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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6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国总拿不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钱学森之问,或诺贝尔之憾,说白了,是中国为什么很难产生与世界科学发展同步,与国力迅速增长相当的自然科学大师?

沉思反省当代中国之“天问”,人们无不从科技投入、行政体制、教育制度等方面分析探究,总的方向不无道理。但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国家却不乏批量盛产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些理论家、军事家?数风流人物,古代故且不说,近代和当代社科类的家们,虽说并没有某个国际组织确认,但确有政治伟人革命巨擘令世人惊叹和敬仰。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的成长成功与他们所处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包括经济投入并无正向联系。出生于晚清和民国的人,当初并没有以培养后来被称为红色政治家的学校,像毛泽东这样的大军事家,甚至连军校也没上过。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会有各自特殊的规律,但都离不开两类科学依赖的思想文化基因,什么样的基因就会繁衍什么样的生命。古代西方哲人最感兴趣的是宇宙观和自然观,这种思想文化引领他们的后人在自然科学界成果斐然,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科学家的产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自然科学人才如群星灿烂。

是什么原因让许多中国人从奴隶到将军,从乞丐到皇帝呢?除了时势造英雄之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浸染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特别是近代一百年多的时空隧道中弥漫。即使是19世纪末和上世纪初,洋务运动的西化,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极左“文革“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仍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里。这种文化的鲜明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重点。对比起欧美,中国思想文化与自然界与宇宙总保持着一种恒距。

从远古的《六经》,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就是以“人”为主,立足现实社会,即使是研究自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说明“人”。百家争鸣的焦点不在自然观和宇宙观上,而是在人生观、人性观、社会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面,一切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

在中国古代,有的哲学家索性不研究自然,就更不会提出宇宙观方面的理论了。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大哲之一,但他基本上不谈天道,他所说的道通常指人道。孔子对西方哲人最感兴趣的宇宙观、自然观方面的问题,往往只有一种态度倾向,并无明确的见解。道家开创者老子和集大成者庄子很重视天道,但他们所说的天道归根结底是人道。《老子》一书中的天道,几乎完全是理想化的人道,是为人处事安邦治国的最高标准。

当然,中国哲学不是绝对不谈宇宙,因为中国先民在生存中也需要观“天”察“地”,只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形成得很晚,而且充满人事气息,总是从为人处事的角度论天道,从社会应用的角度论自然。“天”不是纯粹自然的天,中国哲学中的自然界,往往有浓郁的“人味”。

包括法家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三大主峰,无一不是以社会为起点,以“人”为中心,这种哲学思路影响中国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虽然先哲们呕心沥血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人与社会本身,从逻辑起点上讲,都是研究立人之道、处事之道、治国之道、忠恕仁我之道。几千年来,“人学式的哲学”虽然汇聚成了中国人文学派的思想海洋,也积累了沉重的文化积弊和人性的弱点,以致酿成了一次次改朝换代,人文科学异化成了独具特色的“整人哲学”,频繁的政权兴亡周期率虽然从总趋势上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也折射出中国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阴影,这样的社会生活与历史道路,当然是社会科学大师的舞台,而自然科学大师当然少有立足之地和成长之基。

中国哲学最初的“五行说”,并不是宇宙观,五行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五行说而是一种重视物质生产的社会观。人们学习运用“五行说”,最大的成功反而是用它诠释了朝代的更替,人间的相容相克关系。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技术发明,它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呈现技术领先科学落后的状态,比起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明显有着高下之别。再说,几千年间发生的“四大发明”,比起一代代帝王将相或被后事称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巨星群来说,几乎是沧海一粟。

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人道忽视天道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传统文化的力量仍然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和取向。劳心劳力的理念,急功近利的追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难以突破的瓶颈。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价值观的差距,它可能严重约束自然科学发展,根本不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而社会科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自我成长力,也很容易自我拔高自娱自乐。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科学界很难产生顶尖人才,而社会科学界总有被人诟病的“大师辈出”,“被拍砖教授”如雨后春笋,展现了自然科学家罕见而社会科学家易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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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6 14:57:40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上)

《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正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科学大师?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

   《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经》的精华是辩证法。黑格尔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精粹,创立了唯物辩法法,即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唯物辩证法包括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除了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更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易经》的辩证法同源,都是二元正反辩证法。杨振宁归结的五点原因,第四点: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易经》是二元正反辩证归纳法,唯物辩证法也是二元正反辩证归纳法。如果有推演法,也是二元正反推演法。因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最后一点,既天人合一的观念。按照杨振宁的逻辑,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却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混为一谈,都是二元正反辩证法。以致于以社会规律来指导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来验证社会规律。接受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中国,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就不觉为奇了。换言之,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难怪中国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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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6 14:59:19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下)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后记

   1972年10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中说:“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这条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任何物体假如我们能完全测定它在任何一刻时间的位置,那在同一时间,它的动量(即质量乘速度)就无法能固定。对普通一般物体来说,动量不固定,就是速度不固定;既然速度不能固定,那也就无法完全预定这物体将来的路线了。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

   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发现了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太极八卦排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成为了现代计算机科学二进制思想的基础。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选择太极图作为他的爵士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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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6 15:00:22
中西方文明的差别与本源

中西方文明的差别,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即二元论与多元论的差别。从易经的阴阳学说,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二元论,再到现代科学的多元论,系统论,确定性与随机性统一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世界本身。然而,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无不打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烙印。也许,这才是中西方文明的共同本源。

     事实上,西方人做得更自然。

     DNA的发现,原子理论的建立,无线电的诞生,飞机的发明,直至克隆技术,人机对话......,科技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不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师的典范。实际上,在“道法自然”的社会实践中,西方人做得更彻底。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实践中,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绿色GDP,西方更是走在前沿。

      在古代中国,“道法自然”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道化的自然,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已经脱离了自然的本来面目,“道法自然”成了“法道之自然”。而西方的“道法自然”,是以自然为师,研究的是自然和作为自然的人本身,是“法自然之道”。这是中西方文明的最大差别。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阴阳二元论。虽然也有多元论的影子,也是由二元衍生的多元,是不彻底的多元。如五行学说和中医理论。然而,世界毕竟是多元的。以二元对多元,以二元认识多元,世界必然成了二元的世界,不再是世界本身。以五行看世界,满眼都是金木水火土。以此认识世界,“道法自然”便成了一句空话,落不到实处。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科学发展,始终跳不出这个怪圈,只有量变,进展缓慢。近代科学更是无从谈起。即便是国粹中医,当代的中医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李时珍。即使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最多也是中西医结合。

       二元思维方式的局限,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维,是中华文明的辉煌,也是中华文明的尴尬。

       破解了这个谜,也就破解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谜。

       和谐之道,在于道法自然。

       幸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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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7 12: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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