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复兴，国学班、国学讲坛的热火，让一度失意的国学文化于当下隆重地再现于国人面前，人们当然可为祖国文化的日渐昌盛、传统文明的日益回归主流而兴奋。然而，还请国人少安毋躁，也切莫急于喜形于色。因为，如何真正还原国学，以其积极的意义指导现时代人寻找自己的生命人格、推进社会的经济进程，我们还需再加把力

国学复兴的脚步

20世纪20年代，全国各大学纷纷兴办国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其中尤其以北大、清华与厦门大学国学院等最为后人称道和景仰，但不久停办。时隔将近80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于20世纪90年代得以重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2006年12月22日复办。不仅如此，民间的国学教育也方兴未艾。
　　 2006年7月，上海号称“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被紧急叫停，引起轩然大波。不久，另一个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再次于武汉隆重开张。北京宣武门的圣陶学院、北大西门的一耽学堂对学生从小进行国学培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6年以来，国学博客圈开通，尹小林先生主持的国学网开展了国学大师评选，“百度”搜索门户网站开通了全球第一个国学搜索频道——“百度国学”，提供大量的国学信息和古籍搜索。“国学热”在民间的蔓延，导引着四书五经、竹帛简文、中装长衫这些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老百姓视同“迂阔”、“酸腐”代名词的事物重新出现，引起广泛的关注。至于网上的“国学辣妹”之类，不妨作为插曲一笑了之。
　　 与国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近年来在各类书市中异军突起，备受瞩目，而且带动了出版业。《论语》、《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国学经典名著成了热销的图书。
　　 与此同时，对于国学的讨论仍在学术界与社会领域中热烈而理性地进行着，与2005年相比，认同的声音明显地多了一些，而国学教育实践的品味渐浓渐醇。

国学与传统文化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
　　 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

国学：这个熙熙攘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看了网友关于国学定义的讨论，很受启发，也有一些想法，姑妄言之。追寻国学定义的过程，也是追寻中国文化精神，并寻找它的显现途径的过程。

　　首先，从学理上讲，“国学”概念晚出，并不值得奇怪，尤其不能用来证明以前没有“国学”，因为这在逻辑上是所谓“死于名下”。

　　进一步说，以往没有“国学”之名，并不等于由这个“现代范畴”所涵盖、所指称的那些“东西”在历史上不曾存在。正如黑格尔说：智慧的猫头鹰要在黄昏时才起飞，思想、理论的总结总是要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在每一个学科被“正名”之前，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潜学科状态。而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现代概念或框架去整理、建构历史上破碎的、偶然的真实经验，本就是学术研究与探索的主旨所在。同时，这也是现代学人对其传统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最关键的不是什么时候有“国学”之名，而是在此名目下可以对我们的民族、传统获得什么样的“新知”。

　　其次，从心态上讲，与“国学”等概念一样，也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学”，许多现代人文学科的元范畴都是从日语“拿来”的。

　　尽管中日之间既有“旧恨”，也有“新怨”，但这与学术关系不大，不应该妨害我们运用这个范畴去深入理解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时，这也不影响它阐释与建构中国学术的有效性。至于为什么从日本来，其实很简单，具体说来，一是由于距离近，便于青年学子游学，接受现代新思潮；二是当时日本学术确实比中国学术具有更鲜明的近代或现代性内涵，学术为天下公器，问学有先后，有真伪，有精粗，而不该以国籍论是非。总之，从哪里拿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拿来以后，是否有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复兴。

　　再次，从问题本身看，“定义”问题的提出，直接原因是国学在当下的“热”，使人们需要知道“这个熙熙攘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但在更深的层面，则与中国民族与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相关。这只有把它置放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系统中才能看清楚。“中国走向世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可称为“北方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俱以黄河流域为主，其他区域都被贬低为蛮夷不化之地。作为文明之邦的中国，其版图是极有限的。魏晋南北朝之后，南方经济、文化与学术渐兴，于是“北方之中国”以南北为主要框架日渐拓展为“中国之中国”，即在民族、地理空间、文化小传统上与今日之中国已大体相当。对于学术也是如此，如刘师培先生说：“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而“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近代以降，先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介入，使大一统的天朝帝国构架受到严重冲击，表现在民族意识上，是原有的“夷夏之辨”被“中西之辨”所取代。据考证，中华民族一词也是梁启超率先开始使用的，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表现在学术上，则是“南学”与“北学”的矛盾转化为“中学西学”之争。次是近30年来，随着现代闭关锁国状态的终结，特别是由于西方消费文明及后现代文化的输入，文化与学术成为文明冲突的核心。这既是有识之士开始振臂高呼“国学”的直接原因，也是人们开始更深刻地追问“什么是国学”的时代背景。

　　所谓“最简单者最困难”。下定义，给一个对象命名，就是这样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它涉及的是一个对象的本质或深层结构，或者说涉及到主体是否有能力把握住对象的一般性或规律性，此即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无限扩大，由于后现代文化本身是一种在“无底的棋盘”上进行的话语游戏，要想在这样广大无边的对象世界中，以及在如此众说纷纭、“谁也不服谁”的后现代学术环境中给“国学”下定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可能并不意味着放弃，我的意思是，当下最重要的尚不是急呼呼地给“国学”下什么“定义”，而是首先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与“下定义”本身有关的事情，特别是要弄明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对国学进行定义”这个具有先验批判性质的问题。

　　根据我的浅见，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需要先行确定或探讨：

　　一是“精神”。即要确定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这涉及到国学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一种学术，如果内里没有中国文化精神，不管它如何发达或落后，都不可能成为我们所说的“国学”。这是判断一种知识或学问是否属于“国学”的第一尺度。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其要义是中华民族的原创，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利益与精神需要，同时也是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最具差异性的东西。具体说来，即一些现代学人曾首肯的“六经”。如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如马一浮《复性书院缘起叙》说：“中土圣贤道要，尽在六经。唯六经可统摄一切学术，一切学术莫能外之。故必确立六经为道本，而后中土一切学术统类可得而明，文化之源流可得而数，即近世异域新知，亦可范围不过。”

　　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主干即在于此。一种学术，不管其人种与语种，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理念，那么可以随便叫它什么，但决不能以我们所谓的“国学”称之。尽管“国学”有古今之差异，有“还原”与“解释”之不同，但其理念是决不能丢弃的。

　　二是“文献”。即要确定国学的载体与基本范围，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有限的。古代先贤的肉身早已湮灭，但其精神与智慧却以符号形式超越了时空，长存于旧籍与故纸中。这既是“国学”的物质躯壳，也是国学研究的经验对象。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古书都是国学，或者说，都是国学研究不可割舍与忽略的。国学应该有一个基础的文献系统，它的确定不妨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专家、学者的论证与沟通，在众多的文献与说法中确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范围，使思考、研究与言说的随意性和发散性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这不仅可以为国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经验基础，同时对最终准确、科学地界定“国学”

　　也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点在当下恰是最缺乏的。当下的情况，不仅是认真研习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习者，由于使用文献方面的问题，所产生的各种以讹传讹的东西也实在是罄竹难书。

　　三是“源流”。即用历史的眼光面对“精神”与“文献”。在确定“精神原生态”、“文献元典”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学”本身的流动与变异。“不是什么都是国学”，或者说，“不是什么国学都传达着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通过对源流、传播、变迁过程扎实的细部研究，就可以真实地绘制出“国学”地图。这既可避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一锅煮”，使研究丧失“思想”与“材料”的原生态与丰富性，沦为没有血肉与时间经验的枯木死灰。同时，也可避免在历史虚无、有论无史，或者是断章取义等错误基础上做种种异想天开的发挥与新解。

　　四是“理性”。即用思想的力量使国学之魂复活。如果说“精神”使我们有了价值理念，“文献”使我们立足于大地，而“源流”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的基础，那么，只有“理性”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利益受到真正的保护。理性的手段是怀疑与批判，目的是给个体赋予可靠的价值与信仰。前者扫荡一切旧的幽灵，后者创新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国学而言，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很艰巨。就批判而言，理性斗争的对象之一是情感，不论是源自传统的对“乡邦之学”的厚爱，还是现代以来形成并疯狂蔓延的极端“仇视”，只要它们是非理性的，就必须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进行审判。也就是说，不仅古代腐朽的东西需要清除，各种现代非法阐释系统也不应有“豁免权”；就创新而言，则需要以世界性眼光，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矛盾中，努力开拓出符合人类利益的新思想与新话语，这个任务，当然更为艰难。

　　总之，有了较为雄厚的积累，再试着去解决那个最高的问题，才是老实与负责任的态度。而任何投机取巧的方法与尝试，其结果都是可想而知的。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