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中国，如何摆脱“人吃人”的历史恶运

2007年8月27日 赵晓

现代颇有些人喜欢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谈中国传统文化，估计没有几个比得上“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巨人们的水平和深度。而鲁迅无疑是其中旗手级的巨人。无论是读中国古书还是洋书，估计现在仍然没有几个人比鲁迅读得多。读透中国古书和中国历史，鲁迅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乃是一个“人吃人”的历史。他朝着中华大地以及数千年的历史夜空，借狂人之口泣血控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亲爱的朋友，你也许以为鲁迅的所谓“吃人社会”只是一个比喻，然而“人吃人”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一而再再而发生的事实。有许多文献披露了这方面的资料。比如黄粹涵《中國食人史料鈔》，历数从远古至战国到清华及民国以后的中国食人史实，读完令人无比惊悚。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史料都离我们太远，那么还有许多资料披露了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中国“人吃人”的事实，如“论反右派与大跃进”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一文中披露的 “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的流行歌谣。）

近日，我还读到了剑圣的一篇文章“李自成率众烹煮吃掉明朝小福王”。网上一位转贴此文的朋友加了一句话我极有同感“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黑暗”。而后，我又读到了另外一篇文章——“中国吃人文化：历史上有多少美女曾被烹食”，该文历数中国历史上美女是如何被吃掉，有多少种烹食方法，让人几乎不忍卒读（不知喜穿汉服的美女是否知道这段历史？）。如果说在遭逢大饥荒的年头出现吃美女的惨象多少还让人觉得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许多人出于凶残的本性或怪异的嗜好，以吃美女肉、喝美女血来满足残酷的欲望的记录则可谓完全变态、让人毛骨悚然。

呵呵，鲁迅很了不起，他用“吃人”把中国“仁义道德”传统文化外衣下的真实生态现象一语道破。然而，我也同意另外一些学者的意见，就是鲁迅只是个伟大的“现象学家”，他对社会弊病的感受非常敏锐，抨击非常准确刻薄，但他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他让我们看到了浓重的黑暗，却找不到摆脱黑暗光明的出路，因而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芦笛：“再论不看或少看中国书” ）。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财富持续增长，社会日益繁荣。但如果要问，中国是否已经摆脱了“人吃人”的历史宿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仅是财富繁荣，那么中国历史上曾经也有过，财富太多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断了”的故事赫然记录在历史的教科书上。但结果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战乱一起，一切随风而散，刀光剑影下“人吃人”的世道景象再一次轮回。

显然，仅有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智慧还不够，中国尚需要更加深层次的保障财富以及人自身性命的智慧，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最需要的其实是如何摆脱人吃人命运的大智慧。然而，这样的智慧，三千年没有出现过，无数的中国智者（也包括鲁迅在内）也没有想明白过。

我的一位朋友总结中国历史上所谓有智慧的精英，发现统统不能超越三种人格，一种是争夺权力者（报复者亦多属此列），一种是巴结权力者，还有一种是逃避权力者。中国历史上，有本事有野心的人争夺权力，有本事野心稍欠或胆量不够的人巴结权力，其他自命清高的人则逃避权力。

可惜的是，中国的这三类精英其实都谈不上有真正的智慧，也想不出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儿女摆脱“人吃人”历史宿命的智慧，所以中华文明几千年也就逃不出你争我斗，你杀我我杀你的治乱循环。

对于这个死结，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答对黄炎培时想到了“民主”的解决方案。现代的国人则更多地明白不是靠一般的“民主”特别不是“大民主”制度，而是要靠自由宪政制度来解决。然而，制度只是一方面，执行制度的人以及人对制度的理解和接受也许更加重要，自由制度需要懂得并珍惜自由的人们才能得以巩固并良好运行。对于这一点，进城后的李自成、……等中国革命者的实践作出了证明，巴列维的伊朗以及民主制度在拉美等一些国家的失败的实验也都反复作出了证明。

法国的大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以及德国的大社会学家韦伯则早就发现了人的信仰与人的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的现代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与基督新教的内在关系。经济学家杨小凯则在自己独立地对于宪政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宪政与基督教有天生的亲和性，全世界成功的宪政国家几乎全部都是基督教国家或者受到基督教国家强烈影响的国家（地区）。新近，我的朋友于歌的新著《美国的本质》也再次证明了基督教对于美国文明的基石意义。

事实上，综观人类文明，只有基督教文明才第一次找到了摆脱“人吃人”悲惨世界的智慧。其给出的正解就是，限制权力同时爱人如已。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源，才是西方大国兴盛的根源。一部《大国崛起》热播神州，可惜的是探索却止步于“制度”面前，未能穷制度之根源至信仰层面，也就与大国崛起智慧之谜的揭破交臂而过。

地球人都知道，所谓现代宪政，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建立起对于权力的限制（所谓宪政由此也被称为“限政”）。然而，为什么要限制权力？如果按照我们祖传的儒家文化是很难讲通的。因为儒家文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去寻找善人，并且将权力交给他来建立德治（即孔子幻想的“王道”），而不是走向限制权力一途。限制权力思想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即认定人人都有原罪，人性在人类的始祖堕落后统统都是恶，所以对于权力必须限制与制衡，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因此都要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在制衡权力之余，基督教强调的是“爱人如已”，即在上帝十字架的恩典光照下让人去饶恕伤害自己的人，去爱不可爱的人，包括自己的政敌。如此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才不至于上升到“人吃人”的仇恨链条的极端。

正是在基督信仰的光照以及多数人信仰基督的基础上，从英国到美国，欧美国家先驱性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方面可以在制度上对于权力进行制衡，另一方面可以在伦理上消除恶念，传播博爱，不仅中断恶的循环并且主动启动善的循环的新的人类文明。全人类第一次摆脱了“人吃人”的文明状态进入到仁爱真正得以倡扬的新天新地。

我们可以从杰出的基督徒政治家韦伯福斯身上看到一个基督信仰者是如何更新他所生存的社会的，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不是用以暴易暴的方法，而是用持之不懈的合理合法的斗争，终于导致存在人类几千年的奴隶制度的推翻（参看《兄弟相爱撼山河》，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这与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式的革命者完全不同，韦伯福斯着力于建设，后者却长于破坏。我们还可以从华盛顿、林肯这样的基督徒政治领袖身上可以看到其与传统中国精英完全不同的人格，并因此洞悉美国之所以走向强盛的信仰秘密。众所周知，华盛顿是美国的建国之父，同时也是一位最虔诚的基督徒。在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本可拥有大权，并且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寻追求更大的权力。然而，他选择的却是主动放弃权力、限制（自身）的权力，如此人格和智慧难道不大大超越中国传闻中的上古圣人尧和舜？林肯，也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基督徒总统，他的名字亚伯拉罕就来自于以色列始祖。林肯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美国分裂时担任国家的领袖。然而，当北军与南军殊死相争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已的总统权力以及对“敌人”的不择手段的打击与报复，相反，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总是在问自己是否代表着正义，是否站在正义一边，他甚至在祷告中也不是祈求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帮助他打胜仗，而总是祷告中求问上帝自己是否站在上帝一边。正因为林肯能够超越权力，超越一已之私利甚至争端一方之利益，总是向上帝寻求正义并拥有仁爱爱心，他才能消除掉战争的血腥，让美国远离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心理上重新合一。

韩国总统金大中也是一位被基督信仰更新进而更新了他的国家的总统。当金大中将牢底坐穿，终于“入承大宝”时，许多人认定他将对政治对手反攻倒算（这在东方的传统政治上简直是家常便饭）。然而，作为一位基督徒总统，金大中效仿的不是东方的圣哲，而是十字架上博爱的耶稣，他行的是饶恕之道。金大中专门撰写《与国民同启未来之门》，明白地告诉世人：“我们要恨的是罪，而不是罪人”，以博爱和宽恕之心开启了韩国文明政治的大门。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然而历史上充斥野蛮；号称智慧，其实更多所持的是弱肉强食的小聪明，这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对所谓智慧化身诸葛亮的推崇到冯梦龙《智囊》所列举的各个故事可清晰见之。中国人其实从来就不明白真正的智慧(wisdom)根本就不是诸葛亮式你争我斗的谋术（英文将谋术称为“策略”，即strategy），而是古希腊之“认识你自己”，是《圣经》之“认识耶和华”，即人只有通过信仰，通过认识上帝进而认识自己，洞察人性，克服人性中的恶才谈得上智慧。中国所谓的伟人，不过是人格扭曲却善于弄权并愚弄他人的枭雄而已，从来就没有过华盛顿、林肯以及金大中这样人格伟大的人。正如《圣经》所云“攻克已心、强如攻城”，人格英雄是权力英雄所无法比拟的。

遗憾的是，中国过去没有华盛顿、林肯，现在可能也没有，今后如果没有信仰与文明的变革，同样还不会有。而中国的变革即便在制度层面上展开，也决不会有与美国相同的效果。请记住，华盛顿在200多年前早就讲过了，美国的文明只适合美国的文化，美国不能保证美国的制度在其他的文化下还能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