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周六的午夜,在波光闪烁的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畔,滨海湾金沙娱乐城(Marina Bay Sands)里的精品店都已经关门了。不过,经过一家美容诊所和旁边的法拉利(Ferrari)配饰店后,眼前即刻出现了一大群人。他们群情激昂,几十个人喧闹着挤在一起,争着要进入这家全球收费最昂贵的夜总会──Pangaea。
通过保安之后,走过一条布满蓝色紫外线灯光的长长通道,乘电梯上来,眼前即是全球最难进入的派对之一。Pangaea的创建者迈克尔•奥尔特(Michael Ault)坐在紧挨着吧台的那张夜总会最尊贵的桌子旁边,坐垫上裹覆着充满异国情调的非洲鸵鸟皮。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瓶的雪树伏特加(Belvedere vodka)和路易王妃水晶香槟(Cristal champagne),还有装着冰块的大桶,和为他的朋友们准备的几十支玻璃杯。他的妻子萨布丽娜•奥尔特(Sabrina Ault)头顶一个假鲨鱼头,挥舞着一把塑料枪在一张桌子上跳舞。萨布丽娜•奥尔特曾是一位时装模特,如今她是迈克尔工作上的伙伴。在Pangaea,所有的台面都可以用来跳舞──就连那些用千年古树的木材制成的桌子以及鳄鱼皮的沙发也不例外。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乎常理,但只要你是迈克尔•奥尔特,那么开一家跳舞夜总会就不一定非得要有舞池。奥尔特这位曼哈顿夜生活老手是社会名流之后──他的父亲是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珠宝家族中的一员,继父则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大佬迪安•威特(Dean Witter)。抛开这些不谈,现年49岁的奥尔特有一桩本事最让他自豪:他有能力办一场最棒的派对。多年来,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从纽约到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从圣保罗到伦敦,他经营的夜总会超过了25家。据称,上世纪90年代,在那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Spy Bar,他是第一位将整瓶销售的服务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在全球酒吧里很常见──引入夜总会的老板,而那家Spy Bar在客满时,据说连凯特•摩斯(Kate Moss)也被拒之门外。
他说,Pangaea营造的是一种家庭派对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家庭派对还提供奥尔特私人收藏的非洲部落面具、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和里面放着一颗钻石、由身着黑色礼服裙的女侍者奉上的、价值2.6万美元的鸡尾酒。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你知道周围这些人都是身家数以十亿计。
Pangaea虽然开业仅有一年多,但已经被视为全球最赚钱的夜总会,据奥尔特说,最近几个月里每晚的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这里也是全球最为昂贵的俱乐部之一,一张桌子的花费高达1.5万美元,超级富豪们在这里挥金如土,动辄就是六位数的账单。奥尔特原本可以将这种奢华带至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伦敦,那里聚集着众多皇室成员,那里的派对吸引着欧洲的上层人士。迪拜也行,那片土地上的富人们想要个小岛的话就马上可以打造一个出来。当然还有他的家乡、他昔日的游乐之地──曼哈顿。
然而三年前搬来新加坡的奥尔特说,他在曼哈顿“再也找不到那种美好奇妙的感觉了”,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犹在,这场危机让曼哈顿最为奢华的派对文化元气大伤。他说,新加坡则是另一番情形,在这里,富人们感觉很富有,而且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安全感。此外,在这里,富人们似乎只知道一种共同语言,挥霍无度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夜总会里被毫不遮掩地展现了出来。
在某个周四上午的另外一次会面中,奥尔特穿着一双亮蓝色绣有粉色骷髅头的毛绒拖鞋,歪在他夜总会里的一个皮沙发上回忆道:“一天晚上,有一些孩子来这里──的确是孩子,也就二十来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飞机。其中一架A380内部被重新改造过,修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篮球场──这简直可笑。”
他说:“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与我想象中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财富首次超过英国时的那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里人们的富裕程度──以及他们花钱的愿望之强烈,的确让人惊讶。”
欢迎来到全球最新版的摩纳哥,一个超级富豪的天堂,一个就在不久前还被人嘲笑为全球最古板、最无趣城市之一的地方。大多数人在想到新加坡时──当然很多人根本不会想起这个国家──他们想到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华尔街或是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亚洲翻版,只不过这里的街道干净、整洁得不可思议,而且没有犯罪。这个人口只有500万的东南亚城市国家,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禁止出售口香糖,以及这里有鞭刑,1994年美国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因在他人的汽车上涂鸦就尝到过鞭刑的滋味。在这个国家,贩卖毒品要被判死罪,就连奥尔特也抱怨,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他把自己收藏的心爱枪支带进来,那些枪支收藏品如今还留在他在棕榈滩(Palm Beach)和曼哈顿的家里。
然而,过去10年里,新加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各地的富豪名流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个绝妙的新家──这里也是他们放置财产的最保险的地方之一。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为能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而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他更愿意住在这个岛国,从这里投资,同时开着他的宾利(Bentley)车去四处兜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在澳大利亚40岁以下的富豪中财富排在第二位的内森•丁克勒(Nathan Tinkler)去年也选择将家安在了新加坡,根据《福布斯》(Forbes)杂志,丁克勒的身家大约是8.25亿美元。这之前,印度电信业巨头之一布蓬德拉•库玛•穆迪(Bhupendra Kumar Modi)在2011年就得到了新加坡国籍,新西兰的亿万富豪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于2008年搬来这里,著名的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则在2007年举家移民新加坡。去年,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掷千金,花费4,630万美元在新加坡购置了两套共管公寓。
接下来当然还有那些普通的百万富豪们──新加坡居民中百万富豪的比例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2011年,新加坡收入达百万美元的家庭总计18.8万户──在新加坡全部家庭中所占比例略高于17%──这实际上意味着,每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的可自由支配财富达到至少100万美元,这其中不包括房地产、企业和奢侈品。如果把房地产包括在内,鉴于新加坡位居全球最昂贵房地产市场之列,那么这个数字还会更高。根据莱坊(Knight Frank)和花旗私人银行(Citi Private Bank)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财富报告,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全球最高的,达到了56,532美元,超过了挪威、美国、香港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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