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个别价值创造系数k提高后，企业会有三种选择：一、按行业的商品价值量出售，即令价值实现系数n=1；二、通过营销创新，让价值实现系数n提高，即使n>1；三、降价出售，让利给消费者，即主动让价值实现系数n<1。这三种做法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在新价值分配方面也必须有不同的调整机制。

    下面，我将从“国有企业”和“金融管制”这两个关键词出发，剖析这种“中国模式”的弊端。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确，我们看见过中国工商银行像珠三角的民营玩具企业那样拖欠员工薪水吗？我们听说过宝山钢铁公司直接向上海黄浦江里排污吗？当然，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可能给乘客吃过期变质食物，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更绝不会对它的员工搜身打骂……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有企业自身的光鲜，正是靠它们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和掠夺支撑的，它们所具有的不是“社会效益”，而是“社会负效益”。上面说得那些可能都是事实，但那恰是因为：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成为工商银行、宝刚、南航和中石化员工的。
    因此，指望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去“回馈社会”、实现社会效益，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尤其是行政的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而在近年来牵涉到重大贪腐案件的各地许多工程建设项目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总承包的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不过是相关利益人用来遮掩外部耳目的一件外套罢了，它不会去建设任何工程，它的功能只是合法地收钱（不管是来自财政的钱还是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钱）和转帐而已。通过它们的所谓子公司和分包商，相关利益人可以安心地坐地分肥，肆意捞取各种合法或不法的利益。它们自己一般也不会去亲自施工，这样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盘剥那些民营小施工企业，而且出了一般的事故，上面来查、电视台来拍的时候，当然都是那些黑心的私人老板的时期，与它们毫无关系……
    国有企业日益扮演的“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并连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国有企业的上述地位，即便有了行政垄断，若无金融管制和金融扭曲，也是不可能长久屹立不倒的。这就牵涉到了金融体系对它源源不断的输血。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亦即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去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那么，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中国行政垄断的金融体系本身去寻找了。
    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实现社会资本的最有效配置，而是以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配置，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曾精辟地指出过，“在改革的年代，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目的恰就是为了维护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
    而这种扭曲，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用天价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这种制度设计就其初衷而言显然是成功的，其结果是：粗略地说，目前中国的GDP和就业当中有2/3以上是由民营和外资企业贡献的，国有企业仅贡献了不足1/3，但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向却正好相反，其中的2/3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
    这才是中国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的那句话——“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

2011年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9.0%，2012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24.2%；而大口径宏观税负(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其他制度外收入)2011年为33%左右，今年则很可能已经超过35%，已经远超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身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美国。


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文件中也规定，国有企业的税后红利需按一定的比例上缴国家，而且上缴的收益中可以部分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实际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呢?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统计，已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338144.5亿元，2011年实现利润总额14943.9亿元，实现净利润11115亿元，2012年预计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823亿元。2012年央企预计上缴给国家的红利仅占其净利润的7.4%，而这一比例欧美国家为42-65%、新西兰70%、挪威20-53%。无论如何看，这一红    利上缴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再看红利上缴后的支出情况就发现更有意思了。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65.02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调入公众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仅40亿元，占全部上缴红利的5.2%，占央企全部净利润的比例则不到万分之五。2012年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额约为1277亿元，其中用到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部分为50亿元，占比3.9%。


那其他的资金都哪里去了呢？其他资金主要用于了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中央企业改革重组补助支出或用于其他中央企业的亏损弥补。也就是说，从央企手中收上来的钱又变了一个方法还给了他们，“左兜出右兜进”，其实“肉还在锅里”，上缴上来的国有企业红利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民大众好像还真没有太大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去尝试：第一，先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社保支出的比例，目前的万分之五比例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第二，逐步提高现有5-15%的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参照国外的标准，逐步提高到30%左右应该是可行的；第三，根据今后各年社保基金缺口的大小，逐步减持国有股份的数量，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非战略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资本化，把民间资本引入国有经济领域，资本化后获得的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这样既给社保资金添了保障，同时还有利于打破垄断，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

参见网文： 看看，国企如此上缴红利！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740898.html

2011年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9.0%，2012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24.2%；而大口径宏观税负(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其他制度外收入)2011年为33%左右，今年则很可能已经超过35%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统计，已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338144.5亿元，2011年实现利润总额14943.9亿元，实现净利润11115亿元，2012年预计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823亿元。2012年央企预计上缴给国家的红利仅占其净利润的7.4%，而这一比例欧美国家为42-65%、新西兰70%、挪威20-53%。无论如何看，这一红利上缴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338144.5亿元，2011年实现利润总额14943.9亿元，实现净利润11115亿元，2012年预计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823亿元。2012年央企预计上缴给国家的红利仅占其净利润的7.4%，而这一比例欧美国家为42-65%、新西兰70%、挪威20-53%。

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65.02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调入公众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仅40亿元，占全部上缴红利的5.2%，占央企全部净利润的比例则不到万分之五。2012年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额约为1277亿元，其中用到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部分为50亿元，占比3.9%。其他资金主要用于了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中央企业改革重组补助支出或用于其他中央企业的亏损弥补。

第一，先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社保支出的比例，目前的万分之五比例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第二，逐步提高现有5-15%的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参照国外的标准，逐步提高到30%左右应该是可行的；第三，根据今后各年社保基金缺口的大小，逐步减持国有股份的数量，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非战略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资本化，把民间资本引入国有经济领域，资本化后获得的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这样既给社保资金添了保障，同时还有利于打破垄断，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

刚刚下载了《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电子书，发现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二十年前就有了很完备的研究，真是让人佩服啊！

就是不知道其原作者们是否仍在坚持其初衷？

有无更新和更好的解决对策？

本文探讨的起心动念即出发点很好。但是，物化是单纯的吗？如果物化是单纯的，那么人是什么？心理的冷欲望对资本有没有干预预期和助力？否则，你永远也别想绕过实质性的课题。也就是说，资本发生，发展，膨胀……等等的全过程，会不会有主动性的被干预？还是单纯的资本发生，发展……？

也就是说：费用和效用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的研究不加进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