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就业：默无声息的危机
高一飞
掌握四门外语，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学金，身残志不残，曾多次被媒体报道并被称为“当代张海迪”的北大女博士郭晖马上面临毕业，但工作到现在也没有着落。在半年多时间里，投了上百份简历，“但都因为残疾而被拒”。

郭晖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顺利地被北大录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她又是不幸的：拥有博士学位，掌握四门外语居然还找不到工作，既是才能的浪费，也是她人生遇到的新的挫折。而像她这样杰出的残疾人也遇到了就业的问题，则将给其他残疾人就业信心以沉重的打击。

在世界上，10％的人口即6．5亿人是残疾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群体。在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中，平均每人有8年、11．5％的生命是在残疾中度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称，估计全球有3．86亿适龄工作的残疾人，在有些国家，残疾人失业率高达80％。残疾人常常由于众人的偏见遭到歧视，这被联合国称为是一种“默无声息的危机”。这一危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2006年12月13日第61届联大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定于2007年3月30日给各国签署。当缔约国达到20个时，公约将生效。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专门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国际公约。1993年的《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虽已成为各国立法的参照标准，但不像公约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理论上，残疾人权利来源于为世界人权观念所普遍承认的平等权。但是这种平等是地位和机会的平等，要达到这种平等能实质上实现，必须对少数人进行特殊保护。残疾人就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应当实行补偿原则，即“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处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于残疾人群体，完全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不人道的，须“在平等中注入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残疾人就业优先权，同时也来自于少数人权利的原理。在现代社会，为了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权利，要求对少数人进行特殊保护，这种保护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与其自身境况相当。《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一文作者米尔恩为此提出了比例平等原则，他认为，比例平等要求，“那些需求较大的人应该得到较多，较强壮的人应该承受较重的负担，这是公平的。”补偿原则意味着，即使是对残疾人和健全人都适合的工作，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同等竞争，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应当对其进行“特殊保护”。

以上就是残疾人就业优先权的理论基础。

在残疾人就业优先的前提下，在很多国家，一些完全依靠坐姿工作，如售票、彩票销售、收银员等工作会优先提供给下肢不便的人，而盲人可以接听电话，聋哑人可以从事打字、洗衣、校对等工作。中国人在欧美国家旅游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公共场所的售票、收银等工作是由残疾人承担的，很难想象一位掌握四门外语的年轻博士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笔者在美国参观旅游景点或者去超市、公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这样温馨而令人感动的风景。最重要的是，在很多国家，违反残疾人就业优先权的规定而拒绝接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时，企业可能面临诉讼，企业老板面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的危险。

在我国，2007年5月1日开始实施了《残疾人就业条例》。条例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同时还规定：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残疾人职工，应当占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25％以上。还特别强调：“社区服务业优先考虑残疾人就业。”这正是残疾人优先就业权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实现残疾人就业优先权，需要残疾人教育、培训、就业政策，残疾人辅助设施的国家义务等各种机制的完善，但就刚刚实施的《残疾人就业条例》来看，我也看到了明显的不足，这个条例的“法律责任”一部分中，对于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够的，社区服务业没有优先考虑残疾人就业的，没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此外，条例中优先考虑残疾人就业只限于“社区服务业”的规定也不合理。除军队等特殊部门以外，任何行业都应当“优先考虑残疾人就业”，国家机关尤其应当首先承担这样的义务。

由此说来，根据现有的法律，郭晖是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她的问题的，因为任何拒绝她的单位都是不违法的，她的工作问题不是靠法律来保障，而是靠某一个单位的施舍、同情和理解来解决。但是，靠“理解万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当有人拒绝适合她工作的岗位时能够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郭晖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充满人道关怀的残疾人就业优先权才能真正实现。

正义网-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