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河北瞿城乡村建设学院的邱建生君邀我去给乡建学院的学生讲课，但因为种种原因我终于未能成行。这让我一直内疚不已。自从乡建学院成立以来，我就一直在静静而热切地聆听着这个古老土地上的历史回音。我为晏阳初先生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思想的火种在继续传播而心有所动。虽然我无法说清这是历史之悲还是现实之喜，但我仍然怀着钦敬的心关注着日益蓬勃的中国乡村建设事业。我把为致力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命运的新乡村建设实践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看成是我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个责任意识的催使下，开始了我对乡村建设实践进行跟踪观察和研究的行程。当时，乡建学院开设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训班，邱建生向我推荐了安徽阜阳的杨云彪，阜阳市三合镇南塘农民合作组织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这是后来我把南塘农民合作组织纳入我对转型期农民生态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契机。

需要说明的是， 2006年的中国三农学界摒弃了沽名钓誉式的浮躁，许多学者关注的视点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对农民权利的研究正在深入，一个明显的成果是，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社会经济意义达成了学界的广泛共识。进入后税费时代以来，有关农民病痛的问题揭示不再言必剀切，这既说明“三农”的矛盾确实有所缓解，也说明三农学界正在把学术的触角深入到新的高度。公民社会的建设与治理理念得到了深入的传播，宪政思想的进一步普及使我们学术话语的空间扩大了。我就是在整个学界知识氛围的感召下，申报本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我选择了三个不同质的村域作为我研究转型期农民生态的比较实证点，而农民合作组织则成为我观察的一个侧面进入我的研究框架。我认为，发掘乡村建设实践的社会学意义，重点还是要看这一实践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农民的地位与利益状况；要看这种实践是否遵从了广大乡村民众的意志 或者是否促进了农民群体性行为模式的改变，从而达到了古老的农民生态向现代型公民社会迈进的目标。我试图在考察转型期三个不同村域的农民生态时，把城市化背景的视角，农民庸常性生活模态，农民权利的实现形式，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农民合作的内生性力量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结合起来。而农民合作组织的社会准入程度则是考察现代法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杆，农民经济社会行为的合作方式、组织形式、合作组织的内生源动力、科学治理，农民权利的实现机制以及农民在合作过程中的理性化程度将成为公民社会普遍形成的有力证据得以呈现。

我的科研项目在得到安徽三农学界前辈辛秋水先生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张德元先生以及安徽行政学院姚维传院长和科研处许跃辉先生的支持下得以逐步展开。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约束，项目进展困难重重。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后续工作的开展。这篇文章作为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考察报告，仅是项目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文章所表示的观点以及应用的数据旨在阐述个案的意义，它所呈现的是一个问题的侧面，是一个具象化个案的观察和思考。从一滴水中透视阳光下的农民合作组织，毕竟有诸多未尽之所，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与思考中弥补。

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地图上看，地处皖西北平原的阜阳大地，辽阔而肥沃，是进入中原的门户，历史为兵家所必争。颖河象一条项链温柔地缠绕其间，四通八达的公铁交通线象大小动脉一样遍布这块土地。三合镇就位于阜阳市西南城郊约15公里处，为颍州区所辖。该镇区位优势明显，东接阜阳生态园，南与阜南县比邻。南塘村离镇政府所在地则不过6 华里路程。

南塘村由南塘村、小唐庄，唐庄，唐刘庄，范庄，张庄，王庄，西刘庄，东刘庄，倪新庄九个自然村组成。人口1800人，劳动力约900人，耕地计税面积2386亩，除去公共设施建设等所占耕地，有效农地面积大约2230亩。人均承包土地按计税面积约为1.4亩，实际面积约1.3亩。2006年南塘村与相邻的孙庄、赵王村合并之后，全村人口接近6000人，人均耕地约1、2亩。从九四年迄今，这里大多数乡村都没有调整过土地。

目前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南塘村也象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主干家庭已基本上分撤为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父母--子媳（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这样的家庭谱系中，以每个家庭平均人口四到五人计算，大多数家庭户均耕地面积不过5到6亩。家庭的功能表现在生产和消费上，就是依靠有限的土地传承着古老的农业产业格局，依靠有限的农业收益实现居家、消费、社交、维持人类再生产的作业。繁衍生息、婚丧嫁娶，在世袭般的熟人社会文化模式里，南塘村民传承着典型的平原农业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业生产一直以小麦、玉米的种植业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黄淮海和颖河治理利用的科学化，这里的旱涝灾害大量减少，农业生产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耕作方式的机械化客观上减轻了劳动的强度和体力的支出，但也空余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在80年代末达到产出极限以后，人口的增长，使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富余又无法在乡村地域中寻找到更多兼业的机会，农业收入的缓慢增长不抵农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南塘村民民生状况开始出现恶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南塘村农民负担日益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利用各种借口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伤农坑农事件频频发生。名目繁多的乡村提留、各项附加、教育负担弄得有的村民家庭甚至连盐都没钱去买的程度。一方面，是农民家庭生产、消费、子女教育，生老病死的支出依靠有限的农业收入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民生多艰却前路渺茫。生存之重成为催逼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导因。青年人为了支付沉重的娶媳生子和人情交往的负担，开始外出谋求生路。所谓的劳动力转移进城就是必然。

税费改革以后，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负担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但南塘村民的生存压力依然存在，务工收入是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支出依据。（见表一）目前，南塘村平均每个家庭有一人进城打工，有的家庭是举家迁徙，剩下妇孺老人，成为典型的386199部队留守地。

南塘村民的家庭收入与支出情况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计算没有统计的收支项目，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是不对称的。而支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工收入。农业收入在不计算时间和劳动成本的前提下，仅仅有微薄的赢余。这些数据构成了南塘村家庭民生生态的基本事实和框架。它是我们考察南塘农民合作组织的前提，是思考合作组织内生性力量和出路的重要参数。

三、合作组织生长的历史脉络

南塘兴农合作社成立于2003年7月。发轫于南塘维权协会。1996年前后，全国农民负担普遍恶化，南塘村也无法幸免。计划生育、财税征收、教育附加、一些乡村干部借各种名目巧取豪夺，伤农坑农事件层出不穷。在调查中，我不只一次获知到当时的情形。连续几年，南塘村民每人年平均负担都要超过300元。乡村干部成群结队入村破户，溜门、砸锁，搬粮食、缝纫机、自行车的现象累见不鲜，农民的生存状况严重恶化。当时的南塘村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出现严重对立。为了抗争，身处绝境的村民们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在上访维权的漫漫长路里，产生了唐殿林、杨云彪、王殿敏等乡村精英。

最初他们以个体为主，自己写控告信，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这种个体维权与抗争的代价很高，不但作用小而且增加了农民额外的负担。“个体维权者往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权势阶层，或者是强大的家族势力，在这些人面前，个体抗争的结果常常是遭受到更大的权利侵害，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杨云彪语）。一方面是利益的被恶意侵害得不到遏止，另一方面是广大村民正当的愿望需要得到很快的表达，在这样的情境中维权精英们甚至采取了群体上访的极端化方式到政府门前请愿，这种非理性的方式导致政府与维权群众之间形成严重的冲突。维权精英开始思考应该其它的维权策略。2000年，由杨云彪，唐殿林发起，20多个来自于颖州区、阜南县3个乡镇6个行政村的维权代表在南塘成立了维权协会。成立维权协会的目的是聚合村民力量，达到有组织理性维权的目的。到2001年，南塘村一些积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村民反映的腐败村官得到了查处。维权协会在当地的影响与日俱。

维权的目的实现了，时代的列车继续向前。税费改革象及时雨，大大缓解了中国农村的矛盾，让连续几年不堪重负的农民从压迫的恶梦中看见了晴光，干涸的心田得到了滋润。南塘村民的负担减少了，日子也舒心了很多。然而，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老弱妇孺彷徨无助，村民们在维权抗争中形成的人心裂痕一时难以弥合，在长期分散性家庭经营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呈现更加疏离的景象。杨云彪考虑用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重新凝聚民心，在维权协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老年协会和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组织文艺演出队，积极投身于乡村公共生活的建设，借文化的力量化解郁结于人心的生活创伤；而妇女协会的成立，则更为身心都有过沉重创痛的农村妇女带来了互动互助的契机。老年人和妇女在协会组织的活动里交流思想、学习政策、相互抚慰、传递爱心，激活了乡村文化、维护了村民们的身心健康，发挥了抚孤恤弱，维护治安的良好作用。经过几年的运作，积聚了人心。维权协会的权益性特征使协会与当地政府存在着对立，而老年协会和妇女协会的公益性特征则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但税费改革以后农民增收成为改善三农境况的主要途径，维护老年协会与妇女协会的运转也要相应的交易费用用，因此，增强维权合作的经济性就成为当务之急。2003年7月，在维权协会的基础上，由南塘村民发起，附近周边村民自愿参加的南塘经济合作社成立。

经济合作社以服务村民，建设家园为己任，以民办、民营、民受益为原则，目的是带动更多的村民开展乡村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共谋发展，共同富裕。合作社成立之初按照每户至少参与1股，每股股金100元的方式，由村民们自愿认股加入，当时有32人入股，合计股金7200元。2004年经济合作社与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合并并更名为南塘兴农合作社。兴农合作社经过三年不断发展壮大，目前社员达到400余户，股份600余股，覆盖了2个区县，4个乡镇的18个行政村；每股股金由100元升至200元，每户最少一股，最多不超过5股，到目前为止股金共计达到12万元。原来的老年协会，文艺演出队，妇女协会与合作社合而为一。原有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合作社的服务内容里。2005年5月20日，合作社又组织成立了资金互助组，成立之初，参加者为两户，发展到现在互助资金规模已经达到了16万元。。

四、合作组织的性质、原则目标、机构与治理

（一）组织性质

从经济合作的功能上看，兴农合作社基本上是一个供销和资金互助性质的合作组织。合作社本着民办、民营、民受益原则，入股自由，退股自愿。合作组织源于老年协会，而老年协会又发轫于维权协会，因此，南塘兴农合作社先天具有了权益组织性质，是一个政治型权益组织。虽然章程规定合作社按照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要求是经济合作组织，但操作上，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的专门化上没有明显特色，更多的功能则体现在发掘村民的生命价值，自觉投身乡村建设事业，满足村民文化需求，重建乡村公共生活上。合作社创办以来所从事的活动是乡村文艺以及公共政策的宣传，合作社表现出强烈的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愿望。从合作组织的经济性上看，组织性质是融入了供销合作与农民互助金融功能并且把主要着眼点置于建构乡村公共生活的合作组织。依据国际合作社联盟（ICA）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1995，ICA;2002,ILO）的定义，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界定，南塘兴农合作社的生长体现了从基本权益的维护向成员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的满足逐步延伸和拓展的特点，是标准化的合作组织。

（二）组织的原则与目标

合作社的经济性体现在成员合作以抵御市场风险 “文化活动的开展给大家带来了微笑和尊严，在经济上我们则成立了经济合作社。我们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个人去买化肥和种子时，要从市场和流通的最低环节，即个体工商户那里去买，价格肯定贵。如果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到城里去批发，减少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价格就会便宜，质量也会有保障”（杨云彪）。在经济功能上，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是一种家联制经营的补充，其目标指向也仅是农业生产的农资购销环节，是旨在从农业生产上游杜绝农户市场风险的有限合作。而合作社的社会性目标却更加清晰宏大。

合作社提出建设公共生活的目标，而公共生活的具体含义是集体归属感，有尊严的生活，和谐的人际，权利的落实与民主的实现。合作社用文艺为文化建设的着眼点，文化活动成为现实条件下成员社会价值实现的最好途径。围绕这一目标，合作社确立了自愿开放、入社和退社自由、民主治理、经济参与、分配公平的原则

。合作社在社员中大力提倡民主、平等、宽容、团结、合作、劳动的精神，正是这一目标原则的体现。

（二）机构、职责与治理

《兴农合作社章程》规定了合作社的机构与职责。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是合作社日常领导机构，有7名理事，其中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2人，理事4人。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的重大投资活动，设有1名监事，1名副监事长，3名监事，监事会直接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合作社的

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由社员代表大会按照每人一票的原则投票选举产生。在理事会下又设有不同的工作小组：经营组、有机农业组、图书室、财务组、资金互助组，由各理事分管相关事务。

五、合作组织的服务内涵与运行效果

（一）组织的服务内容

合作社的服务内容涵盖了老年活动，乡村文艺演出，妇女健康自救，农村政策宣传，社区生活建设，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销，有机农业的种植试验，乡村治理参与，资金互助金融等等范围。具体说来，兴农合作社的服务内涵有四个大的方面。

一是开展乡村文化建设。经济合作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青壮年外出打工，妇孺老人留守在家，空巢式的乡域里，维权协会和老年协会就自然成为老年人经常交流互动的最好平台。文艺是一种最好的心灵与情感相契的形式。南塘乡村文艺演出队的成员除了南塘合作社社员外，还有一些邻村的村民，演出的地点也是在临近的几个村庄间变动。普通的二胡、快板、梆子和锣鼓是演出队的日常乐器，旱船、花挑子以及花纸扇则是取之民间的传统道具。“三个代表好”，父子情，夫妻双双把家还，“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些节目有的是自编自演，有的则是家喻户晓，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与村民生活资料的合作采购。合作社成立以来一个重要的服务内涵就是农业生产资料和社员的生活资料的集体采购供销。从2004年开始，兴农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化肥，农药，种子甚至年货。06年化肥购销就达到180多吨，07年已经达到107吨，预计全年可以供销总量将超过200吨。社员所须的农药、种子也在购销之列。每逢春节，合作社也统一采购社员的年货等消费品。供销合作是组织存在的经济动因，也是其运作成功的主要的内容。

三是资金互助。在供销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的资金互助，具有明显的农民金融特色。合作社资金互助组成立以来，进行资金互助的社员从最初的2户发展到目前的20几户规模。互助资本金也从最初的 元增加到目前的16万元以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资金互助依照信用社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互助资金单独由专人负责，资金互助借款的规模、审批、清偿有严格的程序。

四是进行有机农业的实验。合作社组织社员种植了30多亩有机蔬菜。有机农业的实验重点在于尝试施用农家肥；社员分组集体劳动、耕种，合作社集体管理，用工记酬，在年终给予分配。2006年，有机农业每股分配15元红利。

（二）、合作组织的运行效果

1、提高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节省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户收益

2005年，化肥购买价格比市场每袋便宜10元左右，种子、农药也要便宜几块钱。仅化肥一项户均每年可以节省50元。农药、种子以及其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节省50元。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供销采购主体，平抑了农资市场价格，也使分散的农户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得意提高。也为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带来了好处。农村农资市场中个体商户为了竞争也不得不降低价格，从而改变了农资市场的结构状态，促进了资源配置的价值。以前农户买化肥、农药吃亏上当甚至被假货坑害的现象杜绝了。在供销合作过程中，农业生产科学技术道德了普及，从而提高了农户的科学素质，保护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实际上增加了社员的收益。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购销和每股年终14元分红，使农民每年农业收入户均增加115元。

2、改变了社区公共生活贫乏的状态，重新树立村民对生活的信心

在农村土地承包改革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及维权活动中形成的人心裂痕使得农村人际关系严重疏离，南塘维权协会和老年协会与当地基层政府的关系一直很对立，开展文艺活动是对人心裂痕的有效弥合，通过文化周活动来表达劳动者的声音，体现了劳动者的尊严，特别是老年人和妇女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合作社通过开展文艺活动、举办学习班、组织庙会、为妇女和老人进行健康体检、进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活动，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进了人际的感情，构造了乡村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比如，合作社为死者开追掉会，是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尊重，从而感动了生者，在社员中树立了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美好观念，有益于乡风的改善，有益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文化活动不仅给村民们带来了快乐和尊严，更赋与他们公共生活的归属。合作社在社会机构的赞助中建立了一个图书室，社员们可以在活动中心图书室借阅图书，这进一步提升了合作社文化的功能，深得青年人的喜爱。

3、促进了村民自治民主建设，新型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初露端倪。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学想象空间

合作社作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体发挥了村民经济和权益联合体的作用，成立以来就对村级民主建设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既体现在组织尚在雏形的维权时代，为南塘乡村精英走上执政道路提供了支持，也体现在合作社成立以后，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在构建新型乡村治理关系与秩序，谋划新农村建设的路径上。由于合作社是从维权协会发展而来的，这种天然的权益组织的内生特性，为南塘村民主自治提供了草根基础，也直接作用于更高层次的政府行政行为。当初维权的目的和原因是村政权的腐败以及村级财务的不透明和农民权益的被伤害，组织化维权获得了体制内认同，做为精英的唐殿林被选为村长；合作社成立以后，从理性维权到乡村建设的目标转换，并没有使组织的维权价值丧失，这客观上制约了乡村行政的随意性，从而促进了基层政府角色行为的改变。现在，三合镇政府和南塘村两委决策都要考虑到合作社和老年协会的存在，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制约因素，而合作社积极从事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举动，也在向村民们传递着一些新的信息。从分散到合作，从经济到社会，从维权到生产，合作社以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在远近有了很大影响。合作社的成长运行改变了传统意义的乡村秩序和治理结构，一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初露端倪。

这为未来的乡村治理秩序合作社与村民自治小组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得以加强。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合作社组织村民宣传村民自治组织法，这有益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提高了村民自治法律落实的水平；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理性争取合法权益等活动，合作社改善了村民与政府的对立和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新的人际关系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诸内生要素中，的建构提供了深远的社会学想象素材。

六、合作组织的不足与现实困顿

（一）组织的定位模糊，功能过于庞杂

兴农合作社是在维权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维权协会在2001年建立以后又成立了老年协会，老年协会有时候基本上成了维权协会的代名词，实际上维权协会和老年协会、乡村文艺队同属一体，繁杂的名目变换无法改变合作社前身作为维权组织的特质。合作社一开始就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一个以维权为主旨，以乡村发现为使命，以文艺自救为手段，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为追求的权益型政治组织。做为经济合作组织，专业性不强；而做为政治组织，又受到乡村政府的排斥，难以取得合法地位。为了顺利进行登记注册，合作组织实现了从维权协会向经济合作社和兴农合作社的转变，突出了合作社的经济性，但所从事的活动又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更多地是指向乡村公共生活的建设。合作社更象一个公共部门或者民间团体。尽管从设计上具有自治联合体的各种特征，但在本土法律框架内，这种模糊定位和过份大而全的存在理想势必导致合作组织行为的空泛和不切实际。组织资金互助具有农民合作金融的一些特点，但互助金融的功能实现却不够明朗，合作金融的运行机制也不够健全。

（二）法律地位不明成为组织发展的现实困窘

合作社成立以来就向当地相关部门提出过多次登记注册申请，但至今也未能顺利通过。这种存在的合理与合法的矛盾突显了兴农合作社的生存压力，阻滞了合作社的发展。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当地政府的排拒作用，也有上述合作社自身功能内在模糊与缺失的影响，更有法律缺位的原因。中国农村合作社立法严重滞后，长期维权活动导致南塘合作组织在当地政府中形成了无形的排斥心理。合作社成立以来，其所从事的活动也实际上形成了与基层政府利益与功能作用的冲突，“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当地政府部门领导习惯于用统治的思维看待合作组织的存在，谈合变色，因此心存惊悸，采取观望、推脱甚至拒斥的态度。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不能明确，其治理的规范化以及合作组织的发展就受到限制。这成为合作组织的内伤，是合作组织的现实困窘。

（三）成员的老龄化使组织的内生动力严重缺失

合作社成员主体是老年人，很少有年轻人加入。这导致合作社看起来更象一个老年联合体。我在坐长途车到达三合镇向路人问询合作社的地址时，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合作社，而镇上的合作社包给个人了。一对夫妻最后指点我说有一个老年协会，叫我去问问。老年协会在当地的影响更大，合作社的运行内容里老年协会的各项活动也占了大多数。在我调查中，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对我的“为什么年轻人参加很少”的提问也语焉不详。杨云彪的解释是“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大，合作社在经济上无法提供。而老年人很留恋集体，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又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合作社恰恰做到了。年轻人观念上比较个性化”，他们有更远大而实际的想法。但从更深层意义上看，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有城市化因素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有合作社经济功能的缺失以及社会功能局限的制约。老龄化导致生产合作举步不前，进行大农业合作的积极性也难以提高。很多年轻人更希望村里有人能出来牵头办企业，或者带头出去打工；而人性的自私和机制的缺陷也无法防止合作社里的人中饱私囊。这种不信任心理一时难以消除。年轻人的民意基础还很脆弱，因此成员的老龄化倾向难以很快改变，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存在缺失。

（四）组织治理理念的矛盾可能蕴酿组织运行危机

在维权组织化过程中，维权精英通过民主程序由非执政转变为执政时，唐殿林与杨云彪双双在民主自治选举中成为村民自治骨干。唐殿林高票当选村长，杨云彪出任文书兼会计。但合作社的成立却是维权精英分化的开端。这种分化也反映在合作社的成立、发展以及内部治理上。社员之间利益和理念差异表现在对合作社的控制权与治理权的落实上。比如，在合作社事务表决权的行使上，坚持“一人一票”与坚持“一股一票”就存在巨大争议，难以调和。对合作社未来走向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我在调查中不能获得关于合作社内部治理的正式决议文本，对合作社运行制度设计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也不能给予清晰回答。而资金互助组的具体运行方式也知道的很少，杨云彪对我的介绍中说得最多的是怎样建设公共生活，乡村治理的目标和愿景。我约访村长唐殿林也终于未能如愿。这一些都昭示着组织运行的一种危机。

六、组织的内生价值及其出路

内生价值

南塘合作组织的产生有其内生逻辑，其内生价值根本来源于农民权益的神圣，市场化的需要，弱势阶层对公共福祉的渴望以及乡村精英的组织冲动。

（一）合作是农民维权的组织化结果

从南塘兴农合作社的产生机制以及其运行内涵、存在的目标和客观效果考察，兴农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维权行为组织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合作社本质上是农民维权行动的必然趋向和结晶。从上访到组织化维权，这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联合体最终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沉静了下来，仍然无法改变其具有政治指向意义的权益性组织特质。在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当时的南塘村以杨云彪、张勇，唐殿林为代表的乡村精英走上了漫漫上访维权的道路。。维权协会成立以后，在《章程》上明确写着：该维权协会以“以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为活动内容，为农民利益向社会呼吁，倡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如实反映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现实状况，为政府在农村的工作献言献策。这一维权方式的转变迅速取得了实效。不用经过漫长艰难的“寻找青天”的厉程，一些长期拖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用理性、合法、有序的方式，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遏制了村官腐败。杨云标说：“原来我们是哭着维权，现在我们是笑着维权，这股民间力量的价值不但指向今天，而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从这里村民们看到了合作的意义。合作组织的成立一开始就烙上了共同维权的印记，是村民维权行为的组织化结果。

（二）合作是乡村精英组织化改造的必然选择

在南塘兴农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精英的出现是南塘村

民从维权到经济合作并进而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合作组织的出现是乡村精英对民间草根资源组织化改造的果实。老年协会里的老年人有的是党员，有的是乡村教师，有的则是退休的干部，这些骨干在杨云彪、张勇、唐殿林、王殿敏这些维权精英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到维权活动和合作社的创建中，从维权上访到组织维权协会，从文化活动到进行供销合作，再继而尝试资金互助到进行乡村公共生活建设，南塘合作组织在乡村精英的组织化改造中逐步推进。乡村治理的民间草根在共同权益的神圣性维护中得以生长，民间社会治理资源被乡村精英组织化改造为一种社会趋势。

（杨云彪，西北政法大学毕业。1998年，仅有25岁的杨云彪就写信到阜阳市颖州区纪委，监察局和区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的情况。2000年杨云彪和唐殿林绕道上访北京，反应村干部腐败的事实。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贪污7万多元，被撤职查办。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界选举，维权代表唐殿林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云彪当选为村会计兼文书。2003年，杨云彪开始组织老年协会和文艺宣传队并着手实施《促进社区农民参与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书》，南塘经济合作社成立）。

（王殿敏，是柴集镇王老村人，初中文化，经历坎坷。1995年担任村妇女主任。在担任村委会期间主动带领村民们学习中央政策争取合法权益，并参与上访维权，1998年被辞去村干部职务。后参加维权协会，在本村进行各项维权活动，后任南塘兴农合作社副社长。）

（三）合作是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场化的最好选择

社会变迁使农民成为大规模社会角色转换的阶层，南塘村平均每户有一个外出

打工者，大量青年的外出务工形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夫妻分居，子女抚养与教育，姑嫂婆媳共处，生活与生产的压力，城市化张力深刻地影响到农村的每一个社会角色都必须面对新的转换与角色适应。而农民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大规模市场化中的微弱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也促使南塘村民具有了合作的愿望。税费改革以后，农民权利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但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农民兼业的条件极度有限的平原乡域，要想实现收入的增长，节省生存的交易费用，寻找新的路径是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合作成为生存的内生要求。维权让村民们看到了合作的力量，作为也属于理性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农民，合作的时代内生意愿是强烈的，它足以使我们发现组织的内生价值不仅表现在权益保障上，也表现在美好生活的创造愿想里。

（四）内生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学想象

从维权到经济合作，从文化建设到公共生活的再造，从促进村民自治到致力于乡

村治理实践，南塘合作组织生长的脉络和现实运行的宏大意义在于，它内生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初始形态为我们提供了辽阔的社会学想象。维权精英的分化是南塘维权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兴农合作社在后税费时代中正在致力的乡村社会的建设实践，分明在演示着一种政治学和社会学关切的理论逻辑：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视角内，南塘合作组织不仅开始改变村民们庸常的生活模态，改变他们的经济和消费行为，而且也在重新构筑适应新的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权威认同，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治理主体发挥着越来2重要的作用。

出路

从更高层次上看，作为一个尚处于初级形态并且具有多种先天性欠缺的合作组织，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出路在于进行内生性资源和组织机制，功能的进一步运用与再造。第一，明确合作组织的性质，摈弃大而全的工作思路，建立适合法律要求和时代发展的组织架构，提高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的能力，千方百计为村民增收创造条件和可能。作为一个政治性维权组织，合作社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是：税费改革后时代，农民权益保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完全成熟，农民权利的维护已经退居其次，而代之出现的是农民权利的实现。通过合作社实现农民增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是合作组织的最重要目标。第二，进一步改变内在治理方式，优化年龄结构，创造内生动力，建立适应市场化社会化的合作组织的功能目标，摆脱经济性能脆弱的内涵域限，形成科学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样式，因此必须努力增加生产与金融的互助合作内容。第三，提高乡村治理参与的自觉性，明确乡村社会建设的现实目标，在和谐社会框架和理性约束下，把合作组织的发展与乡村社区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合作组织的社会性水平。合作组织要摈弃乌托邦式理想，尊重社员的意志，在国家与公民，市场与农户，农户与组织之间发挥出自治联合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