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东莞樟木头镇ZF收不抵债，负债16亿元而濒临破产的消息，一个镇的负债就达到这个巨大的数额，在东莞也许不值得奇怪，因为该镇下面的一个社区，石新社区的负债就达到2.1亿元，那么这个案例说明什么问题？出路又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思考的。

   ZF主导下的“集体经济” 不可持续

根据这篇报道，樟木头镇ZF曾经非常辉煌，被誉为“小香港”，因为毗邻香港，具有地理环境的优势，该镇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吸引香港、澳门、台湾等企业开发工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以优美的居住创业环境吸引了近15万港人前来购房安居”。概而言之，当地的主要产业是加工业、房地产、厂房租赁等等，而这些都是极易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产业，当外资撤离或香港居民对当地的居住环境不再满意而离开时，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下滑，而原先为发展这些产业而投入的大量资金也将面临无法收回的结局。

但是，东莞这个例子特别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是ZF濒临破产，而不是像浙江温州那样，主要是企业濒临破产，那么为什么是ZF而非企业濒临破产呢？原因很简单，该镇经济的主要推动者是“ZF”，是ZF背了债务。尽管在村或社区层面理论上是没有ZF机构设置的，但是村集体或社区集体都和当地的县或市的ZF一样，发挥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该报道也证实，“2008年，全市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总资产达1135亿元，占据全国农村集体总资产近十分之一；截至去年底，全市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总资产达1228亿元，约占全省同级资产的三分之一，集体经济的总收入143亿元。”可见，集体经济的规模非常大，而如上所述，集体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ZF操盘的经济。

ZF主导的集体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可以把“先天的”优势快速地利用起来，在短时间内就能快速地发展起来，如这个例子中，东莞市可以利用靠近香港的优势，依靠土地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吸收大量外资，这样经济规模总量就迅速地扩大了。但是，这种依靠外来资本，无论是外资或其他地区的内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也是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

另外一个也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村”，甚至“社区”能够欠下那么多的债？根据该报道，“10月31日，本报记者在百果洞社区财务栏上看到，十多张公布于2012年10月10日的财务表中，其中《短期借款公布表》显示，该社区从银行、市场开发公司和个人的借款多达1亿元。”在国内，地方ZF大量负债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在那个统计当中，也许并不包括“村”或“社区”，而主要是指省、市或县一级的ZF的负债，这些层面的ZF可以发债，或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来借钱，而村或社区既不能发债，也没有融资平台，凭什么大量负债呢？

当然，村或社区有资产可以抵押是一个原因，但也许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它反映了金融体系或财政体系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两种体系的共性的话，那么就是“它们都是公共产品”，也就是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正欠了债或收不抵支有它人扛着，如很明显地，在这个例子中，为什么村或社区集体敢于大规模举债，原因在于看到了上级的市ZF能够为下面的村或社区还债。ZF和银行不分，ZF和ZF不分，使得负债得以不断累积，因为负债所产生的“看得见的好处”归自己，而“看不见的坏处”归别人。

出路在于“ZF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企业家主导”的发展模式

东莞这个镇的债务危机，其实只是ZF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的一个缩影。这种危机，和，如希腊和欧洲的当前由于ZF的福利体系及金融体系所导致的危机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最终都表现为债务危机，从而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

要改变这种危机，首要的是要改变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使每个行动主体都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有理由推卸给它人。其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将ZF驱动型经济转变为依靠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经济，ZF主导型经济迟早陷入穷途末路，这是必然的，在这个案例中，东莞这个高度负债的镇已面临“没有新的增长点”的问题，而如果是企业家才能驱动的经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企业家总是会通过不断创新的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只有依靠企业家创造的经济，才是内生的，也是可持续的。当然，这种健康的经济增长能否出现，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能否从ZF主导转向企业家主导，关键还在于上述金融和财政体系的改革。最后，大幅度地削减ZF、村或社区的公共开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