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成思危
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征途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1951年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踏上了报国的道路；二是1981年到美国进修管理，拓宽了治学的领域；三是1996年当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登上了从政的舞台。
我的学术研究经历
我认为，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努力为振兴中华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但作为学者，治学是从政的基础，只有认真调查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才能提出新举措。在上进心、责任感、求知欲的驱使下，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研究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问题，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一是用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的方法研究我国改革及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复杂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物理、生物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层次，包括国有企业、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农村金融、住房制度、事业单位、保税区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发展计划的制定和管理、境外投资的战略与管理、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农村市场的分析与开拓、坚持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探讨。
二是探索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的特点与发展规律。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在知识社会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虚拟经济系统的主要特点、虚拟资本（包括信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等）的实质和运动规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等方面，并试图用虚拟经济的理论来分析金融系统中的混沌与自组织、金融创新、金融安全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研究和推动我国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发展。风险投资是有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性的和专业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支持创新者创业，并为投资者取得较高的回报。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战略、立法、政策和有关项目遴选；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结构、筹资方式和运营机制；以及商业计划书编制、项目遴选、风险企业管理、风险投资退出途径等实务，并建议政府以“支持而不控股，引导而不干涉”的原则来鼓励民间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农民占大多数、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21世纪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我要求每项研究的成果都要有针对性、及时性和可行性，所提出的建议应当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执行、进度上可实现、政治上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既要有鲜明的论点，又要有充实的论据。
每当我取得点滴研究与思考的心得后，即本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的理念，除通过著书、撰文、演讲、访谈等方式公诸于众外，还向高层领导建言献策，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身体力行。我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其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代替政府进行决策，而是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四个主要方面对政府进行决策支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位政治家，应当努力将学术研究的成果用于全国人大立法及监督的实践之中，坚韧不拔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当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结合起来，按照“识大局、顾大体、有作为”的要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一个参政党应有的作用。
从政的舞台既为我的工作和治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研究成果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民建中央主席，我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参加总书记或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协商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直接听到最高层领导的声音，并向他们反映我们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经常参加法律草案的审查、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汇报、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可以了解到许多具体情况和问题，经过分析思考后提出我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来信和网友们的评论也对我有不少启示和帮助。
此外，我兼任的一些学术职务，例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1996~2004年）等，为我保持和专家学者们的联系与合作提供了方便。我在指导中科院研究生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等地的博士研究生时，也通过答疑和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
我的学术观点和论述除了在专著中出版以外，还大量散落在各种报刊杂志登载的文章、演讲和访谈中，并由一些网站相互转载，既不准确又欠完整，有的甚至“以讹传讹”。为了使读者们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我的思想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将我的零散著述分门别类汇集出版。在每本书中采用了按主题分类，在时间顺序上由近及远的编排。尽管我过去发表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我今天的观点，但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在成书时基本上未作修改，以便进一步接受实践的考验，并使读者能看出我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必须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反对沽名钓誉、趋炎附势、抱残守缺、文过饰非。我一向主张个人的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因此，我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理解我的观点，并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林则徐有诗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愿在有生之年与众多仁人志士一道，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安居乐业而共同奋斗！
我的金融改革观点
尽管我于1981~198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修管理时就对金融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开始系统地研究金融改革问题却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成思危论金融改革》一书汇集了我关于金融改革的文章、演讲及访谈共56篇，内容涉及金融全球化、金融制度及产品创新、金融危机、金融安全、金融监管、混业经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物、产权市场、保险业、产业投资基金、企业融资等，基本上涵盖了金融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有20篇是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在附录中还收入了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两份报告——《证券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农村金融”调研报告。
尽管在选择收入《成思危论金融改革》一书的文章时删除了大约30篇内容重复的访谈、演讲及文章，但为了保持每篇文章的完整性和有关文章之间的联系，在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重复之处，请读者们理解并见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现将我在金融改革方面的主要观点简要归纳如下：
1、金融全球化在现阶段的主要趋势是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急剧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增大，各国货币的虚拟化程度增加，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成为政策工具，金融创新迅速发展，世界金融市场的集成程度不断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适当放松金融管制的客观需求，有人称之为金融自由化。但是这种自由只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各国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的考虑，都不可能容许其金融系统完全自由开放。金融全球化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也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难得的机遇，为此应当谨慎设计我国的金融改革战略，从宏观上消除我国金融的制度性障碍，从微观上加强金融企业的内部管理，加快金融创新。
2、要正确理解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界研究问题不要脱离经济，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但是金融对经济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同时，经济还是决定金融的重要基础，如果经济情况变化了，金融肯定会受影响，当然，金融对经济也有反作用。在推进我国金融改革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正确理解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其协调发展。
3、要积极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稳步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扩大市场主体的参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金融行业，可以社区银行作为一个突破口。
4、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国家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主要是综合防范涉及公债、汇率、储蓄、金融市场等方面的风险，发现并化解各类隐形债务。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而金融系统微观基础的增强则是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保证。
5、股市的本色应当既是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场所，也是适度投机的场所，中国股市要向本色回归才能真正有希望。我国股市在制度上有三大缺陷：一是融资市，只注重股市的融资功能，忽视股市投资功能；二是半流通市；三是单边市，只能做多而不能做空，要认真加以纠正。要发挥股市在扶优汰劣、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建立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6、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线图”——“实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完善公司治理、创造条件上市”已经开始实施，尽管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细化，但应当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尽快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上市只是改革的继续而远远不是结束，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针对市场、客户和风险，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争取早日将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造成现代金融企业。
7、要进一步改善金融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保障公众投资者、存款人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受到违法行为的侵害，给他们以必要的知情权，要督促各类金融机构努力降低运营成本，改善金融服务，使有关群体在总体上获得合理的回报。要从信息披露入手，按照披露、分析、公告、处置的程序，引导市场的力量来参与监管，并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善监管。
8、适时适度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从钉住美元改成钉住加权的一篮子汇率，按照“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账户，最终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是相辅相成的，地区一体化就要提到货币一体化问题，但地区货币一体化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参与国的发达程度要比较接近，如果相差较大，就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由于目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路程还很漫长。
9、资本是目前我国农村中最缺乏的生产要素，必须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保证充足的资本供应，尽量满足农业、农村及农民的金融需求，逐步解决“三农”这一在我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应为：财政支持，市场运作；三足（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鼎立，各司其职；存贷为主，综合配套；法制健全，市场发育。
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较快，但保险业的发展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要进一步拓宽我国保险业的服务面，提高保险业的竞争力，加强保险创新，提高精算水平，大力发展再保险业。
11、 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更加有效地提高金融效率，化解及转移金融风险，但也要注意防止过度投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12、 由于资本和风险都具有易于流动的特性，混业经营应当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在目前分业经营的情况下，要建立强有力的金融风险管理协调制度，并要不断地努力探索，创造条件，稳步推进混业经营和监管。
以上一些观点只是我作为学者的一孔之见，我很高兴地看到，其中有些意见也许和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不谋而合，正在逐步实现。我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都来关心我国的金融改革问题，为提高我国金融竞争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而献计出力。
（本文为《成思危论金融改革》一书自序，文章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添加）

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成思危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谢平
过去5年里，我在成思危先生的领导下，参与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货币市场、农村金融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和实践上获得了很大的指导和收益。在研究过程中，他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严谨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思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近年来对金融领域的改革非常关注，在很多场合积极参与金融改革的理论和实际。他不仅身体力行，百忙中投入很多精力研究金融改革问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而且牵头组织了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课题。这些论文、课题既有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又与金融改革的实际紧密结合，有相当的深度，符合改革的思路和步骤，揭示、解决了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影响深远。
成思危先生对转型中的资本市场有相当的研究，2003年撰写《让股市恢复本色》一文，指出“在中国股市进入调整期后，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让股市恢复本色”，而“股市的本色是有效的投资及融资场所”，纠正了长期以来我们把股市仅仅当作融资渠道的片面认识，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5年，成思危先生提出了中国股市最根本的三大缺陷：一是过于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而忽视了它的投资功能；二是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没有信用交易，不能融资融券，买空卖空；三是半流通市，只有流通股能流通，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这三个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肯綮。2006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和正在酝酿的股指期货交易制度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而展开的。
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一问题上，成思危先生通过多篇文章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把证监会发审委已经通过的小盘股集中起来，开辟一个中小企业板块；第二步是适当降低条件，逐步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二板市场。现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的建设和发展印证了成思危先生当初的构想是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此外，他还在多个场合强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对后来的分类表决权和股权分置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成思危先生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在《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与主要措施》一文中，他提出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是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改革的步骤应该是：首先，明晰产权；其次，引入战略投资者；第三，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第四，充实资本金；第五，建立并健全公司治理制度；第六，支持有条件的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第七，改善内部管理；第八，推进金融创新。这些观点和中央推进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路和安排保持了高度一致。
对农村金融改革、虚拟经济、金融工具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成思危先生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视野开阔，思路活跃。
《成思危论金融改革》详细收录了成思危先生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关于金融改革的众多论文、课题、讲话和座谈，为我们进行金融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同时对下一步金融改革实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分享金融智慧 回忆恩师教诲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民
　展开成思危先生的新作《成思危论金融改革》，跃入眼帘的是几乎当今经济金融所有重大课题。在冗重的政务之余，孜孜关注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已属不易，而成思危先生亲自研究，多次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每每就重大问题组织跨学科的力量进行研究并笔耕不缀，着实令人感慨。我曾有幸参与成先生主持的关于复杂科学、通货膨胀、商业银行改革等课题的研究活动，尤其是在进行商业银行改革课题研究过程中，成先生给予的指导令我难忘。
　　在中国现行的金融架构中，商业银行不仅是整个金融市场最基本的主体与载体，是保证民众财富安全、提高民众财富收益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渠道，也是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业占国内融资比重在90％以上，形成了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业格局。中国银行业的健康程度维系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也是成思危先生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2002年初夏，成先生访问香港，他就香港的银行体系做了周细的实地考查，甫回北京就电话召我面谈。成先生先问了我一系列关于国内银行的情况，主要是经营效益的数据，又了解了我们中银香港在香港的经营情况。他说，根据你的介绍和我在香港所见，我们的银行业在效益上与香港的银行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服务上的差距更大。这不单单是市场问题，还有技术问题、体制问题、文化问题和用人的问题。在成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我们又一次组成《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研究小组，在成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成先生提出，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既要体现在经营绩效的硬指标上，也要体现在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等软指标上。我们必须通过股份制改革和引入外国的战略投资者，使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业务发展、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会制度等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对引入境外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这一问题上，成先生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还差，以出售股权为代价，来换取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应当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因此他提出了全面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包括进行彻底的财务重组、转换经营管理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等一整套政策。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有幸多次参与成先生主导的研究，多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也数次和先生争得不亦乐乎。其间感触最深的是成先生心怀天下，情怀中华的祖国情结；横贯中西，穿越今古的广博；以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综合而又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在参与上述研究中，成先生多次提出，中国所采取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总体金融改革，而且也会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走势产生相当影响。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从国际的视野和中国的国情来研究问题，并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增长，更为人类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作出贡献。
往昔参加成先生主持的研究是愉快的经历，今天读成先生的书更是享受。是以为文。
纵论金融改革之路 探求国强民富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最早于上世纪中叶开始系统研究风险投资，是中国风险投资的创立者，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之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构建、金融安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国内虚拟经济研究的引领者，成思危先生上世纪末着力于对虚拟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对资本市场改革、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改革进行创造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他系统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脉络，从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几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切实的解决办法和措施。他认为，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政府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政策制定要科学，使市场有明确的政策预期，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彻底消除阻碍市场发展的最大制度障碍，监管要向市场化方向转化，让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政府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要防止“政策市”现象发生，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完善，要加快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和基金法、期货期权法等法律的制订。上市公司首要的是要提高质量，完善治理结构，投资者方面则要引导投资者转变观念，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本身，则要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在市场陷入困境时，他呼吁要恢复市场本色，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给市场更多的支持，还给出了“赌场说”之所以不严谨也不负责任的分析。
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他认为商业银行必须尽快完成向现代金融企业方向改造，要借助股份制改造来明晰产权、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充实资本金的同时引进先进的内部管理经验。在股份制改造的同时，应该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并最终上市。此外，他认为应当大力进行金融创新，推进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要建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社区银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等等。
针对农村金融改革，他认为农村金融是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他建议，改革应以扩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金融职能，对农村商业金融机构采取特殊的利息和税收政策，促进农户联保贷款，发展合作金融组织，建立贷款担保公司以及推行农业生产保险等。
此外，他对建立和发展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提出了诸多设想和建议，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在发展中国货币市场战略方面，他提出首先要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划分清楚，不能让货币市场承担资本市场的功能；其次要建立一个网络化的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再次建立科学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促进利率市场化。他曾就中国一度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和外汇政策也给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近期，成思危先生在金融领域集大成的一本著作--《论金融改革》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实为可喜可贺之事。该书收集了他多年来的论文、访谈和演讲，是他积极探索、努力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明证，是他金融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是一部既有理论体系，又有思想深度，同时又对中国金融的现实有着深刻思考的一本著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