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有春节回家的权利？

李俊

   谁的产品谁定价，这是一个正确的常识。可是触及到民生时，产品的主人就失去定价权，而ZF就顺理成章出来干预。对于价格管制，本质就是对产权的侵犯，比如限制了收益权和转让权。火车票定价之所以成为一个争议问题，那是铁路市场是国有垄断。

   要知道，回家过年是商品。很多人选择购买火车票方式实现回家过年，但是拥有这张火车票并不容易。特定时期，回家就成为昂贵的商品。想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然而回家的名额却是有限。

如何分配火车票？比如有100人想回家，但是只有50张火车票，那么如何决定其中的50人获得火车票？这里的竞争规则有很多种，这包括抽签、排队、资历、投钞票等方式。如果采取抽签方式，那么谁的运气好，谁就可以回家。如果采取涨价方式，谁出价高，谁就可以回家。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不管什么竞争方式，只能让50人让回家，另外50人注定是无法回家。

   既然无法让所有人都可以回家，那么只能采取一种有效的竞争方式，从而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很多人把一票难求归咎到黄牛党，同时相信打击黄牛党就可以缓解一票难求。事实上，黄牛党并不是造成一票难求的原因，而是一票难求导致的结果。客流暴增与火车运力不足导致僧多粥少，这就是造成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供需不一致时，解决的办法无非是：第一是使供给增加，第二是使需求减少，第三是同时进行两个过程。因此，要解决一票难求就是要增加火车票供应，同时使火车票的需求减少。要是没有从经济学常识出发，实名制、还是其他方式获得火车票，都对解决一票难求是毫无意义的。

要解决一票难求的现象，就必须明白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人想顺利买到火车票，同时又想价格很低，这是不可能的。要想马跑得快，同时又不想给马吃草，这有可能吗？人们获取资源永远都有代价的，即使供应者免费送出，需求者间的争夺也不会停止。一个有钱人突然说，拿出1000元送给一个人。要是他送给一个美女，就是以外貌作为竞争的代价；要是他送给最好朋友，就是以感情作为竞争的代价；要是他送给高考状元，就是以分数作为竞争的代价。因此，不管火车票价再低，即使免费送出去，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要是火车票价格低，同时也可以顺利买到，就没有必要存在提价的争议。现在，低价火车票出了很多问题，正如薛兆丰说的：“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人为压低价格，必然导致短缺，这是不可能否认的。车票价格越低，需求就越多，因此就有更多人竞争一张火车票。这样，低价火车票就不等于低价格获取，甚至付出代价是沉重的。

低价火车票并不能解决所有人回家的问题，反而不利解决。要鼓励铁路部门提供更多火车票，必须提高价格。火车票价格过低，必然让它们消极对付春运。春节期间，这么多人都想回家，必然提高回家的代价。压低火车票价格，但是这么多人要抢购火车票，真实价格必然不会改变。过低价格火车票并不能让人们低代价回家，而是改变人们回家的竞争规则，这不仅在价格方面竞争，还要排队、托关系等方面竞争。

其实，火车票可以定最高价，实现淡季打折。这种做法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从而让资源得到有效使用。淡季时，火车票应该降价，达到鼓励更多人出行。现在，火车票在忙时、闲时都是一个价格，这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那些没有读过书的农民都懂得供求原理，他们告诉我，挑菜到市场上卖，菜稀缺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而菜盛时只能卖贱价。为何我们的管理精英却不懂？淡季时，很多列车的座位率是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不可以降价刺激需求？

同样，在春运时，提高价格可以抑制需求。有人强调中国人重视春节、一定要回家，即使票价再高也要回家，所以提高价格不可能抑制需求的。其实，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让他们回家代价足够大的，我想他们一定会放弃的。退一步来说，安全比团聚更加重要。低票价实际上向他们发出错误信号，而最终导致公共危机，2008年春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要说春节非回家不可，不要说留在他乡过年就如何惨，难道真的是不计成本选择回家过年吗？我看未必。那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是回家过年的？难道他们不想回家吗？当然不是，而是回家成本太高了。

任何一种产品价格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飞机、高铁、汽车等运输工具，就没有出现黄牛党现象。相对普通火车票的一票难求，高铁却是上座率不足，这是什么原因？道理很简单，就是普通火车票价格过低，自然就把黄牛党邀请过来。

火车票春运应该涨价，淡季应该降价，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正如薛兆丰说的：“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因此，解决春运火车票问题，别忘记了最基本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