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蒲鲁东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说，蒲鲁东非常明白“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和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恩全集》四卷143页。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也做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坏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做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同上145页。

可以看出蒲鲁东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犯这个毛病：他们遇到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经济范畴，例如资本、商品、货币、工资、利润、分工、竞争、市场、股票、利息、价值、生产、分配等等。他们不是去寻找这些经济范畴的产生根源，不是去分析这些经济范畴的相互作用，不是去确定这些经济范畴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仅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这些经济范畴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力图用这些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一再证明，小资产阶级妄图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其结果只能是保存了资产阶级，助长了资产阶级，而消除了小资产阶级。

例如，蒲鲁东对分工的看法是：第一，分工好的方面：“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二，分工坏的方面：“对我们来说，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第三，应当解决的任务是：寻找“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

又例如，蒲鲁东对竞争的看法是：第一，竞争好的方面：“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第二，竞争坏的方面：“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第三，应当解决的任务是：“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可能的，全部问题在于为他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以上引语为蒲鲁东语）。

马克思说：“蒲鲁东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更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形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同上135页。

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绝好的评价：“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建立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和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的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寻求他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他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残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念柯夫）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即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羽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话。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之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该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在于他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来是未来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同上。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说，蒲鲁东希望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摆来摆去。这个判断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作极端的革命这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如果说（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自己所误解）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论蒲鲁东》。

（3）杜林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批判。

杜林设计了一个“共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和蒲鲁东一样，对财富问题也提出了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的财富，是好的一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的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掉。在写关于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反杜林论》184页。

“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切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同上294页。

由此可见，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要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4）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当我们认识了西斯蒙第，蒲鲁东，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后，我们必须弄请为什么把他们称为小资产者呢？

列宁说：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了）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没有看见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农民实际上已成为小生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不应该以为小资产阶级原则上是力图实现他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的。相反地，他相信他自己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根本消灭的一般条件。同样不应该说所有的民主派分子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物。按教育程度和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和那些人可能有天壤之别。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任务和决定，就是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如此’（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列宁全集》二卷185页。

当我们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把大生产变成小生产，把社会化的集体生产形式变成小生产的生产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二，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不去寻找这些经济范畴的产生根源，而是从道德上把它们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力图坚持其好的方面，但最终结果是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不可自拔，因而不得不按照这些经济范畴以它们本来的资本主义面目发生作用，统治人们。三，因此，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要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后信条。

如果我们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征和邓小平同志的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结论说：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从1978年到1988年，邓小平同志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制定政策，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发表意见，以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处理问题，其结果并没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尽快富起来。相反，小农，小手工业者却不断地变成相对贫困的阶级，即变成无产阶级。而他们中的少数人却真正富起来了，并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这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按照邓小平同志幻想的那样让小农，小手工业者共同富裕起来，而是不以邓小平同志意志为转移地完全按照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所揭示的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行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