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比较清晰的边界。一般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属于标识学科和研究领域特征的、比较宽泛的范畴。按照我国新近独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二级学科的规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一研究领域的内涵很宽泛，既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理论和马克思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即20世纪以来国外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都可以涵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畴之中。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属于标识思想特征的、界限相对严格的范畴。我们划入新马克思主义旗下的主要是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基本的价值立场和思想传统，但是根据新时期社会历史现实变化尝试反思、检讨和修正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结论的思想家和理论流派。

　　按照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纳入新马克思主义范畴之中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本雅明的现代文化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三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这种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德里达、福柯等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或者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独立思想家，也不包括那些并不承认自己承接马克思思想传统和价值立场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等。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和发展的角度，还是从20世纪人类的自我反思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应当高度重视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和思想影响力。2011年年初，在西方世界被金融危机和各种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当今十分有影响力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推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他毫不含糊地断言，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ZF，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但是，“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1]的确，马克思思想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20世纪的许多历史事实都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推动世界和平、反法西斯斗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劲发展；为争取妇女解放、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所做的贡献；通过激进批判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避免了人类因资本的失控的、疯狂的扩张而走向灾难性的毁灭，等等。不仅如此，更能证明马克思思想巨大历史影响力和现实价值的应当是20世纪所涌现的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菲伏尔、哥德曼、赖希、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赫勒、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在20世纪人类精神的星空中勾画出一道亮丽的理论风景线和一个耀眼的思想星丛，显然易见，如果没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想光芒无疑要暗淡许多。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时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30多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重要课题，是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并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于90年代初期陷入低迷之后又在90年代后期逐步复苏，到21世纪头10年进入急剧膨胀期。从研究范围看，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展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后马克思主义等，其研究的触角几乎已经伸入到所有主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之中，并且对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树做出了各种梳理和总结，并且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20年前主要关注已故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拓展到同步跟踪当代国外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从学术影响与辐射力看，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和理论目前不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主攻方向，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成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选题来源之一。

　　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面展开，从思想资源、问题意识、理论范畴、研究范式等许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开凿了一个特别的透视路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有30年的历程，但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具有初步和初始的性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如何继续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当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参与全球化后机遇、挑战和责任无限增大，亟需增强我们的理论话语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毫无疑问，更加深入地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目前学术界已经在从不同视角思考如何在新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这是一种十分积极的现象。具体说来，目前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理论深度挖掘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研究属于开疆拓土式的初步的和粗放的耕耘，没有从思想史和现实等多重维度进一步深耕细作，没有深入到思想家的文化家园和心灵深处，没有触及这些思想中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髓；二是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我们的研究主要停留于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读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自觉地开启和展开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国际比较视野，对于国外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陷入其中的各种理论争论关注不够。这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处于“接受式”的解读，无法行之有效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开掘思想理论深度，开启国际比较视野，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在这方面，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高度来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书斋里的纯粹理论家，而是现实世界的变革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领域的某种实证知识或工具性理论，其价值不在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理论观点之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需要推出能够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理论品格，他们秉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价值立场，直面当代人类重大问题和文化困境，展开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的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精神，而且为人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掌控历史变局、摆脱危机灾难、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全面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我们很难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历史的内涵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提供现成的理论结论和历史药方的实证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因此，我们分析20世纪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时，不仅要关注“理论逻辑”，即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同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和理论原理相一致，更要关注“现实逻辑”，即它们在分析和批判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在学术界，一些学者基于“理论逻辑”的分析，往往把精力主要放到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的观点，或者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前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等理论推演上。这种研究很容易突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过程中的“间断性”和“转向性”，似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为某种经常性的“断裂”状态，甚至呈现一种马克思主义反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状态。然而，如果我们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引入“现实逻辑”加以补充，透过这些理论变化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那么呈现出的就不全是“间断性”，而是也会有间断和差异中的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几个重要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和基础因素的强调、列宁对宏观政治的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判的强调、后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政治的关注等。从“理论逻辑”上看，这其中已经发生了多次“断裂”或逻辑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百多年间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人类实践方式和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以及随着这种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人本身的变化等等要素和参量相应地引入，从“现实逻辑”来看，我们又可以看到在这些超越、间断、跳跃的背后，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执著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不断探求。

　　因此，尽管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许多理论观点存在着局限性，甚至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论对于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把握，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彰显，以及用中国的经验和人类的发展现实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在新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