从而保护了美国国内的相关产业，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企业。日本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日本出口企业遭受打击的情况下，日本经济也一直不振。因此，日本将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因其本国国内的生产能力提高而增加的，只有在生产能力上升的情况下，其汇率的上升才能带动其收入的上升。研究经济的人恐怕没人会单纯的将汇率的上升与国民收入的上升联系在一起。从日本的案例中我们可以预想到，如果我们单纯地将汇率提高到所谓的正常水平，而其他辅助性财政政策的话，那么我们的出口也将像日本一样遭受严重打击，到时候以出口导向型的东部沿海经济将面临严重的衰退，而我们并没有达到日本在汇率调整前那么厚的制造业底子，所以我们所遭受到的打击将更为严重。这种社会成本又将是由全民承担。

汇率上升还将导致我国改革开放进三十年来所积累的外汇储备的严重缩水，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如果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50%，那么直接外汇储备损失将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也是美国逼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背后目的。可以想象这数千亿的美元的损失，如果用在中国经济建设上，将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在货币政策上玩不过美国人，那么我们只能寻求财政政策的辅助，来化解单纯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不利。首先，我想确认的一点，这种财政政策应当是主动性，有准备性的，而不是亡羊补牢，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只是在货币政策推行后发现货币政策的损失才去弥补的话，那么损失已经造成，我们只能拿自己的钱去填自己的挖的洞。其次，这种财政政策是我们曾经实行过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预判其效果，弥补其不足。其实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跟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所面临的情况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当时，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当时东南亚各国为提高其出口，拉动其经济，纷纷采取降低汇率的措施，通过货币贬值的形式拉动出口，恢复经济，中国当时并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刺激出口，然而当时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了，这不相当于人民币升值么？但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弥补的我们货币政策上的不足，当时的朱总理所引领的财政政策正是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拉动内需，扩大财政赤字来促进就业，这两大法宝充分发挥了作用，在出口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依然确保了整体经济的增长。而且这种财政政策还是在人民币隐性升值情况下而制定的，属于一种亡羊补牢的财政政策。

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本文所提出的一个思维，那就是只有辅以恰当的财政政策，方能弥补货币政策的不足，单纯的货币政策，肯定是顾此失彼，无法做到顾全大局。然而，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不是那么立竿见影，因此，按毛主席的思维，这将是一场持久仗，而不是一场能够速战速决的战役。在这样的思维下，本文提出了这样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套方案。首先，为财政政策的出台作好充分准备，提高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增加其人力成本，压缩其利润，利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筹备一些效用大，将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后，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外汇储备达到平衡之后，立刻将人民币汇率提高到所谓正常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到时候我们的出口会遭受打击，失业率上升，没关系，祭出我们准备好的财政政策，继续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扩大我们的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消弱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的不良影响。这样做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国民货币收入显著上升，外资在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而上升部分全部归国民所有，这样将抑制外国热钱涌入的冲动，同时也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因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针对国民收入的上升的反应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减轻了国民在房地产方面的支出比率，缓解了国民的住房压力。因为国民收入普遍提高，在汇率上升后，国民购买力上升，拉动国内需求的阻力也就没那么大，到时候，东部沿海经济可以将在出口方面所带来产能的损失转移到对内需的拉动上，同样带动经济发展，降低就业率。

外国热钱妄图利用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赚取投机利润，这种投机行为对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外资对经济的发展固然不可忽略，然而，统计数据也显示，外资也是极为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外资在总体投资中所占的比率一般维持在4%-7%的水平，最高也是11%，这样一个水平下，其减少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将不大。而且我们的财政政策所打击的是投机行为，投资行为反而会因为对中国未来经济预期走强而增加。这正我们所期望看到的。

本文并不反对将人民币汇率提高的均衡水平，毕竟市场经济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最好的，然而，本文所反对的是，单纯的一种货币政策，而无准备性的财政政策加以辅助的话，这样的货币政策必将在外国热钱面前惨败，因为投机行为是根本不会对一国经济负任何责任的，其所追求的只是短期高额利润，其通过将其利益与国民利益进行捆绑，而使得货币政策收效甚微。本文希望提出一种新政策的思维，以保护全体国民利益为出发，打击投机行为，保护国民经济发展果实。我不会避讳本文就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唯一考量，打击投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然而在现实经济政策制定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阻力，应该在国民和学界中进行广泛的讨论，让全民一起保证我们的决策更加合理，更加有效。

《国富论》所提倡的思维，国民财富的积累，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货币的增值并不能增加国民财富的，然而货币却起着对经济活动的一个制衡作用，只有在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下，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投机行为是破坏国民财富积累的罪魁，然而其经常隐匿在投资行为的背后。通货膨胀也是破坏国民财富的罪魁，其形成的原理更为复杂，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始终本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国民收入，促进就业，打击投机行为，抑制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的原则来制定，一旦我们只看到一面，只顾一面，那么我们的政策必定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更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