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已登记外债和未登记外债

另一个与债权人待遇有关的问题源于中国的现行法律要求所有的外债必须经过外管局的同意并进行登记。23 换言之，未登记的外债不应当被承认和执行。在1999年10月22日举行的广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清算组通知债权人，在申报的总额为38.9亿美元的债权中，只有24.33亿美元的债权能够被承认。不被承认的债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登记的外债。广东省高院宣布了这一决定并给予债权人15天的异议期。24
异议之一涉及由广信对其香港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债权人认为这种担保不应当作为外债，因此不需要向外管局进行正式的登记。25 但是，根据中国有关外债担保的法律，被担保人是指在中国的国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以及在境外注册但中方持有股份的企业。26 因此，广信对其香港子公司的担保应当属于外债的范畴，需要向外管局进行登记。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关于外债登记问题存在一种误解，即外债一旦向外管局进行登记，就等于取得了中国ZF的担保。但事实上外债登记的目的是为了监测对外借贷活动并统计外债资料。27 这种登记可以使借贷者获得使用人民币的授权，在必要时用人民币购买外汇以偿付其债权人。因中国目前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被自由兑换为外币。因此，一旦中国的借贷者没有足够的外汇资金来偿付其外债，则需要将其人民币资产兑换为相应的外币以偿付超过的部分。因此，外债登记无论如何只能被看作是监测资金流向的一种手段，而非中国ZF提供的担保。换言之，已登记的外债并不构成中国ZF的主权债务，ZF不承担偿还的义务。

3、个人存款人与公司债权人

除公司债权人外，广信还有25000多个个人存款人。央行公告曾经提及海外债权人和个人存款人享有优先偿付权。事实上，广信的个人债权人的本金在破产程序之外得到了全额的偿付（但不包括利息）。虽然存款人本金是由广东省ZF垫付资金进行偿还，而非从破产财产中支付，但此举仍然遭到了外国债权人的强烈批评。它们坚持认为，既然公告中涉及全额支付的一部分（至少本金部分），即优先偿付个人存款人，得到了兑现，则承诺的其它部分也是应该实现的。28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对所有债权人应当平等对待。
此外，广信接受个人存款本身即是违法行为，因为广信在性质上并非存贷款机构。29 相应地，受高息引诱的谋求“不合法”利益的存款人，本不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30 但鉴于中国目前缺乏个人存款保险制度，不支付个人存款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广东省ZF这样做是有其理由的。31

（二）安慰函（letter of comfort）

在广信的许多借贷和资金市场交易中，广东省ZF对境外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了所谓的安慰函。这些信函中谈到，在偿还广信所贷款项的本金与利息方面，广东省ZF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32 对不少拿到安慰函的境外借贷者而言，它们认为自己是在向非常有实力的广东省ZF而不是向广信这样一个商业企业提供贷款，因此对所发放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收回充满信心。广信最终走上破产道路使它们感到非常意外，其反应也比较强烈。
但是，从法律意义上讲，安慰函与正式的担保是不同的。即使在道义上讲，广东省ZF应当敦促广信去积极偿还其债务，但安慰函毕竟不具有境外借贷者所期待的法律上的拘束力，广东省ZF并没有义务去偿还广信的负债。更重要的是，即使境外借贷者将安慰函视作担保，那么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早已禁止ZF机关对外债提供担保。33 因此，境外借贷者以安慰函中的承诺提出的债权要求没有能够获得承认。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与地方ZF干预经济的不规范行为有关，另一方面境外借贷者也必须为它们对中国法律的缺乏了解付出代价。
此外，当广信在进行借贷活动时，它往往被外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视为一个与广东省ZF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具有所谓非常过硬的背景。当时，地方ZF也确实经常参与到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去，ZF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没有能够完全分开。但是，近几年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中国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一些严重亏损并且没有挽救希望的公司破产，是优胜劣汰的必经之路，也是ZF坚持其政策的明证。34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ZF不应再斥巨资对那些明显没有希望的企业进行挽救。一个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混乱的公司，也不应再指望仅仅凭借一些关系或从地方ZF获得的模糊的安慰函，能够很容易地获得信贷。在此意义上而言，广信破产虽然暂时打击了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但从长远看，ZF真正实施市场经济的决心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树立更为积极的形象。35 在广信案之后，那些往往依靠来自地方ZF的非正规文件进行商业运作的境外公司应当非常谨慎，它们与中国企业的业务往来同样应严格遵守“贷款十诫”等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36

（三）清算委员会的组成与可撤销交易的问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4条，清算组在破产程序中就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至于清算委员会的组成，人民法院应当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ZF财政部门等有关机构和专业人员中指定。在广信案中，广东省高院任命的清算组成员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ZF、中国银行、广发证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这种人员组成产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及影响清算程序的公平进行等。37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关闭广信的公告中，命令广信的证券交易业务转给广发证券。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5条，在破产案件被受理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破产企业进行的某些交易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这些行为包括私分或低价转让财产、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支付、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等。破产企业有这些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所追回财产并入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因此，广信证券业务的转让是否会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可能被质疑为一项可撤销交易，仍是一个问题。但由于清算组中有来自广发证券的代表，其作为利害关系方存在于清算组，可能会潜在地阻止类似异议的提出。
除广发证券外，清算组中还有成员来自中国银行，它是广信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同时也是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清算组中还有广东省ZF的官员和广信以前的管理人员。这些人所代表的各种利益之间很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同时，由于清算组在破产程序中对实现债权人平等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清算组与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则会妨碍债权人平等目标的实现。应当说，产生这种状况主要与《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有关。该法虽然赋予清算组广泛的权力，但对其人员组成的中立性却未加以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程序的需要。

此外，广信案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例如，怎样实现广信资产的最大化、节约破产成本、提高对债权人的整体偿付率，如何有效收回广信在境外的资产等。这些问题涉及到对广信资产的变卖、考虑将广信集团的某些部分继续运营、甚至对整个案件进行实体的合并审理以及请求境外法院承认广信破产判决等。就资产的变现方法而言，是否通过公开市场拍卖、或将广信某部分作为继续运营的企业等，都将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广信是国有企业，在其资产进行拍卖时，外资购买这些资产可能会存在一些障碍。广信在许多中国公司中以国有股或法人股的形式持有股份，而这些股份被转让给外方时也会存在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使广信在资产变现时难以得到最好的价值。38 此外，在广信破产案中，广信总公司和其三个子公司分别由广东省高院、广州市中院、深圳市中院开始的四个破产程序进行清算。从实践角度而言，可能将整个案件进行实体合并审理会有益于全体债权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灭所有关联公司间的求偿，另一方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使程序更为经济。39 但这些重要问题在《企业破产法》中均无规定，也缺乏相应的司法实践，致使法院处理起来有些困难。广信案再一次证明，中国目前的破产立法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需要，但该案或许能够作为加速中国破产法改革的催化剂。

三、未来的发展：改革与合作

（一）中国跨界破产立法的改革及其参照

近年来破产法的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破产法改革已日益成为国际法律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破产法的改革也在多年前已经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94年全国人大组织成立了破产法起草小组，开始进行统一的破产立法工作。1995年完成草案，至今历经多次修改但尚未提交通过。破产法草案的不少条款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总体上看是一部较好的法案。但遗憾的是，该草案对跨界破产考虑得仍然不足，仅有一个条款来规范这一重要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样做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对中国破产立法提出的需要。当外国投资者在考虑是否将资金投向某个市场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分析该国的法律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市场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吸引力。对一国法律制度的分析必然包括该国的破产制度所能给予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保护。40 因此，对中国而言，发展先进的、行之有效的跨界破产立法应当是经济立法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跨界破产的法律问题在中国属于非常新的问题，这方面的立法经验也相对欠缺。因此，在进行立法时应当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与完善的经验。前已提到的联合国跨界破产示范法与欧盟破产程序规则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作用。示范法的谈判有几十个代表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参与，因此其条文内容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要求，对解决跨界破产的困难问题提供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规则。41 世界银行将该示范法推荐作为最有效和最迅速的解决跨界破产问题的方法。该示范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和便利国际合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示范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提供了若干较为统一的标准，并试图倡导相对一致的解决方法。42 示范法不仅可以被那些在现阶段已经实际面临许多跨界破产案件的国家作为借鉴，而且对那些潜在地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这类案件的国家更有参考价值。
目前有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和厄尔特里亚等，已经采纳了示范法。同时，示范法在不少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随着采纳示范法的国家的逐步增多，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公司将会产生更多的信心，这对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参与了示范法的谈判。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完全采纳示范法的原则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但在进行破产立法时，适当考虑示范法的内容，将其作为中国解决跨界破产问题的重要参考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除示范法外，欧盟规则对跨界破产问题的协调在该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该规则的前身是《欧盟关于破产程序的公约》（EU Convention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43 尽管该公约由于英国拒绝签署而最终未能生效，但它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协调跨界破产问题40多年努力的一个里程碑。44 所幸的是，该公约最终被发展为一份规则，并已被欧盟部长理事会于2000年5月29日通过，将于2002年5月31日生效。中国有必要关注欧盟规则的内容，因为它与示范法一样，也代表了该领域中最好的一些实践经验。从对跨界破产问题的协调程度来讲，区域性的欧盟规则比示范法还要高一些。

（二）跨界破产的国际合作

跨界破产中的国际合作对于防止债务人财产的分散、使资产价值最大化（例如将位于两国的生产设备合起来出售的价值会大于分散出售的价值）或为企业的重整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对成功处理这类案件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讨论。

1、普遍性原则与地域性原则

在讨论如何有效处理跨界破产问题的时候，普遍性原则（universalism）与地域性原则（territorialism）始终是两个最主要的出发点。45 在通常意义上而言，普遍性原则主张由一个中心法院对债务人的破产进行全球性管理，外国法院或外国程序（如果有的话）最多只能起辅助或协助作用。地域性原则正好与此相反，它遵循严格的主权原则，通常与“攫取规则”（grab rule）相联系，并强调当地债权人的首要权利。尽管近年来理论界对普遍性原则的呼声甚高，但仍有不少国家在实践中采取地域性原则。46

实际上，纯粹的普遍性原则或地域性原则在实践中都遇到了诸多困难，因此介于二者之间的“新实用主义” （new pragmatism）在近些年来占了上风。尽管普遍性原则在理论上可能是解决跨界破产问题的最佳方法，但考虑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新实用主义似乎可以较大限度地满足跨界破产程序的主要目的。它在相互冲突的地域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之间提供了折中的方法，在保护当地利益与便利国际合作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新实用主义还特别强调了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最有效和最经济管理的原则，这正是破产程序的所有当事人最关注的事项。47
就理论基础而言，示范法的目标在于通过促进没有互惠要求的各国间的相互承认与协助来发展跨界破产的国际合作。示范法并没有试图创造一种纯粹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尊重当地程序的作用，甚至将这种尊重看作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因此，有人将示范法称作是基于“修正的普遍性原则” （modified universalism）或“合作的地域性原则”（cooperative territorialism）的一套规则或框架。48 同样，欧盟规则也采纳了修正的而非纯粹的普遍性理论，一方面倡导成员方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尊重成员方法律的独特性。49 因此，在基本理念上，示范法与欧盟规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正符合近些年来在跨界破产的理论与实践上出现的新实用主义的潮流。
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也有必要确定中国的跨界破产立法应当坚持地域性原则，还是普遍性原则。这个问题通常重要到被认为是反映了一国对于跨界破产的基本态度。50 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如地域性原则、51 有限制的地域性原则、52 相互承认原则53 以及普遍性原则54 等。最新的破产法草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基本上比较开放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法院开始的清算、和解、重整及类似程序对于债务人位于国外的财产有效。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外由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法院开始的破产、和解、重整与类似程序，对于债务人位于中国的财产有效。但中国法院发现承认该程序有违于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拒绝承认其效力。
这一规定基本上比较符合目前的国际实践。但仅有这样的一条原则性规定是不够的，法院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不少实际问题，特别是该草案没有涉及如何与外国法院进行合作的具体事项。鉴于跨界破产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与主义之争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各国发现采取单纯的普遍性原则或地域性原则都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宣称自己的观点已无太大的意义。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最重要的是设计一套框架，便利本国法院与外国程序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对全体债权人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破产法中仅仅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无具体的配套制度去支持，在实践中必然缺乏可操作性。而参照示范法和欧盟规则的有关条款，在新的破产法中设专章对跨界破产的特殊问题进行具体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始破产程序的管辖权

在跨界破产案件中，管辖权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复杂的问题。相应地，跨界破产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确定哪国法院有管辖权，或在多大限度上拥有管辖权。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也有较为一致的发展趋势，即区分主要破产程序和非主要破产程序的管辖权，将对主要程序的管辖权一般赋予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enter of main interests）所在地的法院。这种区分实际上反映了通过设立一个主要程序伴之以若干非主要程序或从属程序的方式来解决跨界破产问题的根本需要。55 无论是示范法还是欧盟规则都支持了这种发展趋势。但对于何谓“主要利益中心”，示范法和欧盟规则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是运用了一个可推翻的假设，即对于一个公司或法律实体而言，除非有相反证明，其主要利益中心应为其注册地。56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5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5条，破产案件应当由债务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民法通则》第39条规定，法人的住所地应为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其主要的利益中心应当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法中有关破产管辖的基本规定与示范法和欧盟规则是相符合的，尽管中国法目前没有采纳主要利益中心的概念，这些法律也并非为解决跨界破产案件的专门需要所设计。
但在跨界破产中，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在于确定债务人的真正利益中心，特别是当债务人是一家跨国公司，在多国进行投资时。该公司的注册地可能位于国际上的某个避税港，可能债务人仅仅有一个邮箱在那儿，其余什么也没有。债务人实际的利益中心可能位于别的国家，它根据当地法获取盈利和承担风险。57 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入国，经常有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但其主要利益中心（即注册地）在境外。为解决这类问题，示范法和欧盟规则引入了营业所（establishment）的概念。债务人设有营业所的国家的法院可以开始非主要破产程序。58 非主要程序的效力仅限于债务人位于当地的财产。这种对当地程序的尊重适应了中国的需要，同时可以避免外国程序过多地干预本国的破产体制。
在跨界破产中，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存在于中国法院对开始破产程序实际上拥有非常广泛的管辖权。例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的规定，即使一家企业在中国没有住所地，但中国法院也可以基于财产的出现、代表机构、标的物位于中国等理由对其行使管辖。但在跨界破产的情况下，这种广泛的管辖权与国际上一般承认的管辖权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为便利跨界破产案件中中国法院与外国程序之间的合作，进行合适的管辖权自限看来是有必要的。

3、破产程序中的承认与协助

示范法中关于跨界合作的第四章是其核心部分，其目标是使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法院和破产管理人能够有效率地实现最合适的结果。当存在平行的、充分的当地破产程序时，59 示范法实际上是指令程序间的司法合作而非仅仅鼓励这种合作。60 示范法涉及的合作类型有：当地法院与外国法院以及管理人之间的合作与直接联系、61 本国的管理人与外国法院和外国管理人之间的合作与直接联系等。62 示范法第27条还规定了合作的形式，包括指定一人或机构按法院的指示行事、法院以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方法传递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示范法并不主张改变一国的实体破产法，而是主要通过一些程序事项上的要求来达到合作的目的。63 但在进行程序间的承认与合作时，示范法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没有互惠的要求。另外，外国管理人和债权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一国法院构成了示范法非常有特色的方面。64 示范法第17条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认一个外国程序。这种承认后相应地有两种不同效力。第一种效力是由承认本身自动引起的，这对组织有序和公平的跨界破产程序非常必要。65 第二种效力仅仅发生在法院裁定的情况下。66
当涉及中国的跨界破产案件产生时，有关的承认与合作至少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为使清算组能够根据中国法履行其职责，中国法院可能会寻求外国法院的协助。其次，为类似的目的，外国法院或管理人也可能寻求中国法院的协助。一旦中国采纳了示范法，中国法院可能会被要求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并对外国管理人给予适当的协助，并应考虑到这种承认所产生的一些重要后果。当然，为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而采取的各项行动仍将受制于中国法院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自由裁量权。这是示范法所唯一允许的公共政策例外。67
对外国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与中国法院对涉外民事诉讼的基本态度有关，《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在这方面有几条规定。68 但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实际上对中国法院与外国法院的合作构成了若干障碍。例如，当存在一个由外国法院作出的有效破产判决，但该外国与中国之间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和互惠关系时，外国清算人需要到有管辖权的中国法院另外提起一个独立的案件。之后，中国法院应当对外国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以决定它是否与中国的公共利益相违背，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应当对其效力进行承认。严格说来，这其实是中国法院作出的一个独立的审判，并不涉及对外国程序的直接承认问题。外国破产判决在这里只是提供了一个诉因的作用。69 另外，中国法院审查外国法院的破产判决时，其所遵守的原则中有互惠要求。如果一个来自与中国没有司法协助条约或互惠关系的外国法院，要求从中国法院得到直接的承认与协助，很可能是不会成功的，除非这些要求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来进行。70 因此，如果中国将来采纳示范法，则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正。

毫无疑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跨界破产案件，但现行的破产法远远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从历史上看，《企业破产法》及其相关的规定主要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制订，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目前正逐步深化经济改革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那么破产立法应当处于改革的前沿。随着关于跨界破产的一些国际文件，特别是示范法和欧盟规则日益得到重视，应当说目前是变革中国跨界破产立法的良好契机。但是，中国必须在管制经济活动的需要和创造积极环境便利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否则，一部现代的破产法可能只是有名无实，在实践中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运作。为使示范法的原则能够在中国背景下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除采纳国际通行的原则与规则外，中国有必要认真检视现行的与破产有关的立法，逐步消除其与示范法之间的潜在冲突。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sever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 important but ignored area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bankruptcy laws has been firstly addressed, with a focus on its legal blank on th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unsatisfactory judicial practice. Thereafter, the influential GITIC case has been analyzed,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nadequacy of Chinese bankruptcy legislation and crying needs for its reform. Basing on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 UNCITRAL Model Law and EU Regulation, the gaps between  Chinese bankruptcy laws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have been made clear.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have been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ful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legislation.


1 See e.g., Charles D. Booth, 'Recognition of Foreign Bankruptcy: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the Inconsistent Approaches of United States Courts', 66 Am. Bankr. L. J., p.135 (1992); See also Douglas Boshkoff, 'Some Gloomy Thoughts Concerning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72 Wash. U. L.Q., p.936 (1994); Jay Lawrence Westbrook, 'Developments in Transnational Bankruptcy', 39 St. Louis U. L. J., p.745 (1995).
2 除了示范法和欧盟规则外，近几年来还有一些别的项目也被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如世界银行于2001年4月通过的“有效的破产和债权人权利制度的原则与指南”，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国家间的“跨国破产项目”，国际律师协会J委员会承担的“跨界破产协议”等。
3 See Sheryl Miller,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the Enforcement of China's Bankruptcy Laws', 8 Int'l Legal Persp., p.188, 213 (1996); See also Steven L. Toronto, 'Bankruptcy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 PRC: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s Concerning Bankruptcy of Foreign Related Companies in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4 J. Chinese L., pp.290-91(1990).
4 为实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11月17日颁布了有关破产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下称最高院破产意见），于1992年7月14日公布了关于实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下称最高院民诉法意见）。
5 See Shirley S. Cho, 'Continuing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nkruptcy Legislation Leads the Way', 19 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p. 745 (1996).

6 关于这些因素的详细解释， see Steven L. Seebach, 'Bankruptcy behind the Great Wall: Should U.S. Business Seeking to Invest in the Emerging Chinese Market Be Wary?', 8 Transnat'l Law., pp.355-58 (1995).
7 对于《企业破产法》是否应当适用于涉外企业曾经有不少争论， see Henry R. Zheng, 'Bankruptc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d Practice', 19 Vand. J. Transnat'L, p.685(1987); See also Shirley S. Cho, supra note 5, p.746.
8 《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9月28日公布，1987年1月1日生效。该条例于1993年被废除，同时被《广东省公司条例》所取代。93年条例对跨界破产的问题未作任何规定。
9 《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1月29日公布，1987年7月1日生效。该条例于1993年被废除，同时被《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所取代。同样地，93年条例没有对跨界破产问题进行规定。
10 《广东条例》，上注8，第44条。该条规定客商代理人处分客商资产，应采取股权或权益转让的方式，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3、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第23、24条。
12 《广东条例》，上注8，第42、43和45条。
13 See Steven L. Toronto, supra note 3, p.277, 280-81.
14 See Steven L. Seebach, supra note 6, p.353. 另外，就作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该案中是否有中国债权人或它们的债权如何被处理是不清楚的。但考虑到该案发生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当时中国急需吸引大量外资来发展经济，有可能外国债权人在该案中被给予了优先的待遇。
15 关于该案的详情，see Donald J. Lewis & Charles D. Booth, 'Case Comment, Liwan District Construction Company v. Euro-America China Property Limited', 6 China L. & Prac.,p.27 (1990); See also Charles D. Booth, 'The Transnational Aspects of Hong Kong Insolvency Law', 2 Sw. J. L. & Trade Am., p.71 (1995).
16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分析，see Donald J. Lewis & Charles D. Booth, supra note 15, pp. 33-34.
17 See Charles D. Booth, supra note 15，pp.72-73.
18 石静遐著：《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19 有关BCCI全球清算的情况，see Christopher K. Grieson, 'Shareholder Liability, Consolidation and Pooling', in Current Issue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Reorganization, E. Bruce Leonard and Christopher W. Besant (edited), pp.220-25 (1994); see also Christopher K. Grieson, 'Insolvenc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5 Int'l Bus. Lawyer, p.213 (1996).
20 例如，在海南发展银行(21/06/98)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CATIC）(04/01/97)的行政关闭中，海外负债得到了全额偿付。See Liu Shiyu, 'China's Experience in Small and Mediu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solu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Issues and Experience, BIS Policy Papers No. 7, p. 299 (October 1999).
21 See A V Rajwade,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Puzzle', Business Standard (March 15, 1999), available at '1999 WL 5943936'.
22 See'Analysis - China Plans Public Fund Injection for ITICs', Asia Pulse (January 11, 2000), available at '2000 WL 2676073'.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24条。该条规定中国实行外债登记制度。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机构所借外债，必须根据国务院有关外债统计和监测的办法进行登记。
24 See Lin Ho Swee, 'GITIC: Payout Blow for Creditors', Fin. Times (October 23, 1999); See also 'Creditors of China's GITIC Object to Plan' (November 9, 1999), available at ' http://www.chinaonline.com/topstories/C9110807.asp& #39;.
25 See T K Chang, 'The East Is in the Red', IFLR, p.45(1999).
26 《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1991年），第6条。该办法被《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1996年）所替代。新办法第4条包含了类似的规定。
27 《外债登记与监测暂行规定》（1987年），第1条。
28 See Mark Landlers, 'China Gives Foreign Creditors A Rude 1999 Awakening', N. Y. Times, p. 4 (January 12, 1999); see also T K Chang, supra note 25, p.44.
29 《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同时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管理条例》（1992年），第8条。该条规定除了储蓄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储蓄活动。根据该条例第4条，储蓄机构是指各种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各种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有权从事储蓄业务的邮政单位等。因此，广信不属于上述储蓄机构的范畴。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惩治违法金融交易办法》（1999年）第28条规定，国际信托投资机构不得接受个人存款，并不得发放贷款。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管理条例》，第5条。该条规定，个人存款的所有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那么，从该条似乎应可以推出，不合法的权益不应当得到保护。
31 考虑到处理银行破产问题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也有关于个人存款优先权的类似规定，参见该法第71条第2款。
32 See T K Chang, supra note 25, p.46.
33 根据国务院1989年颁布的《加强对国际商业借款的管理及其使用控制》的有关规定，政府机构不应当对外债借贷进行担保。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8条，政府机构不应当对经济活动提供担保。
34 See'Q&A: Guangdong Deputy Governor Speaks on GITIC and Guangdong Enterprise', available at ' http://www.chinaonline.com/top-s ... -99011803.html& #39;.
35 See Vivian Chu, 'China Starts Long March to Securitization', Emerging Market Debt Report, March 6, 2000, available at '2000 WL 3958353'.
36 See Stephen H. Willard & Jr. Bonnie Weinstein, 'International Legal developments in Review: 1998 Business Regulation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Privatization', 33 Int'l Law, pp.232-33 (1999).
37 See, e.g., Chang, TK, supra note 25, p.45.
38 See Peter P Farkas, 'Discipline in the marketplace', CA Magazine, (October 1, 1999), 'available at 1999 WL 13692026'; see also T K Chang, supra note 25, p.46. 但近来情况有所变化，外资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障碍正在逐步消除。
39 关于破产程序中的实体合并问题，see Christopher K. Grieson, 'Shareholder Liability, Consolidation and Pooling', in Current Issue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Reorganization, supra note 19, pp.217-24 (1994).
40 See Richard C. Breeden,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 and Business in the 1990's', 28 Wake Forest L. REV., p.515(1993).
41 See Ian F. Fletcher, Insolvenc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369 (1999); See also Claudia Tobler, 'Managing Failure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22 B. C. Int'l & Comp. L. Rev., p.384 (1999).
42 Se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Guide to Enactment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hereinafter 'Guide to Enactment of Model Law'), 1997 XXVII UNCITRAL Y.B. pt. 3, 2, UN Doc. A/CN. 9/442, available at  http://www.uncitral.org/english/texts/insolven/ml+guide.htm ; See also Andre J. Berends,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6 Tul. J. Int'l & Comp. L., P.311(1998).
43《欧盟关于破产程序的公约》在1995年11月23日开放供签署，它是以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破产问题的草案公约的继续。See, e.g., Ian F. Fletcher,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A Case for Study and Treatment', 27 Int'l Law., p.439 (1993).
44 See Leslie A. Burto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Policy in Europe: Four Decades in Search for of A Treaty', 5 Ann. Surv. Int'l & Comp. L., p.217 (1999).
45 See e.g.,Jay L. Westbrook & Emmanuel Gaillard, 'Four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41 Am. J. Comp. L., p.573 (1994).
4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合作的地域性原则（cooperative territoriality）出现了一些强烈支持的趋势。See Lucian Arye Bebchuk & Andrew T. Guzman, 'An Economical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Bankruptcies', 42 J. L. & Econ., p.806 (1999); See also Lynn M. LoPucki,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A Post-Universalist Approach', 84 Cornell L. Rev., p.696 (1999).
47 See Thomas M. Gaa & Paula E. Garzon, 'International Creditor's Rights and Bankruptcy', 31 Int'l Law, p.273 (1997).
48 See New Zealand Law Commission (NZLC) Report 52, 'Cross-Border Insolvency: Should New Zealand Adopt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art 1: Para.8, available at  http://www.lawcom.govt.nz/CrossBorder/R52con.htm ; See also Matthew T. Cronin,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dural Approach to A Substantive Problem', 24 J. Corp. L., p.711 (1999).
49 See Bernard Schollmeyer, 'The New Europea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13 Bankr. Dev. J., p.437(1997).
50 See Manfridi Burgio, 'Cross-Border Insolvency - An Italian Approach', Int'l Insol. Rev, Vol. 8: 39-47, p. 40 (1999).
51 张卫平：《破产程序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52 胡泽恩：“涉外企业破产立法及破产宣告的域外效力”，《法学天地》，1989年第2期，第23页。
53 汤维建：“论跨国破产”，《比较法杂志》，1995年第2期，第124页。
54 柯善芳：《破产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55 示范法第2条（c）款（外国非主要程序），第2条（b）款（外国主要程序）。
56 示范法第16条第3款；欧盟规则第3条第1款。
57 See Andre J. Berends, supra note 42, p.330.
58 示范法第2条（f）款（对营业所的定义）； 第17条第2款（b）项。欧盟规则第2条（h）款（对营业所的定义）；第3条第2款。
59 平行的破产程序在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see Andre J. Berends, supra note 42, pp.385-87.
60 示范法规定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应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See Guide to Enactment of Model Law, supra note 42, para.173-174.
61 示范法第25条。
62 示范法第26条。
63 See also Matthew T. Cronin, supra note 48, p.710; Andre J. Berends, supra note 42, pp.321-22.
64 示范法第15条第1款允许外国代表人直接申请对一个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See Thomas M. Gaa & Paula E. Garzon, 'International Creditors' Rights and Bankruptcy', 31 Int'L Law, p.275 (1997); see also Claudia Tobler, supra note 41, pp.421-22 (1998).
65 示范法第20条第1款。
66 示范法第21条，该条规定了承认外国程序时法院可以给予的救济。
67 示范法第6条。
68 《民事诉讼法》第268条、最高院民诉法意见，上注4，第318条等。
69 石静遐，上注18，第122页。
70 最高院民诉法意见，上注4，第31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