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指数为何比GDP精确

最近的克强指数很受关注，笔者没有对其进行加权统计过，但既然这个指标受到了这么多专业人士和媒体的追捧，那自然有它的道理，也值得我们对国内其它的统计数据进行反思。

克强指数主要是建立在铁路货运量、银行已放贷款量和用电量三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简单的回归分析结果赋予权重，分别是25%，35%，40%。据说吻合度很高，而且以真实性取胜。

对这方面，媒体的报道确实非常热闹，但对于这样简单加权平均出来的指标为什么准确，还没有谁从原理上解释。笔者就从这方面入手。

指数中权重数最大的就是用电量。用电量用来取代GDP，搞宏观经济的人都有所耳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实质。这种数据首先体现在关联性上:用电数据和工业生产、消费活动密切相关。其次体现在真实性上，地方官员可能会多报GDP或者工业生产总值等一系列宏观指标，但谁也不愿意多报用电量这样的能源使用消耗数据，因为这是个反向指标。全国上下对单位GDP的能源使用量都有越来越严格的规定，用电量数据越大，单位GDP能耗反而越大。最后，体现在可核对性上。用电量数据和发电量数据可以核对，发电量数据不容易被扭曲，电力市场高度集中，五大发电集团基本上就占了一半，这些大公司通过自动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向中央ZF报告数据，发电量数据很难伪造。但发电量数据不及用电量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发电量数据不含小型电厂的发电量。

用电量数据能解释GDP的很大部分，但绝不能简单代替。用电量数据的波动性强于GDP，在经济上行周期，用电量的增幅就会比GDP增速大；经济下行周期，用电量增幅就比GDP增速小。因为在经济下行时，消费刚性的比较多，所以下降少，而对应高耗电的投资就下降很大。随便找几个行业比如建材、水泥、钢材等就占了一半多了，它们降的多，耗电量就降的多。另外一点，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处于去库存化，企业卖的很多产品是以前的库存，所以只会更大压缩当前的生产规模，用电量数据下滑更大。

既然波动大于GDP，如果将用电量数据赋予一个小于1的权重，再加上其它几个与GDP相关的真实数据作为调剂，那这个指数是值得参考的。

指数中权重第二的银行已放贷款量。信贷量基本上代表着融资额，这个数据打架很熟悉。至于权重较小的铁路货运量，很多人则不解。我们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对比能发现，其实2008年以来，铁路货运总量同比涨幅和GDP同比涨幅出现过惊人的相似性。我们是这样子在关联性上做理解，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物流消费需求很大，投资、消费、进出口都与现代货物周转存在非常高程度的关联性，而铁路承担了全社会一半的货物周转量。随着铁路货运从原来的计划安排运输逐步向满足市场需求的灵活多样的运输方式转变，这个数据的准确度反而越来越高。当然，铁路只是物流的一部分，但铁路运货量数据比公路等的更好获得。

从以上能看出，克强指数的真实性体现在所基于三个指标的真实性。也许对于各个地方ZF来说，这三个指标是相对真实性较高的数据，而至于地方统计局呈报的GDP数据则基本可以忽略。我们要反思的是，偌大一个中国，除了这三个基本数据，就没有别的可信任数据了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既然出口、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指标都能够快速传导到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上游领域，通过这些上游领域的探索，是不是可以对下游的这些统计得到一定的启示呢？现在探索到的较好的行业指标，有两项：钢铁、水泥。一旦下游需求回升或回落，钢铁价格会迅速上涨和回落。而水泥这个指标稍好于钢铁。因为水泥不太容易储存，不存在库存概念，所以水泥更能反映总需求的变化。而且水泥需求全部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钢铁只有一半需求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能不能将这些行业指标作为用电量指标的补充而加权进来也是值得思考的。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源还是全国上下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统计数据不仅仅是一种表观数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决策者决策的依据。一旦出差错，经济政策的出台容易受到误导。统计数据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是基本的出发点。

对于当下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出发点就在于中国统计系统的高度不透明。统计数据必然会有误差，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对统计数据出台的权重等全盘隐蔽，对外不透露其统计工作的流程，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另外一个根源，就在于国家统计理念的不够与时俱进。以CPI为例，中国发行的货币绝大部分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房子属于投资，因为将来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所以房价不能计入CPI。计入CPI的应该是房租，但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有感触，自己一个月中的绝大部分收入用来交房租了，这给我们带来启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房租在CPI中的权重一定要加大，这个数据绝对要比现在的CPI中的权重大很多。

实际上，中国统计数据已经不简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中国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数据，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上级ZF评价下级ZF的主要标准，还是依据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因此，一些地方和部门受不正确的政绩观驱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人为地“做大”GDP数据。在这样的环境下，GDP无疑承受了过重的不该承受的压力。在地方就有听说过，地方统计数据想填多少就填多少。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所谓政绩，指使当地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就是这么出来的，地方统计人员甚至拿虚假数据主动迎合当地领导。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的现象从根源上还是考核机制的问题。从中国现行的统计问题来看，要解决问题还是得从根源问题上出发！

看看

从数理经济学到人文经济学

导语：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观的立场和方法，用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

一般认为，主流经济学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创建的。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全名应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讨论两大经济学的问题：财富的性质和起因，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反而很少提到。其实这应该是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斯密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经过二百多年的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例如斯密对价值的看法认为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在他以后的一百年中，包括马克思也都继承了他的看法。但是近一百年来对商品的价值的认识，已经由劳动价值改变到交换价值。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就包括了商品的价格决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几乎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它要用很复杂的数学才能证明。这说明了数理方法对经济学有巨大的贡献。经济学离不开数学。

斯密以来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革是十九世纪末的边际革命。由于边际观念的引进经济学得以脱胎换骨。边际概念是用了微积分中的增量分析方法，特别是用偏微分中的增量分析。它研究其他变量都不变，只有一个变量作微量增减时，因变量的变化。数学一旦进入了经济学，立刻发挥数学的巨大功能。它把各个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极其透彻。比如商品的需求弹性，由于涨价相当于收入减少，商品需求的变化不但因本身价格引起，还由于对收入影响而产生的购买意愿发生变化（由Slutsky　方程表示）。像这样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微积分的方法是极难说清楚的。

由于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越来越离不开数学。1969年诺贝尔奖增设了经济学奖。得奖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数学的，有的本来就是数学家，例如创建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物理学家的丁伯根，兼有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的萨缪尔森，任数学研究所室主任的康特洛维奇，任数学教授的德布雷。由于诺贝尔奖的引领作用，经济学进一步朝数理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有足够好的数学基础。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方向，明显偏离斯密时代把经济学看成人文科学的本意。斯密不但写了《国富论》，更写了《道德情操论》。他本来就是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和数学没关系。

斯密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承认自利的正当性，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自利对社会是有利的。自古以来都认为自利有害于别人，认为生意人赚钱是不道德的。斯密的这一发现原本是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将这个道理简化成经济人假定，并由此推导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和斯密的本意并不相符。也使现代社会步入歧途。中国改革中充分发挥了经济人的指导作用，取得经济增长的空前成功，但是也把全社会引入钱眼。一切朝钱看。物欲横流，买官卖官，恬不知耻，连踢足球的胜负都可以拿钱买。社会也陷入了唯GDP论。环境保护，分配公平，社会公益，统统让位于赚钱。所以经济学要回归到人文性。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的。1979年我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出版了油印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及其应用》。此文原封不动地在2007年4月北大的《经济学（季刊）》再次正式发表。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以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和暨南大学出版社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总销量接近十万册。

在择优分配原理中我证明了均衡价格能够导致资源最佳配置，这个证明回答了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均衡定价。拿数学来讲，因为价格衡量了商品的边际效用。在收益递减的条件下等边际效用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而且公平竞争能出现均衡价格，所以资源配置不需要ZF干预。我还发现普遍的最优化原理是一个择优分配的过程。约束条件下非线性最优化的一般方法，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就可以从择优分配的概念直接推出来。这给拉氏乘数法一个经济学的清楚明了的解释。我进一步用择优分配的基本概念推导出动态最优必须满足的条件，即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比如说，汇率调整中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变，哪个最优，就可以用动态最优的欧拉方程来回答。欧拉方程是变分法中的经典方程，它是用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我发现它可以用择优分配的道理来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我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回答物价改革走什么道路最好，和现在的汇率调整问题十分类似。如果沿着当时我开辟的研究方向做下去，现在的我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任务吸引了我，我决定放弃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转到经济改革的研究中来。1997年我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讨论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从数理经济学转向了人文经济学。不过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以后又从经济学进入到人权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市场经济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更是人文科学中的问题。近年来我写的许多随笔，作的许多演讲，都在谈论经济学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和世界，越来越朝人文的方向发展。我提出来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又提出“钱尽其用”是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贡献，要为高利贷平反，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就能消灭高利贷，利息率就能市场化。这等等都是人文经济学的议题，不再是数理经济学的议题。

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观的立场和方法，用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自然科学中没有“是”和“非”的价值判断，只有“对”和“错”的逻辑判断。所以樊纲说过“经济学不讲道德”。他是指的数理经济学。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研究已经跨越纯经济学，进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这种研究不那么客观，它和时代背景有关。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任务，因而人文经济学在各个国家中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而数理经济学则没有这种区别，它放诸四海而皆准。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答案不同。因为从人文经济学来看，答案必定受环境的影响。斯密写的厚厚的《国富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和今天无关。他是从当时的环境有感而发。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大争论，即人的利他性如何在经济学中作出解释。其实，答案就在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区别中。数理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是一台只讲自利的计算机。而人文经济学把人看成人，他不但利己，而且也有同情心，愿意利他。这样看问题，这个争论就不存在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理经济学能够解释现实的花花世界，是通过个人的效用函数来实现的。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不同，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辣的。虽然人人都追求效用极大化，但是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有人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人的利他行为，说有些人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了利他使自己得到的满足。这样说法和经济人的假设前提矛盾。如果一位经济人把利他包括在利己的效用函数里面，就不能有讨价还价，价格就不能形成，整个经济学大厦就倒塌了。比较好的说法是：人是社会的人，并不是一台只讲利己的计算机。

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学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但是它不同于经济学其他的分支，它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出发，揭示经济学的奥秘。它的出发点是生活经验，不是基本公理。不论什么经济学，从出发点到达结论都要用到逻辑。但由于出发点的不同，结论虽然相同，到达结论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而且人文经济学讨论问题的重点也不同于数理经济学。人文经济学重在对生活的理解，而不在理论结构的严密和完整。

人文经济学的源头来自生活。通过用经济学的分析反过来更深入地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懂得人生。主流经济学只讲经济学，不讲人生，好像经济学和人生无关。其实不然。因为人是生活在市场中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市场，不懂得市场怎么能懂得人生。读经济学的兴趣也在此。因为它回答了许多人生的问题。

斯密谈了财富的性质，其次谈到财富的起因，也就是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好像是已经解决了的，不需要再讨论。其实这个问题才是一个社会最最重要的问题。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决定价值，那么想要更多的财富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所以改革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建立在鼓励劳动的基础上。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就是这么来的。事实是失败了。改革后我们只说了市场化，其实就是通过交换赚钱。结果成功了。其所以成功，是因为交换能够创造财富；通过交换，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更多的物的生产，而是人和物的最佳利用。这就是资源配置理论。现在世界上穷国还不少。他们如何致富？就是市场化。中国的经验非常宝贵，但是还没有很好地总结出来。对过去失败的原因没有说清楚，成功的道理也似明似暗，没讲透彻。倒也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的致富之道，可是外行人看不懂，没法普及。只有用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逻辑才能说服人。

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在数理经济学里所用的叙述方法和人文经济学里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比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它要用不动点理论。但是在人文经济学中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讨论它。这个理论解释了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我们用钱能够买到一切商品，从买粮食到买牙膏，都是一般均衡在起作用。粮食安全是由市场保证的，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耕地（国家规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减少）得到保障的。牙膏没有红线保障也一样能买得到。由于有一般均衡的出现，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价格的反比互相变换。一件价值两块钱的商品可以交换两件价格为一块钱的商品。于是在一般均衡下，钱可以衡量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或比较它们的稀缺性。也在此情况下，各种商品可以用价值相加。于是得出测量GDP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中钱能买到一切商品，证明了均衡价格是正确的价格。别的价格无法衡量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或它的交换能力。这就解决了纠缠不清的价格理论问题。

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需求线的存在要用到复杂的数学推导。先要用无差异曲线，用边际效用递减，用收入限制，然后是家庭效用的极大化，用非线性最优化理论决定商品的购买量。在人文经济学中，用拍卖报价就能看出需求线的存在。虽然很不严密，但是容易为普通人理解，也完全符合逻辑。在数理经济学中供需均衡决定最优价格，在人文经济学中通过拍卖和招标决定价格。而且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价格是最优的，在这种价格下每一笔交易都创造财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也说明了交换是不等价的，是双方都赚钱的。这最终说明了社会的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回答了经济学中最主要的问题。

以此类推，关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利息与贴现率的社会意义、凯恩斯理论为什么成立、用计划还是用市场配置资源等问题，都可以通过人文经济学的方法，用生活经验给出最基本的解释。这就是本书的特点。它避免了难懂的数理推导，使得经济学能够接近群众，并希望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理性的精神世界。

《人文经济学》序言

高房价正在吞噬中国中产阶层“中国梦”

同样，住建部面临人民住有所居的期望，遏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让人民买得起房。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最不满的领域，因为高房价正在吞噬他们的“中国梦”。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健康，还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影响到政权在其心目中的合法性。因此，住建部长面临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可以预见，中国过去10年一直持续的两位数增长景象可能不会再现，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主动让经济发展速度降一降，以兼顾经济的健康与社会的稳定，保护社会。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这一目标，是新任住建部长不得不思虑的一项课题。

财政部长要“割自己的肉”：加大财政收入是不归之路

3月24日，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解读对财税改革的三种不同理解，而第一个否定的就是“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他解释道：“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关注结果的公平。这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这条道路“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

“如何进行财税方面的改革？对于实现途径大家的理解多种多样，我想了想，可能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

楼继伟进一步解读三种财税改革的理解：一是，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二是，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三是，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

楼继伟接着分别对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进行了否定，“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式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而楼继伟对应该走的“第二条路”的详细解读是：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的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种办法，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楼继伟在演讲中首先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也就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他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ZF提供可持续的必要公共服务。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就都去做，应该“守住底线”。他认为，底线就是财政能不能持续。如果承诺在各领域投入过多而收入却不够，就会走向靠通胀来平衡的不归之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楼继伟说。

作者分析的透彻，深刻，在这学习了

不为良医 怎为良相

如今的楼市，好比一个“重症患者”。ZF又像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患者当然希望抓紧治疗，尽快出院。不仅可以减轻病痛，而且可以减轻治疗费用。这些谁都会理解。而医生呢，当然也会与患者同呼吸共命运。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吗？他们将患者的重病治好，既可以展示自己的水平，二也履行自己的天职，三还可以得到患者的感恩戴德的话语或者送锦旗之类。这些，只是医者仁心的一个方面，另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生又不愿意将患者的病尽快治好。更不希望他们提前出院。为啥呢？一旦患者病痊愈了，出院了，就会减少医院的收入了，就会影响个人的经济效益了。腰包就不会再鼓了。不就是这样的纠结，这样的矛盾吗！

ZF真的下决心要把高房价降下来？必须具备烈士断腕的勇气，必须要有“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只要不在与民争利，只要不在与开发商互利双赢，无需限购限售，无需国五条，国十条之类，只要自己做出牺牲，只要把楼价的实际成本公开透明，只要管住ZF官员的灰色收入，限制开发商的暴力销售，楼价的“泡沫”就会立马消失！

新财长楼继伟：财政收入今后估计一位数增长

　　对于外界担忧的财政赤字和ZF债务问题，刚刚履新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坦言，“现在赤字规模比较大”，并指出“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楼继伟首次以财政部长身份做公开演讲，主题是“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他表示，要建立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关键在于厘清市场和ZF的角色。实现包容性增长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在论坛的问答环节，与会嘉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预算赤字、ZF债务、国企红利和外储投资等热点问题上。

　　根据国家预算报告，2013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2012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赤字率达2%左右的水平。对于庞大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或有债务，楼继伟表示，我们应该建立稳定、平衡、强大的财政。他指出，现在赤字规模比较大，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一些不利的冲击。第二个原因在内部，他说，现在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不太可能出现超规模增长。“国内方面的压力是实质性压力。”楼继伟坦言。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ZF性债务余额总计不到11万亿元。楼继伟称，要分析这些债务“哪些是显性的，哪些是隐性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或有的”，然后分门别类，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ZF债务扩张的趋势。

　　针对“国企红利”问题，楼继伟表示，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是作为国有资本金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来源“目前集中到资本金资本经营预算的比例不是很高，而留给国有企业的利润比较多。”他指出，未来将会不断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到公共预算中的比例。

　　而对于用外汇储备注资社保的设想，楼继伟指出，外汇储备作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是有成本的，如果将其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补贴全国社保基金，这个风险太大了。”楼继伟说。他还表示，社会保险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安排，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在回答“如何通过税收的制度来促进环境友好”的问题时，楼继伟表示，中国能源价格太低，导致能源浪费较大而节能动力不足。“通过碳税，或其他做法，干预价格，这种干预是一个提供正能量的干预，我们会认真考虑。”楼继伟说。

　　楼继伟同时表示，财政支持民生要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原则。目前仍有很多民生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约束“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他说。

30万亿的土地差价让人心惊

　　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犯现实性错误。譬如很多人一向信奉，政府每花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的税款。但对这句话，可能许多地方政府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的花费，有一些的确是他们自己“赚”来的。就拿所谓“土地财政”一项来说，有数据表明，近年政府仅造城卖地的收入便不少于30万亿元。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吴敬琏说，“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大概也是无独有偶，2月25日“新华视点”的官方微博写道：发改委领导今天说，很多人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我查了一下文件，没有这句话。但文件不说不等于实际上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既然不把房地产当支柱，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利益是显见的，而且是巨大的。这种利益所在，固然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房价日高的驱动力，但其实我们更应明白一些政府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其中的秘密便在于，地方政府总以农业用地价格征收、以建设用地价格出让，一进一出差价悬殊，获利丰厚。在南方某城市，200多亩土地，村民拿到的补偿及奖励款等累计不过2400多万元；而经地方政府预征、储备十几年后，出让的价格却剧增至20多亿元。

　　当一些地方政府为利益所驱使之时，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它对村民利益所形成的伤害，一些公共政策随之产生偏差。由此形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本身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但是，正像经济学者许小年[微博]指出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

　　今年1月22日，财政部公布的去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详情显示，2012年财政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3%，若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此项中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则占比提高到30%。就像“新华视点”官微所吁陈的，政府果断剥离其利益，从而也使政府仅仅接受纳税人税款之供养，使政府真正回归为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过于理想常常是一种妄想。面对越来越不可回避的政府利益现实，可能我们更应当做的，是将其纳入到规则中来。这不仅包括公平博弈的规则，亦包括公开透明的监督规则——许多“非税性收入”，既不透明，也不公开，更无法得到监管。由此带来的腐败以及三公经费管理的问题，更是无法解决。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这不特指它在利益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手段”，亦指向它可能带来的某种后果。能否正视一些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集团的特点，如何在利益相关人与政府部门之间搭建一个公开公平的博弈平台，亦即如何制约权力、实现权利，大约是当前诸多迫在眉睫的要务之一。

财政收入一位数增长带来的挑战

　　刚刚履新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坦言“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曾说过，1—2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从财政部公布数据看，1－2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7.2%。

　　从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来看，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低、物价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等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12.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4.7%，二季度增长10%，三季度回落到增长8.1%，四季度增长19.9%。四季度增幅回升，主要是2011年四季度经济下行，10月份开始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滑，尤其最后两个月收入基数很低，使2012年四季度收入增幅相对较高。财政增速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面对经济形势在低位徘徊，减税降费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一个主要内容是调节国家、居民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其中国家向其他经济体让利是关键。这将大大制约财政收入的过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再想远远超过经济增速而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了。

　　从支出上来说，一些项目又是刚性的。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是硬指标，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等是刚性的。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支出，刺激消费的一系列财政资金扶持等同样是刚性的。确保在建重点工程建设也是刚性的，否则，浪费损失会更大。

　　从节支上来说，在多年来经济粗放式增长下，财政收入呈现出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财政收入总额去年达到了11.72万亿元。政府部门和人员已经养成了大手大脚、豪华奢侈的消费花销习惯，比如：“三公”经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相当于去年财政收入近一成。在这种情况下，让其大幅度压缩开支、过苦日子，必将遇到既得利益者或明或暗的竭力抵制。

　　另一个担心是，财政收入的下降或者滑落到个位数增长，可能使得地方政府继续在土地财政上大做文章，继续大肆圈地卖地。从农村看，侵害农民利益、无度吞噬土地；从城市看，大幅度推高房价，影响到城市百姓住有所居的民生问题；从经济金融上来看，酿造经济金融泡沫风险，最终将中国经济推向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说：“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这30万亿元最终是房奴买单的，这30万亿里藏有多少黑金腐败，这30万亿侵害多少农民利益，这30万亿使得我国土地资源遭受竭泽而渔式糟蹋和破坏。

　　因此，财政收入告别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后，将使得政府面临一系列考验。李克强总理说：“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关键在于落实，更为关键在于减人。政府规模庞大的冗员不减下来，减政府开支，压缩三公经费，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同时，必须下决心制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恶行”，将卖地收支纳入到财政预算监督之内。关键在于公开透明，让民众真正了解财政收支和土地收入情况，才能形成巨大的公众监督力量。再者，要从思想、意识上使得各级官员树立过苦日子、紧日子，过节俭、简朴日子的习惯和准备，使其彻底断了过去那种豪华享受、奢侈浪费的念头。

　　总之，财政收入一位数增长是对各级政府的挑战和考验。经得起考验必须拿出智慧下壮士断腕之决心在深水区进行深层次改革，不怕触动任何利益群体的利益。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底线是什么？      刚刚履新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坦言“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从财政部公布数据看，1－2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7.2%。 　　 楼继伟: 财税体制改革是改革深水区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做好民生工作。“守住底线、突出重点”，ZF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底线是什么？财政能不能可持续。 评论：“守住底线”，底线是什么？就是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即：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低于22%。          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中国GDP为471564亿元，增长9.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为22%。与财政收入的和谐定律基本一致。 　　 2012年，中国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增长12.8%。GDP为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为23%。与财政收入的和谐定律基本一致。2012年财政收入增速仍然较高，但与往年20%以上的增幅相比，已经出现明显回落。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方式：已由超常增长转变为与GDP同步增长。      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为22%，达到财政收入占比拐点22%。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为23%，已经超过占比拐点一个百分点。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将维持在23%左右，与2012年持平。      201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国五条”的目标：财政收入的规模与房价同步增长？

3月25日，广东省ZF成为首个响应“国五条”、出台地方细则的省份。
但“粤五条”只是起到了“二传”的作用，因为在房价调控和征税等问题上还要看市级ZF的行动。
接过首个“国五条”地方细则“粤五条”的接力棒，26日广州市ZF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当地落实楼市调控新政的核心精神。广州调控房价的目标：不高于GDP增幅。
当地ZF已经明确了房价上涨的容忍底线——今年房价涨幅至少不应高于GDP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今年初的广州两会上，对上述两项指标的预期分别是10%和11%。

换言之：今年房价会实现“双同步增长”：房价与GDP同步增长，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
换言之：财政收入的规模与房价同步增长？

二元到三元 三元到一元

　　中国经济转型的三元结构：农村居民(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

　　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是破解三元结构的必经之路。
　　否则，新型城镇化无解。

不明觉厉啊

这句话也有道理，但是人之道中的人  指的是什么？  单位还是群体？

~~~~~~飘过

如何走出马太效应？

中国版的马太效应：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人之道”之人，即：亚当·斯密所假设的“理性经济人”。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谁能走出马太效应？ 唯有道者。
因此，李说：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马太效应与“和谐之道”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就是中国版的马太效应。

如何走出马太效应，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这个“道”，就是“和谐之道”，“民富国强”之道。即个人的安居乐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的历史使命。
“和谐之道”，道法自然。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走出马太效应之日，就是“民富国强”之日，就是实现“中国梦”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日。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当且应当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在于经常被和谐

马太效应现象

基督教《圣经》语：“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新财长定调财税改革：高税，低税，还是适当提取？

不论是偏于高税——平均主义，还是偏于低税——福利主义，都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都会归于“不归”之歧路、死路。ZF应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

3月24日，北京钓鱼台一年一度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了题为“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的发言。

此主题乍看是落在财税改革的讨论上，大前提却是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意旨相通的“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已在中央高层获明确肯定、学界也对之探讨了若干年的大概念，属于全局战略命题。

“中国抉择”的战略取向

财政是服务于全局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要处理财政问题，首先要“跳出财政看财政”。在这个意义说，财政部门的领导者，首先必须具备统观全局的高水平战略思维，而楼继伟在离开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岗位五年多之后，重回财政部并出任财长之际，正是在这个“首次演讲”中，以清晰的思路展现了他的战略思维:面对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生福祉、“中国梦”可否成真的历史性考验，中国应在实现现代化“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路径上，作出何种理性抉择?

他首先点明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和ZF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还有ZF税收、预算安排所体现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应如何正确设计。

随后，楼继伟列举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增长途径抉择的理解:一是以高财政收入占比，支持ZF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追求“结果的公平”，这会导致压缩市场作用、就业不足和人民奋斗意识不足，幸福感并不见得高而经济增长率较低;二是ZF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其结果会是就业充分、人民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三是国家走低税收、高支出、高福利之路，扩大赤字和债务，个人付出较少努力享受更多福利，结果会是最后靠通货膨胀取“平衡”，实际上使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更为困难，陷入恶性循环和中等收入陷阱。

对这三种理解所代表的三种抉择，楼继伟鲜明指出:第二种理解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可持续的正确道路，遗憾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却“总是很有市场”，颇得拥护。ZF部门对自身“干预能力”的过分自信和社会公众的大多数虽认同机会公平、但遇到了实际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的人，比重上升，并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他随后的一段话概括得非常简洁、到位:“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性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ZF万能”与“福利赶超”皆不可取

为什么只有选择第二条路才是可持续的正确道路?

大ZF、高财政收入占比、过度注重结果均平的第一条路，哲理层面属于陷入“ZF万能幻觉”的歧路，把ZF调控看得总是有理和有效，资源高度集中，进而对微观经济活动施加十分强力、极为迅速的措施。

正如楼继伟所说，这里的实质是不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而引出的苦果是干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制造波动，压缩市场作用换来的是活力低，从而使就业率、增长率也走低。这个方向上的实证表现，可以从传统体制的“高度集中”弊端窒息活力、放大宏观决策失误的痛苦教训，和转轨中反复表现的种种“ZF万能”幻觉的负效应来认知。所以，对这一取向的虚妄性质，仍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哪怕在表象上，这条途径的支持者多么正面地强调其带来的“结果的公平化”，实际上其误置的ZF总是强于市场的内在逻辑，必然毁坏发展中的活力基础，无法为人民带来可持续的幸福水平的提升。

而高赤字、高举债、高福利的第三条路，理论考察是直接违反了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实证考察则前有一些拉美国家由“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几十年的前车之鉴，近有欧债危机中一些南欧国家在欧元保护伞撑不住后险象环生、经济社会滑落于紊乱动荡的重蹈覆辙，代价和教训可称惨痛。

但这一倾向在当下的中国，却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而露出端倪且往往披上了“民意外衣”。如以改善民生的导向为标榜而不讲其基本、非基本之别和理性程度，提到民生就好像站在道德高地上而忽视其满足条件的匹配与渐进，在不少民生政策上已带有楼继伟直言的“制度不完善，没有约束”的特征—— 在这后面，隐含着“吊高民众胃口而不持续”之忧患。

但在政治家的定位上，却往往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回避捅破这层窗户纸，有关部门也常常由于不肯做得罪人的表态、甚至是只想得到叫好之声，而对与之相关的艰巨的配套改革与管理难题拖而不议、议而不决。楼继伟在援引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之后，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我们制度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应当说，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动力源泉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生产目的看，伴随我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而追求民众的“福利赶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一项巨大挑战却是:人民群众对福利改善的预期被进一步激活和加速之后，却极易超前于ZF可调动资源(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增加制度机制支撑力)来提供有效供给的现实能力，其危险，便是民众与当局在一段时间内，“改善民生”取向可能有蜜月般的互相呼应、互相激励，而一旦后劲跟不上，“福利赶超”就会很快从云端跌落尘埃，而跟着跌下来的，可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社会发展势头顿失。

一旦如此，在中等收入阶段痛失好局后想再重拾升势，经验证明难上加难。遗憾的是，在此中等收入阶段，政策环境、制度建设、社会正义机制都还不大到位的情境下，民众“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压力，是很容易逼迫当局实施超越客观、帮助懒人的“福利赶超”的。在这个视角上说，后发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改善民生福利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就是“戒急”之难。不能戒急，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危，“减税、严控债务和大举提升福利三者不可能一并兼得”。

第一条路和第三条路，取向形似不同，但在轻视市场作用而夸大ZF调控作为方面，却殊途同归，不论是偏于高税——平均主义，还是偏于低税——福利主义，都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都会归于“不归”之歧路、死路。

“真正让市场起作用”

既然力求避免的前述两条歧路，偏差都是轻视市场，那么回到十八大报告和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ZF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强调的核心问题上来，就是要处理好ZF与市场的关系，以及ZF与社会、公权机构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关系，以“真正让市场起作用”为大前提，处理好以财税分配服务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深化改革、优化政策事项。楼继伟在列举了一系列关联财政背景或实为财政问题的热点之后，强调了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的基本思路，并上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正面处理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

千头万绪的改革、攻坚克难的突破创新，在逻辑原点、理性认识的大前提上，无非是怎样看待市场和怎样使当局与民众理性互动，以机会公平为重点，着重鼓励激发活力、创造力而支撑民生改善与人民幸福。正如楼继伟所言，过去30多年中国坚持市场取向的持续改革中，财税体制起了突破口与先行军的作用。尽管今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任务仍非常艰巨，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方向既然明确，亦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论的准备，完全有理由期待新一轮财税改革和配套改革取得更为长足的进展。

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出台，房地产调控可能出现质变

如果一旦执行全国不动产联网登记系统，将可以更精确的执行很多调控政策，可以计算出多套房拥有量，调控政策的效果也会更强。

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用3至5年时间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其中要求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

“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出台，房地产调控可能出现质变”，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表示，如果一旦执行全国不动产联网登记系统，将可以更精确的执行很多调控政策，可以计算出多套房拥有量，调控政策的效果也会更强。

住房信息联网是房产税全面扩围的基础，而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助于推动全国房产的住房信息联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前完成500个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工作，不过，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也直言，这项工作完成起来相当困难，粤版“国五条”细则中也提到今年年底前完成广东省住房信息联网工作。

住房信息联网的完成，能避免一人在不同城市拥有多套房屋避税的情况，为房产税的全面征收提供了条件。

用税收手段来释放楼市过热的温度，是房地产调控的新思路。与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手段相比，税收作为经济手段，未必比行政政策见效慢，同时更为稳定，并且可以借此修订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制度。

此外，不动产登记制度，也为调节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另外一种税收思路。

23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是时候考虑用经济手段进行后续房地产调控了。他说，过去两年多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基本稳定，价格也相对稳定，虽然近几个月房价有所波动，但总体稳定，这说明限购、限价等措施对调控投资、投机性需求起到了作用。现在如果能够尽快采取经济和税收手段，可以促使调控取得较好效果。

“未来可能会对保有住房征收不动产调节税，可以考虑从第三套房开始征收。”胡存智表示。

“好政策，能快就更好，我目测、大胆预测，如果今年实施这项好政策房价马上会跌”，潘石屹(微博)在微博中这样说道。业内人士指，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可以逼出空置房，遏制非自住房需求入市，改善楼市供求关系，有利于楼市稳定。

中国财政的信息密码

3月24日，北京钓鱼台一年一度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了题为“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的发言。

楼继伟列举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增长途径抉择的理解:一是以高财政收入占比，支持ZF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追求“结果的公平”，这会导致压缩市场作用、就业不足和人民奋斗意识不足，幸福感并不见得高而经济增长率较低;二是ZF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其结果会是就业充分、人民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三是国家走低税收、高支出、高福利之路，扩大赤字和债务，个人付出较少努力享受更多福利，结果会是最后靠通货膨胀取“平衡”，实际上使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更为困难，陷入恶性循环和中等收入陷阱。

对这三种理解所代表的三种抉择，楼继伟鲜明指出:第二种理解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可持续的正确道路，遗憾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却“总是很有市场”，颇得拥护。ZF部门对自身“干预能力”的过分自信和社会公众的大多数虽认同机会公平、但遇到了实际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的人，比重上升，并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他随后的一段话概括得非常简洁、到位:“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性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不论是偏于高税——平均主义，还是偏于低税——福利主义，都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都会归于“不归”之歧路、死路。ZF应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

楼继伟坦言：“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楼继伟还说: 财税体制改革是改革深水区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做好民生工作。“守住底线、突出重点”，ZF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底线是什么？财政能不能可持续。

楼继伟又说：“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既然中国财政应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之路，即和谐财政之路，但是，楼继伟不会说：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的规模应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财政预算也应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适应。
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重要前提是：财政收入首先与GDP同步增长。财政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企业有所得，ZF有所税，居民有所惠。
楼继伟也不会说：“守住底线”，底线是什么？就是财政收入的增幅不低于GDP增幅。即：2012年起，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低于22%。
因为:财政是国家经济的信息密码。

房价与居民收入增长挂钩   国五条遇“化骨绵掌”的背后


已经发布的“国五条”各地实施细则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房价涨幅普遍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挂钩。

深圳市《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指出，“根据我市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情况，确保2013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以深圳为例，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7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而从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5%，2011年的增幅则进一步加大，达到12.7%。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这一规定与外界此前“可能与GDP增速挂钩”的猜测有所出入，但似乎仍然给房价一定的上涨空间。

广州调控目标：今年房价涨幅至少不应高于GDP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南京市2013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为：2013年度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幅。
郑州市今年房价调控目标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不高于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这与济南、合肥等周边省会出台的细则如出一辙。
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要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
成都市2013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确保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本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幅度。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

然而，地方“国五条”细则的“如出一辙”：至少不高于GDP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却让中国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大打折扣。
收入倍增==房价倍增？
“国五条”细则的目标：地方财政收入的规模与房价同步增长？
“如出一辙”的背后是执行力问题还是地方利益使然？中国房价调控何时才能步入正轨？中国百姓的“安居梦”何时才能实现？天知道，天之道。

房产调控的马太效应

房产调控的马太效应：牛市助牛，熊市助熊。
若要走出房产调控越调越涨的怪圈，必先走出地方土地财政的怪圈。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全国工商联最新统计显示：房价中61%被ZF拿走

房价中61%被ZF拿走的消息无疑使广大网友无比震惊，既然房价中61%被ZF拿走，那么房价的调控将成为周伯通的成名武功，左右互搏术。

　　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表示，现在市场、ZF之间的博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博弈到一定程度又有一个新规出来，博弈到一个程度又加码，现在需要分析整个房地产成本构成当中，到底什么是推升房价最主要的动力。全国工商联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调查，统计认为整个房价当中有61%是被ZF拿走了，如果ZF的成本不断往上加，这都是刚性的成本，房价不可能掉下来，应该深刻去检讨，深入分析，然后再出政策。

给ZF支招怎样降低房价的经济学家，不是白痴就是装白痴。

财富与文明：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财富，缺乏文明？

陈志武教授：《金融的逻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
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ZF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中国成了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

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ZF，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陈志武教授又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收入倍增不能等  坐等房价再翻番

国五条地方细则变成地方对盼望房价平稳的普通购房者的再一次戏弄，此次国五条细则是地方ZF土地财政的大暴露，房地产作为“救生产业”的现状显现无遗。

　　随着截止期限的到来，武汉等多个城市纷纷选择在3月最后一天公布，大多只有一句话：房价增幅低于人均收入增幅。从大部分城市概述性的调控内容来看，均回避了20%的个人所得税如何征收，首套房贷比例、二套房贷利率如何调整等关键性问题。除了京沪等重点城市对关键点有所涉及外，地方ZF甚至懒得对国五条表示礼貌性性的致敬。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国五条细则视为两届ZF经济政策空窗期间，地方ZF的心声流露。

　　按照这条习惯的路子，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将按照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的模式继续拓展，土地成为城镇化的枢纽，一头挑动金融杠杆，一头挑动制造业与基建业投资。无论大中小城市，都在大力开发新区，高楼大厦铺天盖地，CBD争先恐后，所有的新区都在等待购房者的进驻。

　　对于人均收入实际增速的理解，是了解未来主要城市房价涨幅的关键。截至4月1日，《中国证券报》报道35个城市均已公布2013年度房价控制目标，且目标基本一致：2013年房价涨幅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涨幅。

　　人均实际收入增幅是在人均收入的增速上剔除通胀速度，如杭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杭州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511元，比上年增长10.1%，连续七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4%。杭州今年的房价涨速在7.4%以下。郑州市2013年ZF工作报告指出，2012年郑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6元，增长12.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2.7%；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左右。

　　未来城市的房价将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可以用各种办法变相提高，而房价可以通过扩展城区的办法变相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速，城市核心区域13%甚至以上，是可以预计的增速，很多城市期望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使房价翻番，这还是在城区不断拓展、房地产热点不断向城市外围转移的结果。

　　大中城市房价连续上涨的势头，显示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新一轮房地产上涨周期。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9998元/平方米，环比2月上涨1.06%，自2012年6月连续第10个月环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0.23个百分点。其中，84个城市环比上涨，16个城市环比下跌。百城新建房的价格即将突破每平方米1万元，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国五条出台之后，出现离婚购房等情况，说明民间蕴藏的资金量、购房热情，远远超过想像。

　　百城房价显示，温州、金华、三亚、江门、昆明等地跌幅居前。从2008以来，由于周期性产业的下滑，以及外向型经济短期失速，鄂尔多斯、温州等地房地产市场已经崩盘或者接近于崩盘，这对于其他城市是个不小的刺激。

　　以深受温州、金华等地房价下行威胁的杭州为例。杭州此次出台的细则包括六点内容，精简之至，可以发微博，可以上微信，喊了六条口号，最关键的20%房地产个税、未来的房地产联网等关键内容付之阙如。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一直是房地产的热点城市，但最近浙江受到外向型经济下滑的冲击，温州、义乌等地房地产市场不稳，使有关方面成为惊弓之鸟，对于一心盼望房地产市场回暖的ZF而言，只有房价上升才是保障政绩的核心。

　　岂止杭州，急欲扩大地盘的城市无不如此，中国这轮房地产调控将无疾而终。

　　国五条出台后，即使离婚也要买房的市场现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资金使用方向，与投资者的兴趣所在。房价上升，这些热切的购房者功莫大焉。

　　宏观经济被房地产市场挟裹着走向暧昧的前方，没有人知道什么房地产市场崩溃，但可以肯定的是，泡沫一定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