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在拉大，而且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正视，回避和拖延都是不合适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是为了将社会可分配的“蛋糕”做大。无论“蛋糕”大小，既然是满足人的需要，就有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由来已久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对由市场化改革释放出来的个人禀赋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容忍度。“凭本事吃饭”的观念深入人心。体质体格、受教育程度和内容、个性修养等特征都会造成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无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还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个人禀赋差异的原因。改革开放使个人禀赋差异与收入分配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人消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个人职业选择和地域选择的自由度都大大增加。个人自由不但影响到个人禀赋差异本身，而且使个人禀赋差异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市场化时间先后、程度深浅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及相应的人群会产生收入分化，出现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扩大是合理的。
　　产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第二大原因是财富差异。那些具有较多财富积累的家庭，更容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实现财富的累积效应。投资需要启动资金，投资一旦成功，财富积累比工资收入要快。所以，财产性收入一般集中在已经富裕的阶层，有钱人会更加有钱，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家庭，则因为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获劳动报酬有限，更没有太多的要素投入回报，很容易陷入贫困循环，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但是，只要财富是合法的，由财富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仍然有较强的容忍度和认可度。
　　
　　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是根本出路
　　
　　社会最不能容忍、影响最坏的是由腐败等产生的非法收入、行政性垄断等产生的不合理收入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下大批计划内物资被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转入市场体系高价销售，牟取暴利，形成一批“倒爷”和“官倒”。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垄断隐形化、市场化，行政资源直接以形式上规范的市场主体形式进入市场逐利。经营城市过程中的征地和土地出让，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表面上都以市场化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实际则依靠行政垄断支撑高额利润。分行业看，这些具有行政垄断色彩的行业已经成为工资性收入最高的领域。但进入这些领域工作，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储备，更重要的是需要过硬的人脉关系。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根本出路不是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穷人所得等常规手段，而是提倡和保障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恢复并维持改革开放前期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流动性。这就需要深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教育制度和社会精英培养选拔制度的改革完善，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是下大力气实现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为起点公平创造条件。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问题。提高每个人的素质，缩小个人禀赋差异是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最为重要的努力方向。个人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公民个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带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需要ZF出面推进。
　　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司法、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应该借鉴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做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事业，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保持和提高社会阶层流动性，永葆社会活力尤其重要。这是最为重大的扶贫工程、民生工程。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事业全局和长远角度发展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大胆按照东部地区的先进标准超前推进，把缩小中小学教育文化和健康差距作为缩小城乡差距和缩小地区差距进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战略举措强力推进。如果财力不够，宁愿暂时压缩其他方面的经费支出甚至其他领域的西部大开发、农村扶贫攻坚等事项的支出。只要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也能方便地享受到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能够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那么，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能在个人禀赋上缩小与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差异，从而在收入分配上改变贫穷的代际循环，增加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必需深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
　　
　　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打击贪污腐化等违法乱纪行为，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理顺资源价格和利益分配体系，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保证收入分配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这是目前阶段最易见效、又最易缓和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不满情绪的做法。这要求ZF切实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真正做到管住、管好自己人。加快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设置机构，规范ZF职能，改善ZF治理，认真履行职责，改变权责不对等、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的状况。
　　同时，加快和深化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当前我国市场垄断大部分属于行政垄断，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垄断暂时还不多见。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相交织的领域应该坚决消除行政垄断，能市场化的环节必须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自然垄断环节，ZF监管一定要到位，工资标准、人员配备、成本核算、产品和服务价格等都要在ZF严密监控下制定实施。打破行政垄断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拆分现有大型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用人制度，加强ZF监管和市场公平竞争，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消除行业准入障碍，就能达到目的。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二次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完善所得税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收入分配结果的差距。需要指出的是，这只能确保低收入群体基本生存权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应该给予太大期望，更不能将其作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工作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是追求简单的结果公平，不是要重新搞平均主义。我们首先要承认、尊重、保护个人禀赋差异和财产差异及由这种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异，在此前提下，我们要努力缩小个人禀赋差异，提升所有公民创造财富、获取收入的能力，缩小、消除个人之间创造财富和获取收入时的起点不公、过程不公，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
　　
　　户籍等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战略举措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地区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和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城市化优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战略举措。中央应该强制各地必须把外来人口纳入当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哪些人口应该纳入，各地情况不同，加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为了限制盲目流入，稳妥起见，可以有所区别。但是，必须以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为标准，差异只能体现在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的时间及稳定性上。而且，各地标准必须报经中央批准，不能差异太大，搞得太复杂，以免改革流于形式，产生新的问题。一旦户籍迁入，就必须保证这些人能够机会均等地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参加当地高考的权利。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地区发展最重要的举措，也是最大、最有效的“以城带乡”、“对口支援”和财政转移支付。在这个问题上，决策者一定要有政治家的眼光、胆略和气魄。
　　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治国理政必须胸怀全局、放眼未来，力戒为了眼前和局部目标顾此失彼、进退失据。解决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内的民生问题一定要尊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客观规律，一定要依法治国。我们不能一方面强调转变ZF职能，另一方面继续没有底线地进行全能ZF实践，甚至不自觉地制造新的不合理利益格局，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ZF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职能定位固然要拿捏准确，及时调整，在解决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在内的民生问题中也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事无巨细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断推高社会期望值，最终很可能造成中低收入阶层和富裕阶层都不满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