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列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1]。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quences of Peace,1919),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2]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3]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4]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其余年份都在其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9.7%。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为迟钝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5],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哈耶克是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在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6]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stabilizer),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 at prewar parity)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邱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邱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低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佣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30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凯恩斯传》作者谈凯恩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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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由英国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勋爵撰写的三卷本《凯恩斯传——为英国而战》最后一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斯基德尔斯基早在1970年就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凯恩斯传》一书出版合同,原计划出一卷,15万字,1972年12月31日前脱稿。但连作者本人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的今天,当三卷本《凯恩斯传》出齐时,字数居然膨胀到洋洋大观的100万字。 斯基德尔斯基勋爵曾是一位历史学家,专攻经济政策,并不擅长经济学。对于一位历史学家而言,如何才能写好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传记呢?斯基德尔斯基勋爵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解决办法。很显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学懂经济学,但说说容易做做难。对斯基德尔斯基勋爵来说,就是要用历史学家所不熟悉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经济学是逻辑学的一门分支,而历史则是对事实的分析性描述。就历史而言,没有“标准”可循,因为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对传记来说尤其如此。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让经济学束缚手脚,从而丧失历史学家固有的秉性。凯恩斯传记必须能够真实反映凯恩斯的逻辑思维方式,时刻牢记为什么凯恩斯会这么想、这么说。斯基德尔斯基勋爵力图从经济类历史学家的角度描述凯恩斯的一生及其思想,并成功地搞到了所有想要的凯恩斯的论文,包括那些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要知道,这是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在卸任后回到其家族出版公司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 只是斯基德尔斯基勋爵写《凯恩斯传》生不逢时,恰巧遇上发达国家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通胀率居高不下,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此束手无策,凯恩斯本人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的革命热情日益消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在1936年刚推出时曾被人奉若圣经,如今,人们已不再像先前那样迷信凯恩斯的大作了,而只是把它看成1929-1933大萧条时代的产物。在斯基德尔斯基看来,要是凯恩斯生活在今天的话,决不会写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那样的著作。 彷徨之余,斯基德尔斯基最后还是找到了三个突破口:一是分清经济学家的想像与分析思路之间的区别。二是思想家在建立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往往会显示出一贯性和连续性,一旦把握了它,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成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凯恩斯的早期研究成果,如《银行家为经济危机与萧条警告负多大责任?》(1913)、《货币改革手册》(1923)、《货币论》(1931)等自成一体,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说有着天壤之别。三是斯基德尔斯基借鉴了彼得·克拉克《凯恩斯革命》一书的做法,将凯恩斯理论与政治及行政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体现凯恩斯“理论必须服务于政策”的主张。 斯基德尔斯基勋爵的三大突破使得凯恩斯众多名著中前后不一致的理论与政策串成一条线成为可能。在斯基德尔斯基看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模型、凯恩斯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不确定性对企业预期的影响、不确定性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货币心理,以及凯恩斯一贯倡导政策的稳定性。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人类由于缺少对未来的知识,因而采取了各种针对未来的准合理化策略。货币作为一种购买力,为推迟在投资与消费之间作出决定提供了可能。 在货币心理方面,凯恩斯认为,货币与其说是满足人们欲望的手段,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们喜欢囤钱的心理不仅仅是对不确定性的准合理化反应,还反映了人类“爱好货币”的“怪癖”。经济萧条是罪恶结的果实,并非奢侈犯下的滔天大罪。 《凯恩斯传》第三卷集中描写凯恩斯的晚年生活(1937年-1946年),把读者从萧条经济学带到完全就业经济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和大规模财政支出造就了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绝不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功劳。 凯恩斯在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战后财政、货币和社会保障的影响,使得英国从山姆大叔那里赢得了财政上的独立。凯恩斯于1946年4月21日离开人间,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他的祖国,就像在战场上倒下一样。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今天,凯恩斯经济学留给我们的不是他“科学”地揭示了就业不充分条件下达到均衡状态的可能性,而是他那“市场经济生来就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逻辑性的谆谆教诲”。市场资本主义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但要稳定。尽管目前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仍以凯恩斯的主要经济要素总量及其相关关系为基础,但政府已不再寻求直接控制这些总量———价格、产生、储蓄、投资。不过,政府也不会回到凯恩斯经济政策流行以前的老路上去,正如凯恩本人在1939年所预见的那样。与凯恩斯自己的名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得死”相反,凯恩斯的思想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10 9:08:32编辑过]
| 凯恩斯主义批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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