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沙城市经济的反思与构想 一 星城沧桑 早在战国时期，长沙就已是楚南的军事重镇。作为当时中原文明的最南极，长沙承楚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之势，东抗吴越，南镇三苗，注定了它早期发展依托于军事，并服务于军事。公元前三世纪，楚国南部的危险基本解除，但却在随之而来的秦楚战争中丧师失地，而长沙因其偏居南隅，反倒幸免了战火，成为商宦工匠们偏安的去处，于是长沙有了最早的城市文明与繁荣。
秦并天下，析黔中郡之一部设长沙郡，长沙城成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经秦汉两朝，长沙所幸未遭受大的浩劫，奠定了长沙成为南中国首镇之一的基础。两千余年，长沙或为郡治州府，或是战乱时期割据政权盘踞中心，一直就是南中国区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中，以汉、晋、宋、明为繁荣时期，而在动荡时期，长沙则因为地处要津而成为各种势力必争之城。
长沙在中国南方主要城市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曾一直是最重要的战略、经济及文化中心。环长沙周边的主要城市，如广州建城于秦，南昌建城于汉初，而武汉迟至三国时期才首次建城，均晚于长沙。湘江自北向南可直达漓水，是中原通向西南的最便利通道，至耒湘越南岭，为通达南粤的捷径，而长沙便是扼湘江咽喉之地。湖南土地富庶而三面环山，长沙以地利之便成为三湘商贾物资集散之地。长沙作为古代中国次中心地带的中心城市，每次中原大的动荡，就是中原文化向南转移并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并逐渐形成极具影响力的湖湘文化。
自元代后，长沙城市地位先后被武昌、广州所取代，但透过逐渐成型的湖湘文化，长沙依然是南中国最有影响的城市。明末清初，湖南是大顺军与南明将士抗清最重要的战场，数十万湖湘子弟虽经艰苦鏖战，但终因面对强敌而内杠不断，以何腾蛟退败于湘潭而告结束；十九世纪中叶，以曾、左、胡为首形成的湘军，因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形成了势力庞大的的湘系军僚，是晚清政权的主要政治势力；辛亥革命直至土地革命，湖南是中国政治演变的主要舞台，湖湘大地也理所当然地涌现了众多的风云人物；抗日期间，十数万倭寇命丧湖湘，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衡阳保卫战，当然还有四次长沙会战(注：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6月)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每一次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斗志。越是国危动荡之时，越可以见到湖南人的赴火取义，越让人们将关注的眼光投向湖南和长沙。
然而，动荡与战争毕竟不会带给我们繁荣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的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北方武汉以三镇合一，恃水陆交通的便利，拥有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近现代具有里程碑意义企业的基础，已发展成为中南地区的首要城市，其工业基础更是居全国前列，2002年全市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1493亿元；而南面的广州自古就一直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海上门户，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其悠久的工商业发展史和20余年改革开放丰硕的成果，使得其成为中国最热的经济热土，2002年全市GDP为3002亿元。长沙无论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城市规模，都远远落在以上两市之后。经过战火与动荡的浩劫，解放初期，长沙工商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城市商业规模小，辐射范围仅限于本市及周边狭小区域，现代工业基础更是空白，仅有少量的手工作坊。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因城市职能的分工等诸多因素，许多重点项目被分流到临近的株洲与湘潭等地，长沙经济发展一直未能得到工业经济的有效支撑，2002年全市GDP为813亿元，虽然工业经济比重已超过41%，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域工业的积累。同样，长沙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发展水平也都远远落后以上两市. 1950年，武汉市区人口近百万人，广州市约120万人，而长沙市人口仅50万左右。至2002年，武汉市区人口390万人，广州市则有在籍城市人口580万人，另有约300万外地流动人口，长沙市区约为180万人。
二 对长沙城市经济的反思
长沙由曾经的南方首城，到现在的普通城市，当然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人所不能接受的，然而这毕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从地理位置来看，长沙的军事价值大于它的商业价值。长沙虽为军事要津，是南北势力必争之地，但其商业辐射范围只能限于三湘之地。由于过去交通对水运依赖很大，则资、沅水流域货物主要经洞庭湖入长江到武汉转运，分流了湖南许多的物资集散。相比之下，武汉以“九省通衢”之地，很迅速地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流域的核心商埠，后又以商业中心成为政治中心。自元代起，武汉成为湖广行省、湖广布政司、湖广总督府的治所，并获得洋务运动契机，从而确立其发展优势。而广州自宋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外贸通商口岸，从唐市舶使到清代的一口通商，确立了其在商贸领域的领先地位。清设两广总督府，也极大刺激了广州的近代工业发展。仅从经济角度来看，长沙的区位就已丧失了参与近代城市竞争的优势。
长沙的战略重要性也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如上世纪上半叶，长沙城就一直笼罩在战火下，尤其是抗战期间的四次会战和文夕大火，导致人员大量流散，90%以上城市建筑被毁，长沙城遭遇了灭顶之灾。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商业的发展更依赖行政地位的重要性。长沙只是在元初曾短时成为湖广行省的治所，之后在行政影响上就一直从属于武汉或是广州。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长沙就与洋务运动无缘，解放后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建设期间，武汉、广州均被列入计划单列市，而湖南获得的工业项目远远少于临近的省份，并多分布在长沙之外的城市。武汉、广州作为中南区、华南区的行政中心，也获得更多的行政、科教、文卫等机构的配置，增加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与消费能力，从而将长沙远远丢在后面。
湖湘文化也有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面。在近现代的政治风云中，湖南人才辈出，却鲜见突出的商界人物，这与其文化的理念与特质不无关系。如何界定湖湘文化的特点，目前尚无清晰的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湖南人求名甚于求利。长期的动荡激起湖南人对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理念熏陶下，湖南人重视才学，虽居陋室却研究平乱治国之策，湖南人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把危机与动乱看成实现理想和报效国家的机会。积极的参与意识，动乱时期的参政机会，造就许多风云人物的出现。相比之下，经商渔利既难以为湖南人的价值理念所认同，在频繁的动荡中也难有实现的机会. 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以湖湘之富庶，湖南经济终究不会输临近地区太远。湘江上游距长沙35公里为湘潭城，为涟水汇入处，也是湖南主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近代更因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诞生而闻名。在长沙东南约40公里处，有为汉阳铁厂供给燃煤而建湖南最早的铁路株萍线，交湘江航运与粤汉铁路，形成了湖南交通枢纽城市株洲。至解放之初，长沙经济已置身于长潭株格局中，但这种格局同样也制约了长沙的工业经济发展机会。由于三市的位置靠近和功能差异，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大量的工业性项目被分流到湘潭与株洲，湘潭市成为了钢铁、机械、纺织工业基地，株洲获得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十三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虽然促进了湘潭与株洲的发展，却使得长沙失去了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发展契机。50年里，我们发展了三座中型城市，却失去了造就一座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都市的机会。
三 长沙发展的关键在工业 融城战略的具体实施迫在眉睫
古汉语中，“城”是指在一定地域上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与此对应的“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当然现代城市的特征不会这么简单，但可以简单概括为“是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各要素的集散中心，是人口的集聚地、通常也是二、三产业集中的地方”。
在长期的农业经济时期里，长沙成为一座消费性城市。作为省级区域的行政治所，长沙汇集了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职能；依托发达的湖南农业，长沙成为作为生产要素的集散中心，商业和服务业曾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到了工业经济时代，长沙并未能够建立夯实的工业产业基础，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纵观中国及周边地区主要城市，工业产业是支持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沈阳、武汉等，本身就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城市，而以贸易服务业为主的广州、香港，其发展更是离不开工业化水平很高的珠江三角洲，上海除了拥有本身发达的工业经济，还有江浙等地的有力支持。而长沙的发展，仅定位为农业经济的中心、服务于农业是不够的，要想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发达的工业经济为支持. “长沙的差距在工业，潜力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的讲话找到了长沙发展的差距，也找到了希望。近两年来，长沙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GDP增长率分别为15%、20%，2003年工业GDP达到了394亿元。
但这点依然不够。我们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产业规模偏小，而且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还在拉大，如2003年广州工业GDP增长率就在24%以上。因此，还必须要多方面来解放长沙工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应将发展工业经济纳入到市域经济规划的范畴里。虽然这些年长沙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是通过“城市经营”来实现的，基本上体现了发展第三产业和完善城市服务功能的规划思想。由内向外的城市改造，促进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募集了巨额的城市建设资金，但提高了工业经济在城市布局的成本，逼迫工业向郊县乡转移，又缺乏适宜的工业规划区。工厂区离城太近，对生产的限制较多，生产的成本也会上升，还会因城市的外延扩大面临二次搬迁，如目前处于河西的经济开发区；离城太远，则可能不属于市区的建制，从城市获得其他的生产要素就面临许多障碍，如处于长沙县的星沙镇。
也正是市属区对工业经济的忽视造就了今天的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辉煌成绩。星沙镇紧临长沙市区，拥有较充裕低廉的土地储备，合理的工业园区规划，加之市县领导对招商工作的亲历亲为，对于生产企业投资落户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星沙在地域行政体制上属于县辖镇，许多城市资源难以充分获得，特别是如城市公交等城市服务职能实行分割管理，也一定程度制约了它的发展。撤县设区，利用原郊县区域规划充分的工业产业区，有利于完善长沙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的配置，也更有利于长沙的城市资源为工业化服务。
其次，融城战略的具体实施迫在眉睫。一方面是较发达城市功能与薄弱工业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工业基础较好的株洲、湘潭两市却无力为工业化经济提供很好的支持。近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下，两市机械、冶炼、化工等工业发展迅速，成为我国著名的工业基地，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的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与困难，它们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信息、资金以及所处地域本身的号召力，而行政割裂的前提下，这些因素都不能顺利地跨城获取。同样，这些工业产业对长沙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也受到限制。
城市对社会各要素的号召力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三市目前的影响力，是无法与其他都市相比的。根据2003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长沙市城市竞争力仅排名33位，而株洲、湘潭分列57、83位。因此，在我们大力推进融城战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建立行政合一的大长沙的积极意义。
以行政手段推动融城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虽然在多方努力下，三市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很大进展，电信、金融等行业部分服务实现互通，城市规划有了一定协调，城际沟通日益频繁，但这些都不足以推动大长沙经济战略的发展。由于我国行政框架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特殊重要性，如果缺乏有力的行政体制，各市之间就必然存在局部利益的考虑和矛盾，各管理部门的工作在低水平的重复，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更成为三市间城市经济要素流通的障碍。实际上，根据近期批准的三市2000-2020年城市发展规划，基本上是按照三市各自的特点来确定的，在此基础上，各市产业与部门资源的配置、规划都是割裂的。
我们知道“1+1+1”是等于3，同样无须置疑的是，一旦长、株、潭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其产生的整合是远远大于三市简单的相加。从整体上来看，三市的产业结构适宜，优势互补性强，更重要的是，还将造就新的优势，城市影响力将大大提升。重组建立新的大长沙，将是长沙城市经济走出落后状况的重要契机。
四 大长沙的战略构思
大长沙战略在操作上是可行的。其他城市如广州、佛山就已通过调整行政区域手段来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2000年，广州市并番禹、花都为直属市区，2002年，撤佛山、南海、顺德等五市重组新的佛山市。这些都可以为建立大长沙提供操作程序上的借鉴。
长株潭三市总面积28100平方公里，人口1230万人，其中城区实际面积1370公里，人口330万人。按照城区职能与产业分布，已形成长沙中心、芦淞、雨湖商业行政区，星沙、天元、石峰、荷塘、板塘工业区，岳麓科教文化区。目前，主要城区间距约30公里左右，若考虑未来新增以工业园为核心的卫星城镇规划，可以形成间距适宜、发展余地充裕的城市区域体系，在充分共享经济资源的前提下，避免一些其它都市发展存在的压力。
实行大长沙战略，新长沙的城市优势更全面，并将更有效推进“工业兴市、产业强市”战略。作为省会城市，长沙有完善的行政服务职能，商业服务业也有一定基础。城市整合以后，长沙的工业经济将在有色冶炼、重工机械、车辆制造、电子等方面确立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并形成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客货运交通枢纽中心。依托经重新整合的教育研发能力，可形成新材料、医药、生物科技等新的优势行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能促进农业产业走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有效将湖南的农业优势、劳动力充裕优势转化为本土经济发展的动力。
大长沙的建立，有利于避免目前存在于体制上的一些固嫉，有利于推动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例如，从星沙镇到长沙市区的城市公交有急切的市场需求，有良好的道路条件，但就是因为行政体制的制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建立新的行政框架，可以站在大长沙的宏观角度来规划资源，清理局部利益的存在空间。新长沙以建立国际化都市为城市发展目标，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与服务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促进依法治市，优化长沙投资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新长沙将成为南方具有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2003年，三市GDP总值为1578亿元，在中南区位居第三，仅次于广州、深圳市。产业经济发展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集中，反过来又将加速我们经济的发展。承接深厚的湖湘文化，拥有文化、出版、传媒、体育等事业的优势，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长沙将展现出新的城市形象。
合理配置城市发展空间和产业规划布局，形成明确的城区职能分工，对新长沙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依托现有的城市格局，可初步作如下构想：
以天心、雨花、芙蓉、开福、芦淞、雨湖为商业服务区；以星沙区(撤县设区)、石峰、荷塘、天元、板塘为工业产业区；以岳麓(原岳麓区大部及望城县含浦片)、望银(原望城县一部及岳麓区北)为科教文化区；以暮云区(原暮云片及昭易地区)、跳马等区为新产业规划区。
为强化中心城市职能，对原部分辖县可重新组合。析原宁乡县、湘乡市、韶山市、双峰县(原属于娄底)、湘潭县大部，组建新的地级市或行署，以毛泽东、刘少奇、曾国藩等的人文旧址为基础，发展湖湘文化旅游及其他经济。析原攸县、茶陵县、炎陵县、衡山县、衡东、南岳区，组建新的地级市或行署，发展旅游及转移工业产业. 结束语
通过城市经营，我们获得了改造城市的资金，使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性经济成为我们关注的目标，但我们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劲又在哪里？我们依然在购买三角洲的产品，我们的人才、富余劳动力依然要东飞南飞。
我们一面喊着经济一体化的口号，可是我们的公交车始终未能开进哪怕是近在城隅的区域，难道我们还要跟在别的城市后面，内耗掉我们的发展潜力吗？
在经济结构不断转型的今天，注定会有许多新兴的城市，新的经济中心崛起，也会有许多城市将逐渐没落。
在我们刚翻开21世纪这一页时，长沙将该如何把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4 21:49:22编辑过]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全部版块
我的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