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在学术界还是很厉害的，早年留学国外，精研马列，有很强的理论功底。衣老师事发首先是在我们学术圈里传开的，一时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部分同学认为，实践应该与理论分开。尼采曾经说过，你只听我怎么说的，不要学我怎么做的。
衣老师主要研究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是与西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尝试重新检讨或修正马克思古典理念，但仍相信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衣老师留学南斯拉夫，深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影响。自己很刻苦努力，从常艳的文章中的“钙化”、“不举”等字眼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期坐冷板凳的人。
今年年初我关于马克思主义相关论文的开题报告被老师们否了。这可能也是这个专业的客观要求。我引用当代最流行的经济学词汇，企图在马克思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加以诠释。然而，被批为“风险很大”，“功底不够”。是的，我们这个专业是要啃大部头的，即使浓缩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要全部读完也需要很长时间。更何况对于很多问题的探讨，要看大量历史文献，例如一个关于恩格斯晚年给《1848至1850法兰西斗争》写的序，历史上就有过8次大的争论，从伯恩斯坦、卢森堡到李锐、谢韬等人。
这无可厚非，选择了这个专业，必然是古佛青灯，要耐得住寂寞。这个学科，能拿个几万的课题都甘之如饴。国家级的课题往往我们这些偏安一隅的地方都拿不到，这也是常艳的文章中说过的。
然而，尼玛当前对于学术的评价无法量化出你能做多久的冷板凳，或者你的著作有多么深刻，而是以发文章，特别是CSSCI作为计数的。这种不顾资源禀赋一刀切的评价方式，让我们很受排挤。在论坛上看到那些一年发了17篇C的硕士牛人，我们无比羡慕，但怎么比？CSSCI经济类的刊物有72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仅有12种，还不说那些综合类的学报、社科刊物，每一期有一篇马列文章都很不错了，打电话去说最喜欢求经济的文章。而且很多刊物还有自己的官僚评价标准，发马列的C必须要教授职务，副教授都不好使；北京、上海的大家编辑部最喜欢了，对偏安一隅地方的所谓专家往往不屑一顾。
这也是为什么常艳这种人打破头要进“国家队”，要留在北京，其实是专业使然。在我身边，这样的同学也很多，我的很多硕士同学毕业后只考中央党校、清华、北大的博士，我的很多同学都转行研究经济问题了。文章不好发，课题不好申请，出去讲课没人待见。
正如很多人所说，这次衣老师的事情其实很正常，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其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我不同意某些学者提出本学科是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是中国自古“以吏为师”，意识形态的学者要实现道统和治统的统一，必须为人师表。
我的博士开题报告论文被否了，是一件坏事。我为了读原著，苦学德语，一边做经济问题的课题，一边看原著和相关论著。事实证明，在当前的学术机制面前，这种努力是难以得到回报的。因为学校要求3篇C才能毕业，发马列文章我估计要延期了，发经济问题比不上专门搞经济的；大量的时间花在原著上，也不可能产出什么文章，没有文章国家奖学金也失之交臂。
回想起我刚读研一时候的豪情壮志，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新生代表会上大喊，我是热爱这个专业而来的，我立志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博览群书是我的真实写照。什么书都看，从马列、经济、政治、哲学，到后来学习德语。我深知，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广泛的，没有广泛的知识底蕴，是很难理解他所说的。住在学校的那段时光，每天起床就去自习室，每天到晚上才回来。我努力了，但是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力。是我太书生气、太“戆居”了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要反对“异化”，本来想读这个专业才来读的，否则我当年考研就直接考经济类了。反对“异化”的人吃力不讨好，反而是“异化”的人获得了利益。我现在反而不如那些一心一意，虽是马列专业但一进校就研究经济学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成果丰硕了。
这次开题时间太仓促了，3月份开，年底就交稿，我还是“异化”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