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学期除了修三门专业课，我还跑去修了本科生的accounting，MBA的一个consulting课，还有心理系的课，反正我喜欢什么去学什么，我 当我在美国上第二个本科了，呵呵。学校经常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做seminar，speech，除了学术的，还有很多人文的，一般是吃饭的点，我经常去，连 饭也解决了。我参加研究生学生会，我们系外国学生多，都没啥民主意识，我冲出来volunteer，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系代表了，每周在会上要发言说说自 己系里同学的活动心声，回来要和系里同学说说学校有什么机会啥的。因为做了系里的代表，名字就会被抄送来抄送去，系里的老师就都知道我了，觉得我是小学生 头，有什么大事都还告诉我一声啥的，我们dean都定期和我有appointment，聊点这个那个的事情，从我这儿听听学生的声音，我有了更多接触她的 机会，她告诉我了很多她的故事，一步步成功的经历。她说，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i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 这话我至今记得，也许在于她（美国人很善于赞扬人哈）只是随口一说，对于我却是莫大的鼓励。



当 了代表没几个月，就赶上全国开研究生大会，在DC，作为我们研究生会里少数minority面孔，我就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开会，以显示我们的 diversity。于是我屁颠屁颠地坐着同去的美国同学的车，来到了DC这个七年后我生活工作的城市，在capital hill上做lobby，挨家的去找senator要求取消研究生stipend的征税，呵呵，在中国，要见个领导有多难，在美国，我第一天上学就见到了 校长，去趟国会山，就见到好多senator，无论政治家们内心有多阴险，他们看上去都好nice，有个senator还让我在他办公室坐着拍了个照，我 给爸妈发回去，差点没轰动了我们半个城市。我和DC一见钟情，喜欢它干净的街道，尤其喜欢national mall一片，爱死了那些博物馆们，那时候脑子里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以后要到DC来就好了。



天知道呢，也许就是这样一闪念的东西往往在我们潜意识里牵引我们，等我们有一天走到了，忽然发现，原来你心早有所属。

2004-2005 第二年



第 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老板很不情愿，希望我留下做research，但我坚持，他也没办法。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 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labmates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lab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 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



再 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变了：我男朋友也来了（巧得很，他也是8月12号来美国的，所以今天也是他的6周年纪念），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两个人可 以做的事情，吃饭，逛街，看电影都有乐趣了。我买车了，在挑选了三个月之后，花3000大刀买了一辆7年新的Nissan Altima，花了我当时积蓄的大头，我开车很有天赋，以前没有摸过方向盘，晃晃悠悠在学校停车场学了两次之后，居然就上路了，两个礼拜就拿到了驾照，有 了车世界就大了很多，其实世界就那么大不是吗，只是你能看见多大就觉得它有多大，或者说想看见多大才能看见多大。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 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 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给你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 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 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 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夏威夷开的东西方交流的会议，觉得自己可以去讲讲在学生会做的如何 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从投稿被录取，然后去学校pitch travel funds支持我去开会，最后成行，我再次体会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想不想做，怎么去做的问题。我没申请过research grant，但想必万事都是相通的，道理应该也差不多。



第 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 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这点上，我心 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我知道我跟着我这 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 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 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sell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 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idea写 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funding，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在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 此想法跑到grad school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 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 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无数的persuading，无 数次地defend自己的想法，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



和 我的EE老板不一样，我的BME老板是一个很好的sales man，美国人，很聪明，他数学物理计算机医学都懂一点，都不精通，组里有很多postdoc甚至phd比他强，但之所以他是大老板完全在于他的管理能力 和表达能力，你和他说个东西，他很快能明白，然后用华丽而浅显的方式再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惊叹，原来我的idea是那么brilliant。所以我决心 向我的EE老板学治学，向我的BME老板学academic sales，取长补短。



我 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 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其实这也注定我不是做research的料）。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 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 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去 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

2005-2006 第三年



在 这里不得不说说我的男朋友，爱折腾如我，他总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做得好就表扬我，做得不好就提醒我，失败了鼓励我，被人批评了他顶我。他本来是要本科学校 读博的，我走了之后几个月，他思前想后还是quit了，然后申请出来和我在一起。现在想想，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做很多了不起的事 情，没有对方在身边分享，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第 三年搬家住进了house，在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的neighborhood里，有一个小院子。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找最佳契合点，买东西要买好的，但又不能贵，我们住的 house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deal，2000多sf，只收$450一个月，包水电utility，比住apartment环境好很多，却反而便宜，房 东的条件只是要我们定期割下院子的草，等于house sitting，对我们来说，割个草有什么难的，当是去趟gym了。都说中国人经常讨价还价，其实在美国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negotiate，买家具， 买床垫，找任何的服务，租房子，在mall里买个skincare送礼物，全部都是可以negotiate的，只要你有砝码就可以谈。而 negotiate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知道你要什么，而是在于你知道对方可以接受什么。任何时候，if you think in his shoes, you will find the best deal for yourself. 尽管你始终是在关心自己的gain和loss，但话到嘴边，讲得一定是对方的gain和loss。这个事情当我多年后上negotiation课的时候， 惊叹当年我实践得出的经验与真知如此接近。男朋友不是一个好的negotiator，但是找deal巨牛，所以我们算是很好的搭档。虽然stipend不 高，虽然我们东西买的都不差，saving却涨得挺快的。

第 二学期除了修三门专业课，我还跑去修了本科生的accounting，MBA的一个consulting课，还有心理系的课，反正我喜欢什么去学什么，我 当我在美国上第二个本科了，呵呵。学校经常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做seminar，speech，除了学术的，还有很多人文的，一般是吃饭的点，我经常去，连 饭也解决了。我参加研究生学生会，我们系外国学生多，都没啥民主意识，我冲出来volunteer，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系代表了，每周在会上要发言说说自 己系里同学的活动心声，回来要和系里同学说说学校有什么机会啥的。因为做了系里的代表，名字就会被抄送来抄送去，系里的老师就都知道我了，觉得我是小学生 头，有什么大事都还告诉我一声啥的，我们dean都定期和我有appointment，聊点这个那个的事情，从我这儿听听学生的声音，我有了更多接触她的 机会，她告诉我了很多她的故事，一步步成功的经历。她说，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i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 这话我至今记得，也许在于她（美国人很善于赞扬人哈）只是随口一说，对于我却是莫大的鼓励。



当 了代表没几个月，就赶上全国开研究生大会，在DC，作为我们研究生会里少数minority面孔，我就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开会，以显示我们的 diversity。于是我屁颠屁颠地坐着同去的美国同学的车，来到了DC这个七年后我生活工作的城市，在capital hill上做lobby，挨家的去找senator要求取消研究生stipend的征税，呵呵，在中国，要见个领导有多难，在美国，我第一天上学就见到了 校长，去趟国会山，就见到好多senator，无论政治家们内心有多阴险，他们看上去都好nice，有个senator还让我在他办公室坐着拍了个照，我 给爸妈发回去，差点没轰动了我们半个城市。我和DC一见钟情，喜欢它干净的街道，尤其喜欢national mall一片，爱死了那些博物馆们，那时候脑子里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以后要到DC来就好了。



天知道呢，也许就是这样一闪念的东西往往在我们潜意识里牵引我们，等我们有一天走到了，忽然发现，原来你心早有所属。

2004-2005 第二年



第 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老板很不情愿，希望我留下做research，但我坚持，他也没办法。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 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labmates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lab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 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



再 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变了：我男朋友也来了（巧得很，他也是8月12号来美国的，所以今天也是他的6周年纪念），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两个人可 以做的事情，吃饭，逛街，看电影都有乐趣了。我买车了，在挑选了三个月之后，花3000大刀买了一辆7年新的Nissan Altima，花了我当时积蓄的大头，我开车很有天赋，以前没有摸过方向盘，晃晃悠悠在学校停车场学了两次之后，居然就上路了，两个礼拜就拿到了驾照，有 了车世界就大了很多，其实世界就那么大不是吗，只是你能看见多大就觉得它有多大，或者说想看见多大才能看见多大。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 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 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给你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 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 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 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夏威夷开的东西方交流的会议，觉得自己可以去讲讲在学生会做的如何 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从投稿被录取，然后去学校pitch travel funds支持我去开会，最后成行，我再次体会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想不想做，怎么去做的问题。我没申请过research grant，但想必万事都是相通的，道理应该也差不多。

第 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 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这点上，我心 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我知道我跟着我这 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 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 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sell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 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idea写 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funding，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在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 此想法跑到grad school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 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 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无数的persuading，无 数次地defend自己的想法，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

和 我的EE老板不一样，我的BME老板是一个很好的sales man，美国人，很聪明，他数学物理计算机医学都懂一点，都不精通，组里有很多postdoc甚至phd比他强，但之所以他是大老板完全在于他的管理能力 和表达能力，你和他说个东西，他很快能明白，然后用华丽而浅显的方式再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惊叹，原来我的idea是那么brilliant。所以我决心 向我的EE老板学治学，向我的BME老板学academic sales，取长补短。



我 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 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其实这也注定我不是做research的料）。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 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 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去 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