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发达国家放纵货币政策,不仅扰乱了全球信用总量、信用创造机制、真实经济增长机制的关系,更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除人民币兑美元被动大幅升值以及新一轮热钱冲击之外,必须警惕其背后的财富转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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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国际财富的转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渠道: 一类是贸易渠道;另外一类就是价值渠道,也就是金融渠道。一直以来谈到失衡,人们更关注贸易的失衡,而忽视金融的失衡,但事实上,中美之间的金融失衡恰恰被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所掩盖。
从本质上讲,当前全球失衡特别是中美经济失衡是在金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对外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表明,全球利益分配方式已经不仅体现在经常项目上,金融利益所得也成为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中美这两个债权大国与债务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面对这个越来越严峻的局面,
中国到底该如何打破这种失衡呢?
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已经大为改善,金融危机推动了
中国外需依赖型经济的战略转型,通过中国经济结构的积极调整以及贸易平衡战略的加快推进,中国外部盈余已经大幅降低。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显着下降。2009年、2010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分别为3.9%和3.0%,2011年降至2.8%。按美元口径计算的贸易盈余目前比2008年顶峰时低45%,并且已经远低于国际上4%的国际收支失衡评判指标,国际收支失衡正趋于改善。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金融失衡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如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是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状况的整体反映。2004年-2011年以来,
中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均呈现出迅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分别达26%和24%,净资产更是增长30%以上,中国也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净资产国,也就是债权大国。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对外资产主要是历年来贸易顺差累积的结果,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果的体现,但是我国的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十分低下。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9462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31974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7488亿美元。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3923亿美元,证券投资2593亿美元,其他投资9798亿美元,储备资产33148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8%、5%、20%和67%;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9032亿美元,证券投资3011亿美元,其他投资9932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9%和31%。
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以
中国持有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5%(现在还不到2%),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万多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严重失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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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
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美国是全球最大债务国,但是其海外资产的收入仍超过其因对外债务支付的利息,而这正是通过对外资产负债表实现的。美国的对外资产负债表结构与
中国相反,
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好的低收益资产。
根据
美国经济研究局报告,美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已经高达10.4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4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余下的7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3.32个百分点。以目前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模来算,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3450亿美元,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GDP增加值。
现在看来,
美国更像是具有正财富收益的债务国,而
中国则像是有负财富收益的债权国。当前美国启动QE3开闸放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债务货币化,美国将“私人债务国家化”,然后将“国家债务国际化”,让别国为美国的危机买单,美联储用巨额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拥有3.2万亿元外汇储备,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居世界第一,其他新兴经济体共计占五成,美元贬值将使这些新兴债权人的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严重损害其债权人利益。
那么,
中国到底如何打破这种不平衡的财富循环呢?中国资产一直以来之所以更多投资于美元/美债等资产,是因为中国优质金融产品资源的稀缺。因此,必须加快推动国内经济金融全方位改革,培育和完善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体系,充分发挥利率、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价格引导作用,以提高国内金融体系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