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 2010d，2010e，2011; 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
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着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占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ZF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ZF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ZF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1990; Stiglitz， 2004;陈平，2005，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ZF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四)中国前30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30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笔者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中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之后，他们告诉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Ramo，2004)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在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的经济恶化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Johnson，2009; Chen，2009，2010;陈平，2010d)。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1996)。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五)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笔者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假定，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是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Chen，2008;陈平，2010c)。产权理论的出发点是保持核心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以保障对股东而言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西方大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实，导致出现了看不见的所有者(史正富、刘昶，2011)。西方大企业、日本的家族企业和中国大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类似，但处理的方法不尽相同。
西方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具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存在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陈平，2007，2010c;Chen，2010)。中国国企改革初期的“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1957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与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陈平，2010a，2010b)。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上观察，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与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曾经历过失败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保护投资方的产权更重要。

(六)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所以形成了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安全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在金融领域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在银行监管方面，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可能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2012)。他们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产品风行世界，给股东创造巨大利润，但是在美国只创造5%的就业，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营销渠道，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手中，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真实写照。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所得的比例仅占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有0.5%(寒竹，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与媒体共同制造的假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大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某些领导人误以为西方垄断企业必然代表先进管理模式，忘记技术进步从来是先进的小企业打败保守的大企业，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得多。
(七)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治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19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政治。其来源之一是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商人与黑手党可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李世默，201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Johnson，2009)。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长期阻扰社会改革。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业主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潘维、尚英，2012)。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任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制度决定论不符合历史的曲折。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拿破仑建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是邓小平奠定的。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历史必然的交叉点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论的根基。

三、如何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同特点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与其先下结论，不如先研究中国发展的特点，然后考察这些特点是否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英美经济学家并未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否认劳动分工的普遍规律。
(一)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但是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何时尊重过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权”!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点，后果是难料的创造性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西方国家便逐步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不得不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富贵病和就业问题，才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与其在大萧条期间动用军队镇压罢工，不如让老百姓获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政治家提供演戏的舞台，给利益集团切实的保障，在发展中国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万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世上没有不衰的强权，也没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30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得到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二)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国内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ZF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ZF规模用ZF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30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ZF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ZF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ZF。ZF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ZF还是服务性ZF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ZF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不少沿海地区的镇ZF建筑却大于解放前南京ZF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ZF。原因是地方ZF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ZF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ZF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西方法治无法阻挡教会的的衰退和家庭社区的瓦解，社会成本增加引发如今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引以为戒。中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如果也能像文化和学历教育那样制度化、具体化和普遍化，也许会使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不平衡有所改善。中国文化低估了宗教仪式的教化功能。儒家树碑立传也许可以树立道德标杆，但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占领基层社区。以吏为师不如全民系统的终身再教育。现在系统整理被启蒙运动打散了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相整合，是不能忽视的软件工程。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
2008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为G20峰会和美国奥巴马新ZF建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7条中国经验给美国参考。2009年9月22日，我在巴西的讲演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规纳为10条(Chen，2011)。在红旗文稿的文章中，依据2009年10月1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讲演，我把中国经验简化为如下5条(陈平，2010a)：

第一，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使中国经济在结构上，既有市场经济竞争下技术更新的灵活性，又有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局限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差别所在，就是有无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有科学进步和长治久安。
第二，ZF角色重新定位为“规划协作之手”，其务实效果远超过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ZF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ZF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ZF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ZF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这使中国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第三，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信号，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为初生产业提供了适当的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国际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出口产品面临不平等竞争时，主动降低汇率打开国际市场;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时，坚持汇率稳定协助东亚邻国应对危机。须知，2007年外汇的每日交易量达3.2万亿美元，而同年的平均每日世界贸易额只有$380亿美元，不到外汇交易额的1.2%(Rodrik，2011)。在美国虚拟经济规模为实体经济的50倍，世界GDP总量的10倍。只有中国稳健的汇率政策和有力的资本管制挡住西方炒家的冲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陈平，2008)。这都强于拉美、东欧、东亚国家，在西方国家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虽然给某些发展中国家创造过成长的机会。但是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使他们难以避免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中国民族企业在各级ZF扶持下的崛起，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国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良性竞争的方向转化。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中国各地特区的不同试验，开创了中国实验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道路。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与自上而下推行的休克疗法比，分散了试验风险，加快了学习进程。中国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自由减规的两难困境。可以说，中国ZF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中国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西方的程序正义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历史作用，但是用其解决社会问题却并不成功，因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在于利益协调，辩论和投票无法断定规则本身的优劣。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没有引发美欧议会中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相对美欧有所节制。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四、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ZF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ZF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似乎承认中国模式会妨碍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国企改革。我们理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担心。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深刻理解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一届ZF一种倾向，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重病拖死。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生产的袜子一个尺码)，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通病皆同。
(一)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转变方向只不过是调转中国与美国的角色。他们主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放开土地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年轻人打工储蓄，老年人用储蓄消费，是各国经济的普遍规律。要西方老龄化的人口增加储蓄，中国年轻人口增加消费，等于要求年青人不去成家立业，老年人不能养老退休，如此荒唐的主张，哪有历史成功的先例?中国沿海城市克服老龄化的办法只能是开放农民工进城。沿海城市企图增加社保覆盖面来刺激居民消费，导致中小企业不愿雇佣年轻大学生，反而雇佣退休职工来降低社保税的压力，加剧了年轻人的就业困难。世界史上，ZF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二)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原因是西方世界10%的富裕人口，控制了全球90%的自然资源，大约消耗了世界一半的产能。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消耗量仅占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假如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是石油消费达到目前欧盟的水平，人口增长忽略不计，那么到2040年，中国的石油年消费量将为139亿桶，超过目前美日欧石油消费的总和，目前已知的中国石油的储备量157亿桶只够1年多的国内消费。换言之，中国仿效西方模式的未来经济增长将严重依赖能源进口。有人以为科学技术加市场投资也许可以保证石油生产与消费增长同步。他们忘记了亚当-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受资源和技术水平限制。从目前的技术知识而言，继续维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只是幻想。世界石油产量在1979年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停滞不前，2005年后逐年下降，预计2040年世界石油产量将下降一半以上。如果用天然气或煤局部替代石油，同样面临碳排放和全球暖化的限制。使用水电、风电、太阳能、核电、或其他清洁能源要求大量投资和研发，没有ZF规划支持，民营企业难以启动(何祚庥，2011)。替代能源的成本是否能为市场接受，不仅取决于技术攻关，还取决于ZF的标准和税收政策，是否鼓励新能源，淘汰旧技术。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和全球变暖的生态危机相比，能源危机引发的世界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有七百多个军事基地。美国公开的战略目标仍然是保持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包括围堵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Brzezinski，2012)。欧洲和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议论：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之间发生争夺资源的大战。中国“和平崛起”的善良愿望，很难安抚西方人士的恐惧，除非中国真正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国内某些人崇拜西方、却不愿正视西方的战争威胁，把政治经济学对西方利益集团的分析斥为“阴谋论”。和我的观察相反，资源战争是西方利益集团公开的“阳谋论”。德国和美国政治家公开宣称欧盟东扩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而是整个俄国，目标之一即为获取俄国的丰富资源。假如考虑到核战争在地球上没有赢家，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可能不大，但是争夺资源的局部战争持续不断。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朗战争已在制造舆论之中。美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南海、东海制造战争阴云，都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