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的“1.资本的总公式”第19段中说：“作为这一运动（笔者注：指价值增殖）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的占有抽象财富（笔者注：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笔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如果说，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看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那么，资本家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责。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有在代表资本的本性时才是资本家，而代表资本的本性是资本家在履行“资本的代表”的职责时的唯一身份、目的和内在精神意志；在此之外，“资本家”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身份、形象、面目。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斗争中，资本家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对立面”。

§13  “资本运营家”必须履行资本的职能

“资本家”代表的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和由之带来的必须履行的职责。——因此，“资本家”的身份如不以私人资本的代表出现（与私人资本持有者身份相分离后），那么就一定会变为“资本运营家”。“资本运营家”要充分代表资本的本性，积极主动地履行资本的职能，让资本的本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实现，从而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促进资本的增殖、扩张！因此，无论是在私有企业或公有企业，“资本运营家”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似乎在我国现在的国有企业中却大量缺乏高水平的“资本运营家”。笔者觉得，在我们的国企里似乎只有资源调配者、上级意志执行者、高级管理者甚至一些“假公济私的公利侵蚀者”。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关于“国有经济”的“顶层设计”是存在重大缺陷甚至根本缺陷的：以前我们用“政治活动家”来代替“资本运营家”，现在却是在“资本运营家”缺位的前提下用“高级经理人”（或“超级大总管”）来代替“资本运营家”，由此必然带来的“贪腐”之弊就会像毒瘤一样易于扩散而难于根治。

§14  公有制下分配制度的设计应包括三个基本面向

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数值比率。在一定范围内，要优先保证资本的基本增殖率和扩张率，即保证资本实现其“生产性、增殖性和扩张性”；在基本实现上述三个本性后，应让公有资本的运营收益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其特有的“兼顾性”，其中应包括社会整体利益持续增进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以及企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利益合理增进的需要的满足。

具体而言，从增殖额的分配角度看，公有制下的分配制度设计应包括三个基本面向：促进发展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方面、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方面和促进提高企业内各方面人员的积极能动性的方面。与此相适应，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中要充分保障上述三个方面的合理博弈就必须设置好各方面的代表：代表前者利益的是“公有资本所有者及其授权的资本运营家（一定的董监事席次）”、代表中者利益的是“ZF相关部门在企业内的代表（一定的董监事席次）和社会舆论”、代表后者利益的是“企业内的各种类型的劳动者代表和特殊贡献相关方代表（一定的董监事席次）”。——就此看来，单纯的“管方”、“劳方”的内部制度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单纯“按劳分配”、或者“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设计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说明：分配最重要的功能有三个，即维持简单社会再生产和推动实现扩大再生产、满足统治阶级自身的社会生活需要和发展需要、能调动绝大多数社会再生产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看，分配是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是由整个统治阶级根据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来“集体设计、安排”的；因此，真正有生命力的分配理论必须符合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同时要能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从而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支持、推动和强力捍卫。从这个角度看，单纯的“按劳分配”只是关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分配”这一词所涵盖的全部领域中的唯一内容和唯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也绝不能仅仅用一个“按劳分配”原则来加以简单化和狭隘化。

§15  现阶段我国部分公有资本不够成功的原因

现阶段我国部分公有资本不够成功的主要原因（纯理论分析）：

1、公有资本的生产性和增殖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但其扩张性却缺乏“制度的保障”和“科学的指引”。——在改革开放前，其扩张性有两个主要动力源，即因政治性需要而来的“运动性投资”和因维持性需要而来的“输血性注资”；改革开放后，前一个需要变成了对重点扶持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性投资”，后一个需要变成了随改造性需要而来的“造血性投资”。——改革前后的共同特点是：对政策的高度依赖以及对ZF财政的高度依赖，其自身的“扩张性”本性却被制度性的抑制甚至部分的剔除了。——这是因为公有资本的大部分盈利被人为的变成了“广义财政”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了似乎人人可以分享一块的“唐僧肉”！笔者认为，较为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在保留资本扩张本性的同时，支持和保障财政的额外注入。——根据前文所述，后者属于一种特殊的“公有资本原始积累方式”！

2、公有资本在被迫行使“兼顾性”职能的同时，还莫名奇妙的有了“唯利性”冲动，这就是所谓部分国企热衷于“确保垄断性”、“与民争利”等现象的由来。特别是在其“唯利性”所带来的好处被少数“高层管理人员吃了肉、较多数的中层管理人士喝了汤”之后，其不合理之处就愈发得到了凸显！

3、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中，一方面被制度性的抑制了普通劳动者阶层的主导权（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把党政当局的主导权（目标设定权、监督权、惩戒权）部分地变异成了“特殊利益分享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单纯的“管方”、“劳方”的内部制度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单纯“按劳分配”、或者“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设计的片面性、不科学性。

第三章   与公有资本相匹配的微观分配制度设计

§16  基本假定

如果一个企业按社会（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生产商品，按商品价值或按市场平均价格出售商品，一般而言，该企业的利润率应同于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为公有或公有控股（以下简称“公企”），另一个为私有或私有控股（以下简称为“私企”），且企业在各方面的条件（如规模、经营水平、各项成本、贡献相关方的付出及成效等）均基本相当，则会出现如下的两种分配模式。

§17  公、私企业的内部分配模式及其利弊

一、私企中的内部分配模式（要点）：

1、向国家纳税：有的不偷欠，有的时有偷欠；

2、企业积累和企业福利：按资方意愿安排或按资劳双方“有限博弈”的结果安排；

3、特殊贡献方回报：按市场机制安排，或按资贡双方“有限博弈”的结果安排；

4、劳动者报酬：一般按市场机制安排，有极小化倾向；偶尔按资劳双方“有限博弈”的结果安排；

5、资方分红或利润提取：按市场机制安排，有极大化、唯利化倾向。

说明：私企内的利益博弈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资方有最终控制权（最后决定权）；如资方放松其控制权，则内部的利益博弈有可能变为“充分博弈”。

二、公企的内部分配模式（要点）：

1、向国家纳税：理论上不偷欠；

2、企业积累和企业福利：有制度性保障，即由国家或公有资本运营方规定，或者按企业内部各方“充分博弈”的结果安排；

3、特殊贡献方回报：按市场机制安排，或按企业内部各方“充分博弈”的结果安排；

4、劳动者报酬：同2；

5、资方分红或利润上缴：同2，或按市场机制安排，但必须体现兼顾性。

三、结论：

1、从资方来看，公企收益一般小于私企收益；这主要是由于：

2、从劳方和特殊贡献方来看，公企收益一般大于私企；

3、上述二方面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故内部博弈的激烈程度可能会大于私企，其管理成本和决策成本（特别是其中的博弈成本）大于私企，这可能会损伤公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如何控制企业内部“充分博弈”的成本，将是一个重大课题；

4、对资本运营方及劳方而言，“制度性保障”是其优势，如因此激发其积极性、创造性，那么由之带来的“特别增益额”（如通过科技创新或制度创新而提高其个别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改进质量或开发新性能、创新营销策略、获取规模效益等），则可能增强公企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特别增益额”的分配机制设计中如何在兼顾其它各方利益合理增进的基础上充分激发特殊贡献方的积极性，则会成为另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初步设想如下。

说明：在公有资本居于控制地位的企业中，如各参与方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私利）的话，企业的内部博弈成本必会增大；但是如各参与方能考虑到其行为的社会历史效应，考虑到其共同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追求共赢和互利，则其博弈成本也可能会下降；同时由于在“充分博弈”中实现了集思广益和齐心协力，博弈产生的最终效益可能会大大的增加。

§18  公企“特别增益额”的分配机制

四、公企“特别增益额”的分配机制（要点）：

1、向国家纳税：理论上不偷欠；

2、企业积累和企业福利：按市场机制安排，或者按企业内部各方“有限博弈”的结果安排；

3、劳动者报酬：同2；

4、资方分红或利润上缴：同2，或按市场机制安排

5、特殊贡献方回报：相关个人或集体有权在一定是时限内独享扣除以上各部分之后的“剩余增益额”，其内部分配关系由市场机制形成或由各方“充分博弈”形成。

说明：上述“二”和“四”所述的机制是不完全协调的，其间的冲突该如何管理好，其博弈成本该如何控制好，则是又一个重大课题。笔者以为，其中的关键是设置好相关各方的合理数学比例，即合理确定各方利益的上限与（或）下限及其变动的基本条件。笔者的初步设想如下。

§19  公企内影响各方利益边界的主要因素

五、公企内影响各方利益边界的主要因素：

1、公有资本所有方的权益与责任：保障资本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即保障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国家和劳动者的合理权益及其增进（即税收、分红或利润上缴、劳动报酬、特殊贡献方回报等的合理增益），履行其他正常的企业社会责任。

说明：与私企的唯利性不同，公企在保障资方权益增进的基础上，还强调兼顾性，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抑了“资方权益”，但制度性保障却使其自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处于不断增进之中。因而，资方的合理利益边界是：保障达到一个基本的利益增进率，该比率一般而言会略低于私企的平均利益增进率，但因战略性优势地位而带来特别利益增额时例外。

2、劳方的权益与责任：在保障资方利益增进的基础上，保障自身利益及其逐渐增进，为此须以特别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确保企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进而推动企业各方面能不断进步、发展。

说明：劳方的地位和权益一般而言是优于私企的劳方的，但其权益的增进率必须合理确定，其下限是不低于（略高于）私企劳方权益增进率的“平均值”，其上限是不损害资方的权益增进率（略低于私企资方的平均权益增进率）和特殊贡献方的权益增进率（不低于或略高于私企相应方的平均权益增进率）。

3、特殊贡献方的权益与责任：特殊贡献方要么属于资方从而有资方的一般权益与责任，要么属于劳方从而有劳方的一般权益与责任，并有自己独有的如下权益和责任：在保障企业各方权益适当增进的基础上，在一定时限内独享必要扣除后的“剩余特别增益额”——对此可称之为“特别增益领先一步享有权”。

上述各方的权益增进可用下图表示：

从上图可知：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盈利的增加，特殊贡献方收益的边际效应在增加，劳方和资方收益的边际效应却是在下降。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各方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也会不断得到调整。

§20   公企利润率较低或亏损时各方权益减少机制

六、公企利润率较低或亏损时各方权益减少机制（要点）：

1、向国家纳税：依法调减；

2、特殊贡献方权益：大量减少或取消（极端情况下还会有负收益）；

3、资方权益：以一定比例减少（减少幅度小于特殊贡献方）；

4、劳方权益：以一定比例减少（减少幅度小于资方）；

5、企业积累和企业福利：同4。

参考文献：

1、《资本论》（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2、《<资本论>的逻辑》田光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3、《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许涤新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4、《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刘诗白主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5、《什么是按劳分配（一）？》人大经济论坛钟建民（zjm0328）2009-7-19日帖子，网址为https://bbs.pinggu.org/thread-499507-1-1.html

假设某企业固定资产为100万货币单位，在某个生产周期中的原材料等物力成本耗费为20万货币单位，工资等人力成本耗费为20万货币单位，在该生产周期中新增价值额为40万货币单位，故税前利润为40-20=20万货币单位，资本的税前利润率为20/（100+20+20）≈14.3%。假设该企业的纳税只与该企业的增值额有关，且一般为增值额的20%，则该企业需缴税40×20%=8万货币单位，税后利润为20-8=12万货币单位，资本的税后利润率为12/140≈8.6%。假定该企业在上述生产周期中的资本预期扩张率为5%（即需提取的发展基金为140×5%=7万货币单位），资方分红率为3%（即需提取的分红基金为140×3%=4.2万货币单位），企业福利基金为利润的剩余部分8.6%-5%-3%=0.6%（即可提取福利基金12-7-4.2=0.8万货币单位）。从利润分配角度看，发展基金占比为7/12≈58%，分红基金占比为4.2/12≈35%，福利基金占比为0.8/12≈7%。

假设该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改进工艺、改善管理、培训劳动者、节约资源等方法将该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系数k提高为原来的1.05倍，即在该生产周期该企业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变为40×1.05=42万货币单位，同时生产的物力消耗成本增加了0.5万货币单位（由于资源节约），并且劳动者的工资也随着生产率的变化而同步提高，即劳动者工资变为20×1.05=21万货币单位，故企业总资本变为100+20+0.5+21=141.5万货币单位，税前利润变为42-21=21万货币单位，税前利润率变为21/141.5≈14.8%，纳税额变为42×20%=8.4万货币单位，税后利润变为21-8.4=12.6万货币单位，税后利润率变为12.6/141.5≈8.9%，税后利润比原来增加0.6万货币单位的特别增益额。假定在新增的特别增益额中，发展基金的提取比例为40%即0.6×40%=0.24万货币单位，分红基本的提取比例为25%即0.6×25%=0.15万货币单位，福利基金提取比例为5%即0.6×5%=0.03万货币单位，其剩余部分为特别增益额的贡献方的奖励基金为0.6-0.24-0.15-0.03=0.17万货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