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性金融风险来看，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取向条件下，造成中国银行业困难多多以及与国际银行业趋势相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因素。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至今仍承担着一部分《商业银行法》以外的“社会责任”。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对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造，唯有如此，才能从政府制约转为出资人制约，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割断传统体制因素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内在联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转型期的“信贷软约束”问题。“入世”对中国银行业制度路径选择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改革有三条路可循：一是上市；二是向国内非国有部门出售股权；三是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制改造。就第一条路径而言，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任何一家的资产均很大，我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小，不能承受如此大规模金融企业的上市要求，同时目前银行低盈利性等条件并不能保证银行能顺利地发行股票。因此，在国内上市并一次将其改造为公众公司基本上没有现实可操作性。就第二条路径而言，中国非国有部门目前还不具备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在短期内进行收购的经济实力，它们担负不起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产权重构的责任。显然，第三条路径才较为可行。

    从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 到“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本身并不具有银行机构性质，承担着财政出纳角色，是什么决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制度与结构变迁，是谁创造了历史，答案是领袖的力量；英雄的价值。这种结构变迁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与银行业发展的需要。在领袖和英雄的远大谋略下，银行业结构性变革不断循序推进，逐步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