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从法律与经济的学术思维衡量，以影响论英雄，整个二十世纪没有一个学者比得上戴维德。这个家中没有电视，衣着差不多天天一样的人，追求真理的坚持与沉着是我平生仅见。思想清晰，不知为不知，但一旦肯定了答案寸步不移。巴赛尔曾经说，经济学行内可以拿一百分的学者，只有一个戴维德。

我是因为接受了戴维德的传统而从来不用衔头，没有半张名片。这传统说，学问这回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用不着任何粉饰。

进入研究院的第二年（一九六二），我开始注意戴维德的思想。他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废寝忘食。万国商业机器强迫租用电脑的客户购买当时用电脑必需的纸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说万国意图把电脑的专利伸展到没有专利的纸卡那边去。戴老认为专利不可能从一种产品伸展到另一种产品。他认为捆绑纸卡是为了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而这样做是为了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十九年后，戴老问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我说他的「量度」思维是天才之笔，但价格分歧却是错了。他同意，说自己从来不认为价格分歧的假说是对的。这是大师的风范了。

不容易找到一个像捆绑销售那样精彩过瘾而又需要解释的实例。这现象清楚明确，而万国机器之外还有其它行业有类同的行为，但为什么当时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提供不出解释呢？

当年我想，微观经济只有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部分，加上时间就是利息理论，再加上货币就叫作宏观，但捆绑销售这类行为要放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找不到安置的地方。这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的整体有一个很大的缺口，而如果这缺口不好好填补，微观与宏观加起来是一座没有完成的建筑物，很容易会倒塌下来。

戴维德的思维影响了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出发点。捆绑销售显然是另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分成用一个百分比，没有价，也显然是另一种安排。因为没有价，使我想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愈想愈清楚，除了一次买断，所有合约都是结构性的，而捆绑销售只是电脑租用的合约结构中的一部分。这样推下去，每种合约安排都是一种制度，解释一张小小的合约与解释一个国家制度的整体是类同的现象解释。这样看，合约的安排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的另一组重要现象，是需要填补的大缺口，不填补我们根本不能真的明白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好几种版本，其中用上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的我不苟同。但从分析合约安排的角度来处理这门学问，却起自区区在下——在《佃农理论》之前没有经济学者对合约有兴趣。只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的合约分析源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启发。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其中一九八一年以这分析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认识戴维德。该年底我探讨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的选择，六八年的春天写好了《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的文稿。史德拉（G. J. Stigler）说有趣，要将该文在他的工作室（workshop）讨论。在座数十人，其中十多位是顶级人物。前排正中坐着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注意戴老，因为该文的思维是来自他的影响。他木无表情，两个多小时半句话也没有说。过了一天，在教授用膳的地方，戴老慢步向我走来，在我面前停步。我立刻恭敬地站起来，他只说一句：「你昨天的文章是几年来我读到最好的。」然后转身而去。我还站着，禁不住流下泪来。

戴维德就是有这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赞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质疑，我几个晚上睡不着。我的每一篇英语文章他都读，只要他不说话，我就知道过了关。是的，每篇英语文稿，下笔时我老是想着不知戴维德会怎样说。

不一定要把文章寄给戴老阅读的。他不喜欢写，但喜欢读。一篇不大重要的小品，分析优质座位的票价为何偏低，解释是如果优质座位不先坐满，购买低价座位的会在开场后坐到优质那边去，所以东主的订价，要让优质座位的票先卖出，因而票价偏低。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一封无名又无信的「信」，内里只有两丁方吋的杂志报导，剪下来的，说某君买了廉价票，偷偷地坐到贵价那边去。我一看就知道是戴老寄来的。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过了几个月到洛杉矶加大为戴老的八十大寿祝贺，见到他。那是最后一次。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是自己称意的文章，很想知道戴老怎样想。不敢写信去问他（他不会喜欢我这样做）。等呀等，没有收到奇怪的信。大约五年后，一位访港的学者朋友带来一个口信，又是一句。戴老说：「公司的解释终于被史提芬找到了答案。」

一九九三年带佛利民再到中国一游，劳师动众，其实是希望戴维德一起去，因为早几年听到他希望我能带他到中国一行。写信邀请他，回信使我伤感。他说老了，眼睛看不见，还是让米尔顿到中国后向他细说一番吧。高斯与戴维德都没有到过中国，是中国的不幸。他俩是那样关心中国的人，只听我和米尔顿说是作不得准的。

戴维德没有孩子，但很宠爱朋友的孩子。他是个了不起的木匠，喜欢亲自设计、制造拼图玩具给孩子们。

大学也是经济实体，现在这种体制的扩张，全球都是一个现象

拜见师者，悼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