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的茶馆（或酒馆）虽也可以构成一种公共场合和各种社会消息、意见的集散地，且也有西方学者愿意去相信其可以发挥如同西方启蒙时期的咖啡馆一样对公共事务争论的“催化”功用[41]。但必须加以区分的是，在东方与境下的这种带有流言蜚语性质的公众舆论基本上是非公开性的，乃至秘密的。“将谈话变成批评，将妙语变成论证”的“大声喧哗”被张贴在茶馆里“莫谈国事”的纸条早早的扼杀于无形。其实受到局势的影响，茶馆早在清末时期便初具了一些政治氛围：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而自晚清开始，地方ZF一直批评茶馆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的方式便是派出密探在茶馆收集情报，以对付“破坏分子”。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贴有一张“莫谈”的告白。然而把一切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独有的政治禁令和社会的非平等性也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早在17世纪咖啡馆初兴之际的1674年，一份名为“咖啡馆的规则与秩序”（The Rules and Orders of Coffee House）的海报，就提醒顾客切勿“大声喧哗争执”和莫谈“国事”[40]。并且不同的咖啡馆为不同的常客服务，人群不同，谈话的内容自然也会不一样也是常事。总体上讲，“启蒙”在英国的流行并不是旨在将英国引向一个民主革命的新时代，反而却只是想确保奥古斯都时代的英国文化政治对辉格党的寡头政治绝对安全。其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追求，也是拒斥了“中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的片面追求[42]。因此“禁区”是广泛存在的，“平权”也不是（由任何技术或人工物手段）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关键在于，抛弃了社会阶层已有的成见，欢迎所有愿意参与讨论的个人，赋予其检视、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并最终经由技术性的过滤后将杂谈转变为群体性观点[40, 42]。

        据此看来，虽然从晚清到民国控制和改造茶馆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由于有限的开放性和无法实现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而胎死腹中：一方面少数的涉政言论不得不以“谈古论今”等变通的形式隐蔽进行，如悦来茶馆曾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中国化的《黑奴义侠光复记》宣传反满思想；另一方面在“议论社会”以外，大多数的谈话不是“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等蜚短流长的闲聊，就是哥老会等封闭团体“茶碗阵”般的暗语[43]。究其本质而言，中国在公共领域生成上的困境正根植于其社会独特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所谓“弱者的武器”，即弱势群体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形式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以避免公开冲突的集体风险[44]。其二是“差序格局”，即是指中国的社会长久以来是由一个个家庭亲族都是按照亲疏远近联系起来的小圈子。在各个小圈子之间，不要说公共领域，就连“社会”的概念都是缺失的[45]。两个特征最好的体现便是：

        “晚清帝国的‘公共领域’（或更为确切地说：诸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其核心特征是管理，而不是开放的公共讨论。地方事务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下建立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精英不打算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46]。

其实不管是避免正面冲突，还是使沟通都局限在小圈子之内，都是一种在权力不对等之下自我保护的方式。然而在言谈举止中所流露的对政治禁令的反抗，不管这种有多么微弱和另类，都起码暗示了话语秩序缝隙的存在以及话语秩序修改或重写的可能性。

3. 虚拟见证的力量：重新认识匿名性
        网络具有传统公共领域所不具备的特征，如天然的开放性，即同样原则上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发表在网络上的任何信息，同时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ZF组织与非ZF组织）都不能完全控制互联网[47, 48]；又如网络行为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重新建构自己的网络身份，于是在匿名性的外衣之下哈贝马斯所言的多元、自由的“理想言谈的沟通情境”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49, 50]。实际上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已经使其满足了公共领域成为可能所必须的部分条件。而剩下的部分，只是如何去突破茧房或者走出“差序格局”的小圈子，让公共性真正回归[7]。可惜的是，公共性才是最需要被解释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公共领域雏形中，曾有过浙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却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伤害的例子[51]。在网络中类似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如在“周久耕案”的网络反腐中，隐约可见政治利益的推手[52]。前段时间在网上轰动一时的成都计生委“李琢微博门”就被证实为其“同僚”捉刀而为等等。同时观点的碎片化和极化，以及谣言等错误信息和“网络语言暴力”（internet verbal violence）的流行等等，都使得共识甚至一场真正的对话都难以完成[53]。那么，从个体到群体的公共性“魔咒”是否就不可突破了呢？让我们把目光再次退回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内战正酣，机械论哲学家、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通过权力（利维坦）统摄一切，从而停止内战、恢复秩序的理念，并迅速占据了话语权的“主流”。处于“非主流”的则是建立伊始的英国皇家学会——他们试图打造一个不必经过ZF批准、不对ZF任何部门负责，国家也无法凌驾于他们的，可以独立表达意见的“封闭空间”，因此也碰到了政治的“禁区”。双方的交锋集中在普满论（plenist）和真空论（vacuist）的争议当中。为了开辟并维系自身的生存空间，学会借助创造性地使用了实验的方法，却同样面临突破“小圈子”的问题。主要的实验者罗伯特·波义耳及其合作者罗伯特·胡克首先将这种实验记录的程序编成皇家学会的典籍，并强调实验“必须要有实验时在场者一定数量的签名”方为有效。除了现场见证以外，他们还鼓励进行重复性实验，作为增衍见证的另一个有效的方法。为了能让可能的新盟友感受到这种仪式性的力量，已经处于“圈内”的人往往通过“记下种种事物及其周遭相关细节”的实验程序报告之方式（早期还包括了耗资巨大的仿真雕版画）勾勒出关于未来的秩序脚本。到了后来，甚至必要的重复都已经不必要了：只需要通过某种虚拟见证（virtual witnessing）的方式，就可以在“封闭空间”内实现原则上近乎无限的开放性，和更为重要的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事实也是如此：波义耳空气弹力学说的接受速度与实验者共同体及其设备的发展速度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随着实验方法不断被学术共同体和社会所接受，十七世纪中叶还被当成是最重要的机械哲学家之一的霍布斯，在十八世纪末也基本上被逐出了科技史的舞台[54]。虚拟见证的魅力在于，由于见证者固有的社会身份认同被超越了时空界限的实验与境所解构，从而圈里圈外的每个人都有了见证的可能——虽然如重复性实验一样，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对应于信息社会，消解原有社会身份的过程体现为一种“匿名性”。比如说起互联网，人们很自然会想起1993年7月5日刊登在《纽约客》上的一则漫画：“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这句话也正成为匿名性的真实体现。所谓匿名性是指，“在一定的情境下，行为者对于自身是否被他人所知觉情况的感知”，一般包含情境性匿名、知觉性匿名和关系性匿名等几种情况。显然，身份消解意义上的匿名性并不是和管制意义上的与实名制相对的概念，因此也就超越了寄希望于“法不责众”而可以讨论很多敏感问题的狭窄概念[9]。正如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身份的后验重构可以使开放性和群体性的条件自动满足，从而也在结果上消解了权力上的不对等。比如前文所提到过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时常利用QQ等即时通讯工具打发业余时光。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联系亲友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匿名性的环境中，“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原则上他们可以“平等”地（当然某些人可以通过各种钻石贵族重新标榜身份）、无拘无束的进行交流（甚至网恋）。正如一个打工妹所说的那样，反正“我换了新Q，他就找不到我”。也许对于他们而言，做“主人”的感觉就是通过“屏蔽”、“拉黑”等形式把一些值得维系的（社会）关系留下，并把一些不喜欢或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关系断绝[26]。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社会当中的区隔由于“匿名性”被暂时的抹除了。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匿名性”的力量。2011年5月香港九龙出现一名身着黑色皮衣、皮靴，紫色眼罩和口罩遮面的女子，在天桥底、笼屋内向露宿者每人派发100港元，另加罐头和速食面等。她据称是名门之后、城中名媛，被当地媒体称为“紫荆侠”。无独有偶，同年平安夜北京也有一位匿名女孩穿上这套“战衣”，救济了4名流浪老人并拍照留证。面对网友的质疑，“北京紫荆女侠”声称“为了吸引眼球，有些本钱确实是得花，可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事情带动出来的积极一面”，并坚持“不脱、不停、不辜负”的“三不”原则。两起事件均在微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甚至有香港导言以该“真人真事”为题材拍摄了同题的3D电影[8]。虽然高调行善的做法仍饱受争议，这份勇气和执着却不仅让我们想起著名电影《V字仇杀队》的结尾“全民皆V”的场景。没错，在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匿名性”下的团结恰恰昭示着在推崇真善美、打击假恶丑的过程中，“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