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史 为 鉴 的 几 点 管 见

王越

我国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老先生曾说过,学习经济学要多少学些历史。因为历史可以鉴过去、明未来,更好的提升对经济的洞察力与领悟力。针对目下中国的一些情况，笔者有感而发来谈些中国历史上可资当今中国借鉴一二的经验教训。 一、推行三级政权制。秦朝首创了封建中国的中央、郡、县三级政权制,此后历代相沿，两汉、三国、南北朝基本因袭，经隋唐改革为中央、州、县制,到宋代为中央、路、府州县监军制,元代为中央、行省、州县制,一直到清代乃至民国。一直都没有乡级政权,农村一直是由地方耋老、乡绅这类农村实力派所治理的,既不占政府员额,也不费政府经费。 目下的中国,乡镇政权庞大无比,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笔者以为应取消乡级政权。既然涉农税收已将取消,乡统筹则已经取消,村提留则取一事一议方式。既然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一级的乡级政权已无相应财权,自然无法担当相应之事权,取消乡极政权是可行的；那么取消后应当如何填补留下的真空了？我认为应成立农会,制定《农会基本法》,实行村民自治,既然农村目前已实行直接选举,通过农民的选择,相信会选出比现在由上级政府任命的村官们更能代表农民利益的代理人来。当然在此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选举。至于农会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农会在革命事业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二、官员异地任官制。中国历史上地方官都是异地为官的,宋代苏轼是四川乐山人，却长期做过杭州、黄州、密州等地的地方官,现在杭州苏堤正是他在任时的业绩。王安石是江西抚川人,却在浙江鄞县做知县,包拯是安徽合肥人，是在开封尹任上名垂青史的，明代海瑞是海南人,清代于成龙是山西人,这两位民间称颂的“青天”，都从未在自已家乡为官一任，中国和西方相比而言，家族血缘关系很强,假设这些能吏清官们在家乡为官,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个人品质，但我相信那种浓烈的亲党氛围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才干的发挥。而目前我国地方政权中担任各级职务的官员相当部分是本地为官，如果实施异地为官，我想其所带来的益处将是巨大的。 三、中央地方官员交流制。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数朝臣都是曾经充任地方官的,地方官也极有机会去朝中为官。比如王安石就是从知县一直做到参知政事,主持改革大政。其它的如姚崇、范仲淹、史可法、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等都曾做过封缰大吏和位列朝班,当代公共选择学派主张把政治家或政客也从经济人理性角度来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地方官有很多进入中央的机会,这么大的激励机制相信会鼓动不少潜在的清官能吏的涌现,而中央官员也有去地方的体制安排,会让他们得到体验实情的机会,有利于务实作风的培育,记得毛主席提倡 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固然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但我想知识分子如果不识五谷杂粮想来也不是好事。 四、健全法制反腐机制。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位时,曾许可天下人不拘身份告发贪官污吏,即使诬告也不罪之。每个人都有越级上告的权利。当然这种做法由于没有对诬告的惩戒，所以出现了诬陷盛行与酷吏当道现象。但是它好的一面还是值得鉴取的，现在我国的信访制度要上访者们不得越级上访,那么我想若真的逐级上访的话,恐怕没等上访信得到最终正确处理时候,那些当惩办的贪官污吏早就要么潜逃海外,要么寿终正寝了,而那些冤曲之士要么被迫害殆尽、埋骨荒坡,要么沉冤难雪、道路以目了.我想是否仿行一下元代在各行省设置行御史台 ，直接隶属于中央的监察制度，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直属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垂直机构，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受理申诉、惩办违法责任人。 五、优秀传统文明振兴。古人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对下一代的谆谆教导，我想“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吧。而看看现在中国，有几个小朋友知道悬梁刺骨、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的故事了？我们不少年轻朋友对歌星、球星、笑星们如数家珍,不少的媒体热衷于低级趣味性报道，一些地方政府花大把的钱请这个家那个星的捧场作秀,而社会的另一面，比如弱势群体的生活、因病返贫的农民、无钱上学的儿童、低薪而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他们得到了多少关注与帮助?我想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还仅仅是不充分的小康,我们的报纸、电视、电台能否更多的去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教育是否更应发掘传统文明的瑰宝？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否从更长远的方向作考量？ 六、各阶层团结与各民族的融合。之所以中国有所谓“汉唐盛世”的称谓，不少原因是因为得到了各阶层与各民族的拥护,汉武帝信用匈奴人金日蝉，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唐太宗能够起用对立阶层的魏征，唐玄宗任用出生于广东的张九龄为相。唐代大批的突厥人、回纥人等少数族人入唐为官,比如唐代名将李光弼、高仙芝,甚至连唐代皇帝也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皇后长孙娘娘都是鲜卑后裔。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同样要考虑到社会阶层与民族关系，一定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在各级人大、政协中要注意代表、委员的代表性与普遍性，在各级政府中也要起用优秀的各民族人才，政府工作更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东方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