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家广为称赞的“乾隆盛世”，经济发展迅速，国库充盈，乾隆帝也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自我陶醉中。然而在经济繁荣的外表下，贪污腐败在不断蔓延，几乎遍及各个角落。官员们像苍蝇逐臭一样追逐着金钱，手段多种多样，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乾隆朝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乾隆朝的这面镜子对我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乾隆朝因犯贪而遭到惩处的高官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统计，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皆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其中还有许多案件没有查清，草草了结，使许多贪污犯逃脱了惩处。然而，受到惩处的贪官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贪污犯和珅竟逃诛戮，即可一叶知秋。官员们为了追求金钱，上演了一幕幕贪污丑剧，官场的腐败已到了难于治愈的程度。官员的贪污手段花样百出，概而言之有如下十类：
一是虚报帐目，冒销侵占。如粮驿道明福虚报粮价，浮收、浮销驿站银两，计赃达2.6万两白银。结案时，处斩者2人，4人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是凭借职权，巧取豪夺。一种情况是公然派捐。如乾隆十五年（1750），河南巡抚鄂容安以皇帝“驾幸河南，通省绅民感沐皇恩，情愿捐输”，共收银58.7万两。另一种情况是利用职权，违法贪婪索取，如和珅先后任管理崇文门税务、户部侍郎、尚书，升任大学士以后仍兼管户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鲸吞国库，攫取了巨额财富。
三是挪用公款，违法经商。按清朝的规定，在职官员是不允许经商牟利的。可是，许多官员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并想方设法揩公家的油水，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四川总督阿尔泰、两广总督富勒浑都曾私自贸易，但他们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由其儿子或家人出面经营。而且，这些交易大多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依靠权力对部属进行“勒买”。假公济私，挪用公款，成了官员经商的普遍手段。
四是侵吞救灾款，中饱私囊。乾隆十一年，陕西、宁夏发生特大地震，死者5万余人，政府拨银20万两赈灾。被承办官员阿炳安贪污5—6万两，所办工程质量极差，城墙、仓库均有裂缝。乾隆五十一年，湖北久旱成灾，官府拨银500余万两赈济灾民。可是有许多赈灾银粮并未发到灾民之手，因此发生灾民乏食，抢夺粮米案。又发生活埋民人案2起，死23人。
五是正税变罚项，监守自盗。如乾隆二十七年，内务府大臣安宁的管关家人李忠将正税变为罚项，名曰“重罚漏税”，实则暗亏正税7.7万余两。所谓罚银大多变成了安宁和李忠的私人财产。
六是依恃身份，违法犯禁。清朝法禁私人买卖人参，果亲王弘瞻却倚仗自己是皇帝的亲弟弟，公然派人带人参到扬州销售。和阗产玉，例禁私人开采，和阗镇总兵和诚胆敢私自偷挖，隐匿不上交。货物过关例应纳税，皇孙绵亿的太监赶绵羊进城，拒绝纳税，撕破官府告示，反将书吏殴打。
七是上下交通，互相馈赠。附省之首府首县“无论有无公事，每日伺候于督抚衙门，清晨而往，日午未归”，“彼此宴会，废时失事”。巡抚阿思哈生女收受司道金镯、绫缎。云贵总督彰宝令保山县长期无偿提供总督衙署米谷，使该县亏空白银4万余两。
八是勒索派办，明借暗要。如兵部尚书傅鼐向商人王某强行借银2000两。御史富德“挟势求索”，向铺户赊取缎匹。王公贵族向地方官、平民百姓派办之事也屡见于记载。
九是上下勾结，集体作案。如甘肃的收捐监粮案，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下至道、府、州、县官员进行有组织的贪污，总额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官僚队伍全部糜烂。结案时确认，侵吞白银1000两以上官员达102人，1000—9000两者26人，1万两以上者26人，2万两以上者20人，全省官员为之一空。
十是办理外交，索赃自肥。如出使朝鲜国使者兆德、释加保，除接受常例允许的正礼之外，又另向朝鲜国王索取礼物。后因分赃交讼，始得败露。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利用与外商打交道的机会勒索陋规银，英商洪仁辉从海道赴天津告状，一直告到京师。
乾隆时期，官员子弟、家人和幕僚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如鄂弥达在湖广总督任内，其子跟随出巡州县，拜访属员，遍收馈赠。在两广总督任内放任家人萧二交结属员，霸占民营煤山。云南布政使钱度贪污平余银四万余两，皆系其家人掌平，随时带进。其子依仗父势，携货售卖，钱度则令下属购买其子带来的古玩、玉器，牟取厚利。案发后其家人王寿携银二万九千余两逃跑，准备窖藏，其幕僚叶士元携银两万余两寄居湖南常德，为主子隐匿赃银。他们是钱度贪污犯罪的帮凶。
除官员之外，胥吏的贪婪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里所称的“胥吏”，包括史籍中所称的“吏役”、“书役”、“弁役”、“营役”和“营兵”。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乾隆四年，山东积欠钱粮中，民户已纳，被书役侵占者达八万余两白银。乾隆十二年，江苏清理积欠，书役自首侵蚀白银22万两。乾隆五十四年，河南光山县私自派夫折钱，民人郑守谦揭下告示作为证据，准备上告。衙役闯入其家搜取告示，将郑守谦锁拿，殴死其子，踢死其媳，踩死其孙，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营兵的腐败也不可小视。这时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腐败。他们平时不训练，打仗没本事，渔肉百姓却很有一套。以查拿罪犯名义，闯入民家讹诈，屡见于记载。如乾隆五十三年，福建云霄营兵丁见村民林潭家境不错，商定以查拿罪犯名义搜查其家，竟指挑稻草的铁叉为“应禁器械”，声称要将林潭抓走。由村民说合，答应送给兵丁们洋钱4元。兵丁们嫌钱少，还是要抓人。闻讯赶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兵丁们只好回营。后来兵丁们就以“私藏逸犯，查拿拒捕”上告。乾隆五十三年，福建连江营兵丁将火炮两门偷卖给海盗。次年，临近的虎尾汛又丢失火炮两门，迄无下落。
乾隆朝外表亮丽，内部已经腐败。贪官污吏不断侵蚀着国家的肌体，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清王朝也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然而，乾隆朝确曾采取国非常严厉的惩处措施，为什么贪污却越演越烈？
首先，经济发展的转变时期是滋生贪污的肥田沃土。乾隆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盛世，达到了封建经济的最高峰。这一时期，生产发展，人口翻番，国库储备比雍正时多一倍以上。国家救济灾民，修建各种工程，拨款动以十万两、百万两计，也就是说，官员们有很多的钱经手可供支配。这一转变来得如此之快，白花花的银两使官员们头晕目眩。大地主、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金，为了取得权力的庇护，舍得大把花钱进行贿赂。金钱就像魔鬼撒旦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为取得金钱，官员们即使冒杀头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部门、各地方的长官也拥有极大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个地方的总督、巡抚，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知府、知县也是他们所辖地区的土皇帝，当他们贪赃枉法的时候，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给予约束。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贪官污吏的蹂躏，却没有揭发贪污犯罪的权力，使贪官们肆无忌惮。虽然乾隆帝大权在握，可以处罚任何位高权重的贪官，但是仍有一些贪官有办法躲在皇权的庇荫之下。例如，和珅的贪黩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尽人皆知，可是他善于揣摸主子心意，善于乔装打扮，使乾隆帝对他始终深信不疑，人们就奈何他不得。“乾纲独断”的乾隆帝成了最大贪污犯的保护神。这不能不说是对以惩贪为第一要务的 乾隆帝的讽刺。各级官员运用专制权力对自己的保护，形成了对抗反贪的巨大力量。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官员之间的相互庇护以及他们对家人、幕僚的庇护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保护网，使查处贪污变得难上加难。
其三，清王朝已进入中期，官僚队伍已趋于腐败。乾隆时期，离清朝开国已近百年，八旗子弟已经腐败，可是他们仍占据国家机关的主要职务。汉族官僚也紧步其后尘，形成了贪图享受的风气。对于官吏们而言，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民生疾苦，都已忘诸脑后，攫取金钱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目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公开的秘密。手中的权力既然可以换成金钱，就会不惜以身试法。何况他们都心存侥幸，以为能逃脱惩处。这种腐败甚至已蔓延到基层胥吏，大厦将倾，已独木难支。
其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缺陷，给贪污犯罪留下了活动空间。例如陋规，其实是法律的盲区。任何衙门都有陋规，官员们堂而皇之地谈论陋规，沿用陋规。任何衙门都有制订陋规的权力。旧有的陋规太离谱，被皇帝发现后予以禁止。不久，新的陋规又不断产生。又如报销制度很不健全，虽有户部的核查，仍有许多做手脚的余地。大规模的赈粮，大工程的修建，都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各海关每年所报赢余和亏损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无法核查。对已经发现的贪污的处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许多贪污犯罪在陋规的掩护下，减轻了定罪量刑，甚至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