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最终只有采取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方式，使上层精英集团不容易形成、尤其难以固化，才有可能保证不变质。

以上各回帖均引自《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2009年08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_7734_1308218.shtml

斯大林“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强调邓小平“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二大经济原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在这里我摘录部分内容供读者审阅——
　　
　　邓小平曾经非常正确而精准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2]“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3]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25]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26]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要发展社会生产力。”[27]“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28]“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9]
　　
　　非常清楚明白的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二大原则……——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即既要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又要保证大多数民众共同富裕；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只要能够实现这二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或者是有利于这二大目标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是名副其实、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凡是不利于这二大原则的一切政策和制度，都不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
　　
　　我们必须重新清醒地认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原则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时，并没有把它们定义为社会主义，而是把它们定义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事实是列宁和斯大林为了修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待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必须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现的科学论断，才把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原则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篡改成“社会主义”！而近一个世纪苏联及其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伪社会主义的谬误和失败。……
　　
　　其次是，我们必须总结苏联和东欧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原则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实践失败的历史教训，并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无论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原则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理论空想”。下面我们来逐一论证：
　　
　　（1）、关于“按劳分配”：
　　
　　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对按劳分配论述的篇幅有限，主要集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本人从中总结了马克思原创的按劳分配理论应该包含的三大原则：一是，以劳动为分配的“唯一尺度”。二是，人们通过自觉的劳动，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所有劳动成果归劳动者私人所有。三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如果有人对我这个《哥达纲领批判》的解读有什么异议的话，我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能够有令我信服的理论和事实，我随时准备修正以上的观点。
　　
　　如果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同意我的这三个原则是确实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原创和本意的话，那么我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这个按劳分配原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具体操作的‘理论空想’”！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同一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计量和比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统一标准，也就无法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全部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什么八级工资制，干部二十六级等，所有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一的，精确的分配标准，统统地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无法提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同一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推翻我的上述结论！
　　
　

　（2）、关于“单一公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矛盾和“个别工厂中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资本主义三大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从而设计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重新相结合”。但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切只能是美好的理论“空想”。
　　
　　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已经根本不可能和劳动者“直接”相结合。
　　
　　首先，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必须对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支配权和劳动成果占有权，但正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社会或企业的劳动者只能集体地使用，支配生产资料和集体地占有生产成果。于是必然出现了管理、支配，主导分配的决策权力的归属问题。因为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他们也有个人利益要追求，一旦缺少有效制衡和监督机制，就必然产生特权。就是在具有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劳动者也只能实现对生产资料的间接支配和管理，充其量只能实现“间接结合”。因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重新相结合。”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论“空想”。
　　
　　根据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证明，如果公有制没有民主宪政的配套，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那么大多数被绝对权力掌控的公有制就很少能够避免腐败的结果。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的监督和制衡下，也基本上无法超越“化别人的钱不心疼、为别人赚钱不卖力”的人的自私本能和本性。所以，就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普遍地低于私有制企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怎样认识“公有制”的呢？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有制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当时欧洲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经总结和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一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二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三是，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如果从这三大矛盾的发展进入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时，似乎从逻辑上就生产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三大社会主义原则。但如果我们对马、恩原著进行仔细地，系统地、科学地、特别是理所当然地带着批判的理性来审视，我们就会明白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上述三大矛盾中的第一矛盾时，详细地论述了传统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个人占有的个人私有制的危害和弊端，并且确认了这种传统的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论断。但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为马克思整理并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中，对19世纪末产生的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做了相当积极的认可：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度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者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度点。”[30]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的过度点。”[31]
　　
　　“股份制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2]
　　
　　上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说明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不再是掌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主人”，只是拥有私人财产，他们的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即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而这种利润仅仅是体现了一种利息的形式。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确认股份制企业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换的一个“过度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又应该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制度模式呢？马、恩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这么一段论述：“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度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33]
　　
　　很明显，马、恩是把从资本主义股份制过度到“工人联合股份制合作工厂”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发展路径，不可否认，这种“工人联合股份制合作工厂”必须以每一股东对工厂具有公平的管理权和决策权为基础的，也就是每个股东对工厂的管理者有选举权和撤换管理者的权利，对工厂的重大决策有公平的决定权。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由此，这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上公有制是必须以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的。
　　
　　如果我们不是绝对地一定把“每人绝对平均的股份”作为上述“工人联合股份制合作工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原则，（世界上不可能真正存在这种绝对平均的制度，这种绝对平均的制度实际上也只能是一种理论空想）而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大多数人或多或少的股份”，那么，目前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创世以来所有现实存在过的社会制度中“最充分地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公有制’基本原则”的社会制度。
　　
　　（3）、关于“计划经济”：
　　
　　马克思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空想”。历史证明，人类不可能通过人为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来安排生产，分配资源。成千上万种商品随时随地地发生着供求变化，而且每种商品的供需又互相交叉影响，人们不可能穷尽这一客观必然而进入自由王国。我们只能依靠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分配资源，人的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辅助的，并通过经济手段、在市场的总体环境下，从市场调节的客观要求出发，来加以干预和调节。
　　
　　（4）、关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首先，在生产力和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必然前提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也不可能根据人类的“无限需要”来分配消费品。其次，“按需分配”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消费品的平均分配，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一份”，来现实人类的“人人平等”的“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但是，“每个人相同的一份”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是另一种更落后、更反历史规律而动的剥削的产生。这是因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建立在个人的劳动效益，劳动成果，社会贡献不平等的事实上的，而这种不平等又是建立在个人的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的事实上，这种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正是建立在父母天生及后天个人的努力基础上的。所以说这种建立在个人天生的和后天努力基础上的劳动能力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贡献的不平等所决定的消费品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现实的和实质上平等。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绝对平等，也就是现实的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在不同的劳动成果，不同的社会贡献中实行平均的分配，也就是劳动能力差的人剥削了劳动能力强的人的劳动成果。
　　
　　因此，“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但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而且是一种更严重，更落后的剥削和不平等。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是想通过他们的“平等原则”来达到一个目的——充分解放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来达到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达到人类自身的充分解放，发展和进化的目的。即“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结果的平等”只能是保护落后，剥削和制约先进，从而制约和压制人的劳动积极性，结果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伪平等”。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确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原则：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所谓社会主义就这二条，只要符合这二大原则，就是社会主义，而不管它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也不管它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我们承认从马克思主义“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那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必然引申出的二大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共同富裕和可持续高速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的话，那么一切和这二大原则相违背的理论观点和制度原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制度原则。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主的，以苏联、东欧各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实践的，以按劳分配、单一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组合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它们的失败，也就是说，上述各国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上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二大价值原则。
　　
　　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能够心平气和地、冷静地考察北欧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很难有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来否认这些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对“共同富裕”和“可持续高速发展”二大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执行得最出色，客观效果最好的国家。联合国有关机构已经多次在全世界各国创新能力和发展优势评定中把他们名列前茅。
　　
　　如果有的人，（包括李慎明先生）坚持否认北欧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的依据来否认这一事实——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是人类创世以来所有现实存在过的制度中“最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二大根本原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