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印度每隔12年在哈瑞德瓦都会举办大壶节，届时全印苦行僧将聚集一起要搞104天活动。所谓“苦行”者，类似对自己实行“酷刑”来达到精神之“涅槃”也。印度话里，苦行僧叫“巴巴”。

中国古代儒家的颜回曾经被老师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孔圣人也是很赏识那种文明其精神、苦行其肉体的“苦行僧”的。

但是，到了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确实不简陋：有雅士、有琴棋书画、有经书亭阁。中国人的精神至唐朝已经越来越假借于外物了。

而到了清朝的《半半歌》，更是突出了姻眷、僮仆、田园、饮酒等等；与唐朝比，不仅远离了唯美，更远离了“苦行”。

至于西藏密宗里的《金刚顶经》：“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静故，以染而调伏。”则已经承认“随染欲自然”，所以，有主张“以欲治欲”、乃至依靠男女双修以臻化境的了。

其实，那种了无生趣的苦行僧生活确实有悖人伦，但是，这种极端行为于芸芸众生，却有着巨大的社会心理意义，即：给最苦最贱的人的“幸福生活”奠定了一个“精神”“参照物”！

你看，人家“巴巴”虽“极苦”却能“极乐”，你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坎呢？

以此，我有些怀疑中庸之道了。苦行僧给我的启发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正态分布，虽然居中者居多，但两端概率极小者也不能灭绝，每一个“存在”之比例阈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却均是“同气相求、同根相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否则，单单的“中庸”是不能“天地位矣、万物育矣”的。就拿“苦行僧”来说吧，拿颜回来说吧，肯定是人口中之极端、且其比例阈值肯定不能高了的。但是，那也不能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给社会上那些“中间派大多数”带来了底线的宽慰。

唐朝有一首打油诗，说：他人骑大马，我独骑驴子；回看挑柴汉，心下乐些子。人就这么怪，看到有人比自己还苦，就不觉得自己苦了。这，大概就是苦行僧的意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白领们，自颜回去世后，就几乎没快乐了！以此。

欢迎“苦行僧”重返东方大陆，因为在这个两极分化在加剧的社会，老百姓需要极端的“苦行僧”来慰安那贪贪痴痴的幼小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