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的两张中国人面孔

当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成为世界第一时，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这就是中国严峻的现实。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们把打高尔夫、买别墅、购轿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中国的另一部分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时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活命，有些人甚至以无节制地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职业卖血者"。他们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

第一张面孔：0.12元,贫困人口一个人一顿饭的消费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动力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4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669元---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

让我们再接着看看，我们且不要将中国的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收入进行比较，我们只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从1992年到2003年，差距越来越大。1992年两者比为1：2.45，而2003年两者的差别为1：4.12，几乎翻了一番。

668元，是199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满足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最低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668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日收入1.83元，每顿饭的开支是0.61元,以当前的物价，只能吃到一碗面条的六分之一。这前提是收入全部用来吃饭。要知道,孩子的学费和农药、种子及看病等等的开支占到了农民总支出的80%左右,剩下的饭费就是0.12元,这就是贫困人口一个人一顿饭的消费。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有那么多的乞丐在要饭，有不少女孩子为贫困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肉体，有那样些人毫无节制地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还有那挡不住的偷渡浪潮，节节攀升的犯罪率。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7亿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城市找饭吃，即使淘厕所，背尸体这样的活也争先恐后地去干。还有办假证件的，倒买发票和车票的，贩卖黄色书刊和光盘的，这些现象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

第二张面孔：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中国销量世界第一

一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穷人在饥饿的生命线上挣扎，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40多位的中国内地，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曾出现过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了。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北京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石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规模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客户群。

关于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问题，用国外研究机构的数据来说话：全球第二大国际金融集团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大综合投资银行-----美国美林集团，全球第三大咨询公司，也是世界公认的管理咨讯巨头--凯捷公司，共同开发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给出了一组让人震惊的数据。

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的数目，为23.6万人。而这些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请注意，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些仅占中国总人口0.02%的人，占有了200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财富的70%，而中国总人口99.98%的人，却仅仅占有中国国民生产财富总量的30%。

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一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在报刊和互联网上，有关的评论连篇累牍，数也数不清。

2004年，已经是美林集团第八次在全球推出《全球财富报告》，每年一次的全球财富报告，都会详细给出世界各地富裕人士的数量和增长比例。报告显示，中国的富裕人士较前一年增长了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民会计统计数据，可以用来估算不同国家的财富水平，得出每个国家的财富总额，然后，因为要进一步统计金融资产价值，需要依据全球股市指数对这一数据进行调整，使得最终数据能反映富裕人士持有的股票财富市值。计算出的金融资产数据，包括依面值申报的私人持股，以及所有形式的公开上市股票、债权、基金以及现金存款，但不包括收藏品、消耗品、消费性耐久财产和个人居住的房地产。

依此看来,应当说,"美林调查"的中国数据，是一个被大大缩水了的数据，因为2003年的中国股市是一个极度衰败的股市，是一个中国富人金融资产大幅下滑的年头，所以，实际上，中国财富向富人集中的程度，比"美林调查"的数据，还要严重得多。

中国富人个人财富的透明度是最低的，富人们都有不愿露富的心理，很多人担心自己"财产来源不明"。怕纪检委和反贪局来查，又怕黑社会敲诈勒索和绑架，当然，也怕小偷来光顾。可即便如此，在亚洲，除了印度以外，中国仍以12%的增速排名第二。这一增幅大大高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3.5%的增速和中国经济9.1%的增速。

如果你对国外的统计数据还有某些怀疑的话，请看中国人自己的统计数据：

2005年5月在深圳发布了最新的《新财富》杂志中国内地500富人榜。本届富人榜显示：财富集中的速度明显加快，500富人的财富总额从5000亿元猛增至6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幅达20%。上榜者平均财富11.9亿元，比去年上榜富人平均财富高出19%。无疑，这些统计数字与国外的统计数据基本吻合。此外，每年一度的胡润富豪排行榜和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富人越来越富造成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由此而来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

让视线聚焦外逃贪官和极端贫困人群

如果这些富豪们像比尔·盖茨那样，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财富并不忘回馈社会倒也值得赞赏。但是，现实中却有数量不少的富豪们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致富的。比如落马的一批又一批贪官，还有与腐败官员勾结的不法商人，通过走私、骗税等等手段，还有黑社会的头目，毒贩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商人。可以肯定，他们全部拥有天文数字的财富。比如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就涉案500多亿元。

据我国商务部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有4000多名贪官携带500多亿美元逃往国外（这是几年前的数字，现在肯定翻新了）。河南省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外逃到新西兰，新西兰的报纸说他连厕所都用黄金装修，每天喝人奶，每顿饭的开支达几千美元，是当地最富有的大款。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把40亿元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并顺利出逃，在国外享受着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包养的情妇，雇佣的打手、保镖和厨师共计有几百人。去珠宝店为情妇购物，半天之内就消费了500万美元，把当地人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惊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2005年春节刚过，又一个震惊国内外的特大新闻从黑龙江省传来：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行长高山，又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逃到了加拿大！当地的媒体说他"富比王侯，情妇多达几百人，花钱疯狂的程度无人能比，奢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5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4150亿元，假想如果用这笔钱扶贫，我国2610万极端贫困人口每人可均摊1.59万元,相当于他们24年的纯收入。如此一来，中国的扶贫问题就不会惊动世界了。

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笔者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再在媒体上探讨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的话题已经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活生生的现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多关注穷人，看一看真实的社会，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媒体应有的责任。
与近代史上素质最高的英国贵族相比，法国贵族的素质简直可以归到"下三烂"的水平。他们虚荣、傲慢、厌恶劳动，依靠傍着国王拿到一点经济特权，任由自己与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的感情破裂。新兴的资产阶级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他们只想巴结国王开辟新市场，然后模仿旧贵族的"臭派头"。所以法国新旧贵族有"穿袍贵族"与"配剑贵族"之分。自由的农民耕耘之后，等待他们的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没完没了、由各式掌握特权的人来收税收费。前面打发完所有世俗特权者，后面又迎来自称"上帝使者"的穿黑袍教士来收什一税。试想，同一个国家内的人们就这样在生活中彼此靠近，在利益上又如此对立，岂能不败坏彼此的感情，岂能不相互仇视。由于社会各阶层间团结、友爱、和谐的感情基石年复一年地被仇恨所腐蚀，一个随机震荡就会使整个大厦崩塌。

与法国贵族和先富的资产阶级相比，我们没有必要过细清点其英国同行的优点，强调一点就够了：尽管英国贵族享有政治特权，却没有经济特权。贵族要想发财，也必须亲自"下海"。以贵族在英国社会的威望，这样做无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可见"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绝非偶然。

在英国社会转型之后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由贵族控制的议会先后做过两件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大事，一是1527年开征"济贫税"和1796年通过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著名《斯品汉姆兰法》。我不明白中国学者为什么只认1945年的《贝弗里奇报告》，而忽视英国的精英在历史上的远见卓识。第二件事，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贵族尽管与新兴资产阶级走得很近，却能够在议会大声痛斥资本家对待工人"像暴君一样"不可容忍。不难想像，穷人们听了这些话是何其受用。又可见，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从未发生过严重自毁家园的内乱亦非偶然。贫穷的工人搞"宪章运动"，提出6项要求有5项被和平实现。在撒切尔政府上台以前，1975年英国政府的公共开支占GDP的49.9%，已是典型的福利国家--钟摆必向另一边倒去。

德国崛起的过程让世界充满了"血腥味"，但在自上而下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德国的记录却堪称优良。德国1870年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1881年就开始推动社会保障立法，数一数，还真算得上广覆盖、有力度。包括6天工作、禁用童工、疾病保险、工伤保险，1889年推出老年保险法，历时近10年。1887年德国社保资金总额为1亿马克，1900年近5亿马克。13年增加了5倍。俾斯麦意识到，必须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菜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美国1935年推行社会保障立法时，反对者质疑这是"社会主义的不祥之兆"。看来，社会主义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是有制度内生的优势的。近期美国政府的总开支占GDP约35%，其中社保、医疗、教育和就业培训三项合计占总额近48%。

近期中国政府总开支约占GDP总额20%，社保资金以"挤牙膏"的速度增长，医保资金缺口的"无底洞"更深不可测。城市略好些，农民若害一场病就会见两次"鬼"：全家必先拼尽全力驱赶病魔，不论能否取胜，穷魔必然接踵而至。

二

解决中国问题的简单化思路，往往包含了浓度过高的空想成分。一个值得重视、颇具现实威胁的事情，是人群中的不满、愤怒、无名火、失败感以及从内容到形式各异的牢骚，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统计意义上，中国的多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可归于富人，社会地位高，政治影响力大。他们彼此欣赏、相互帮忙、相互开放"圈子"，而牢骚和不满却一点不比民众少。他们抨击时弊、指责政府时仿佛置身于这个国家之外。近年来，中国的精英、富人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工作接触越来越少，情感越来越疏离，已经到了只差问穷人"何不食肉糜？"的程度。

当前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还用不着"精算师"来帮忙。尊重常识就能取得50%的进展，而剩余的50%问题却很难用"钱"来摆平。

经济转型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及时跟进。政府多出些钱是不错的，问题是除了铸币税，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拍脑袋是拍不出钱来的。向富人征税，这也没错。那么，谁是富人？中国历史上两千年都没有发明出一套能准确识别高收入人群的办法，本届政府若能成功辨识高收入者就不失为一大功载千秋之政绩。富人逃税、避税、享受负累进税已经使富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负效应，被统称"为富不仁"。但问题又不止于"为富不仁"。中国的先富人群在情感上似乎还无法理解"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的逻辑，往往把一切责任往政府身上推，然后再抱怨政府的权力过大。

一个国家的治理一要靠政府，二要靠社会。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首先取决于不同职业人群彼此接近时的好感，包括真诚、宽容、大度、互助友爱、精神守望、思维默契和对共同价值观、责任感的相近理解，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一致尊重。各路精英彼此接近时较好地完成了对彼此思想和行为的理解，也把彼此的缺点学到了骨子里，傲慢、贪婪、自负共同武装了他们的精神和气质。公共责任在他们身上除了裂变为牢骚的那一部分，本应转化为社会责任的那部分已经少得与他们的所得极不相称。

中国社会弥漫着"权力、金钱、学位"三位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制度原因外，精英群体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关键在于，这种追求会造就大批失败者，他们不但会强烈质疑机会是否公平，而且不容易忘却曾经遭受的歧视。请问，用多少钱才能"摆平"这类不满情绪呢？

三

我相信，政府为穷人多花些钱是能够解决一些贫富差距问题的，但也仅仅是一部分。中国弱势群体提出的问题已不止于获得救助的权利，他们要的是公平的权利、公平的机会、平等的人格。富人和精英对此应当敏感。关键是，先富和精英群体面对"敬酒"和"罚酒"，如何作出正确选择。和谐社会需要有同舟共济的氛围，先富人群不能视社会责任如草芥。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所有公民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也是一个过程。这里我们仅以农民为例说明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⑴假定中国有5000万富人，让他们付税帮助5亿农村穷人，至多只能解决救助层面的问题。⑵中国还有49%的农业户籍人口。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还有城乡户籍制度，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情。但假如立即取消户籍制度，中国的经济能否吃得消？两个省会城市的试点均以失败告终，至今还遗有一堆社会问题。

目前，约有1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谋生。这些人在农村颇有影响力，算是农村精英了。他们春节回家时，不光带了些辛苦钱，也把在城市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傲慢、偏见、愤怒，以及本不应上台面的强势社会价值追求一同带给了乡亲们，这样怎能不使农民所理解的现代城市文明聚集在一个"钱"字上？城乡之间的好感和同胞之谊还可靠吗？可以肯定，最影响社会和谐、最伤害不同职业人群之间感情、最让人对贫富差距敏感的因素，恰恰是弱势人群从社会精英那里学到的东西。当然，好的因素也会造成积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