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需要具备的能力

如何培养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具有哪些标准和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在应用经济学或在经济学上作出贡献？这些问题似乎近来常常被提及。我以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是观察能力。很自然地，这是指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规律性与决定性的问题。这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也包括历史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和解释历史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在。如果没能力解释历史，往往也没能力解释现在。现实问题总是非常复杂的。从学术上来说，如何找出现实或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个解释，这是很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学者与非学者是如何区分的？什么是经济学者心里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区别他们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心里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准（benchmark）。好的经济学家要能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发现问题，寻找到疑问。也就是说有洞察力。好的社会科学家一定要有能力找到问题。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相当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所谓的问题，即是疑问。他所产生的疑问、看到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规律，能不能解释。如果没有什么规律，那就谈不上是经济学问题；如果这个规律能够被已有的道理所解释，也谈不上是问题。观察到现象，且能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这非常取决于学者心里存在的理论基准。一个学者能抓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基本上决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重要的经济学家抓到的是重要的问题。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脑子里面有没有这个基准。

经济学教育中大量的内容是机械的，问题在于，怎么培养人的观察能力。这是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观察能力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培养的。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我们现在只讨论可以培养的部分。要培养出观察能力，核心的东西是脑子里要有对经济学中基准的透彻理解。当一个好的学者对经济学理论中提供的基准吃透了，这个基准就能帮助他判断什么地方是有疑问的，什么地方并不是疑问。为了讲得更通俗，可以比喻为结晶。基准就相当于一种结晶的基本结构。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理想的、简化的结构。有这样一个结晶在脑子里，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能依据它来判断什么问题是原有的基准解释得了的，什么是解释不了的。解释不了的问题，就可能成为是好的问题。这就是好的经济学家所要做的事情。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人们很熟悉的科斯定理，这是科斯暑期在美国打工时发现的。他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解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念本科的时候，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形成了他头脑中的基准。经济学告诉他，市场在理想竞争状态下是最有效率的。在理想竞争状态下，企业应该是无限小的，经济行为是由市场价格来协调的。可是，科斯观察到，在通用汽车公司，大量的交易不在市场上完成的，不靠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和运转，而是在企业内部协调的，是上下级调动的关系。什么是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应当在市场上交易，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当时学到的经济学不可能给他好的结论。科斯虽然只是本科生，但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结晶，这就是相当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厂商理论的基准。没有这个基准，就没有后来的发展。头脑里没有好的基准，就很难发现问题。头脑里有好的基准对观察能力很重要。

一个好的基准一定是抽象的、简单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限制和经济学的指导能力时，绝不应该只由于某个理论有“不符合实际”的什么假设，就断言它是不真实的，不适用的。实际上，往往正因为好的理论做了好的重要的假设，才给了我们重要的分析力量。

二是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的——其中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二是实证的——其中包括案例（收集材料）分析和数学统计分析。经济学大部分使用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虽然用非数学工具分析并非不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总趋势是用数学工具呢？其原因是，当人们不用数学工具时，推理、分析的能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当问题相对简单，或者人有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的天才时，才有可能不用数学进行分析。当然并不一定数学的分析永远是最高超的。科斯数学上一窍不通，高中数学考不过。但他有超凡的能力使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什么今天的经济学主要使用数学分析能力，那是因为语言的能力非常难以具备，使得只有少数天才方能达到深入。科斯是天才，马克思亦然。这样的人，不使用数学工具，用哲学性方法思索还能把问题想透。但是，只有天才而且碰到的问题相对简单，才有可能不用数学工具。如果要求学生都有科斯这样的分析能力，可能一千个学生最多只能出一个经济学家。

在讨论到经济学家的培养的问题时，运用数学工具的分析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是实证工作，除收集数据、案例之外，往往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数据处理，所以要有数学能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经济学需要有数学的帮助，需要进行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基本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分析的手段。这些是当今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条件。但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要两者并重，必须要强调观察能力，而不能只强调数学，两者是互补的。

三是创造能力。将创造能力从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中独立分离开并没有很好的道理，我这样表述只是为了更强调创造力。前两者都要创造力，之所以要分开，是想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具有创造能力，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创造力指有创造性的观察能力和创造性的分析能力。创造性的观察力是提出疑问，找到现有经济学中不能解释的主要规律。首先，有没有创造能力去进行观察，能否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发现基本的挑战。其次，是有没有能力创造性地进行分析，要有能力处理现有的分析工具没能处理的问题。德布鲁和纳什其实是数学家，对经济问题并不十分熟悉，但对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经济学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学科，有众多的分工。他们二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分析上，帮助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有创造能力的经济学家可以运用他们的分析工具，从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创造能力是最难培养的，因为这往往是不能训练的。可以训练的一般是规则的、机械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中大量的训练是数学性的，以及应用数学解决问题。数学可以训练，但创造力是没有系统的方法可教绶的。一般来说，创造力不能训练，只能培养。而培养大部分靠着环境熏陶，没有机械的办法。

经济学的不同教学方法

经济学教育如何培养和训练观察、分析和创造三方面能力，不同西方国家的重要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为把问题看清楚，帮助理解，先看两个极端。

一端是传统的英国教育，是精英教育的代表，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哈佛的制度起源于剑桥，耶鲁也是仿剑桥。牛津和剑桥好几百年的历史，其教育特点是培养天才。培养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很多人中偶尔会有天才产生。由于天才是不可训练的，而英国传统制度是培养天才，所以不侧重训练，而侧重创造一个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这个制度强调的是识别和创造天才的环境。英国的传统是一种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每天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喝茶的时间，喝酒的时间。识别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看人有没有能力和别人辩论，表达出新意。谁来评判？委员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例如，牛顿出名之前，当时物理还不是科学，而是属于哲学。在哲学的范畴内，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当时，在剑桥三一学院中，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关于他通过光学实验而得到的对光的认识。他们用古希腊的哲学与之辩论，从哲学上对光学的认识驳回牛顿的实验结果。但是实验的结果怎能用哲学驳回呢？当时学者们没有科学的头脑。不懂得科学最终的标准是实验，不是古希腊传统的辩论！虽然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是牛顿的重要贡献，但那基本是从他的直觉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数学推导出来的（是莱布尼兹推导出来的）。这些重要的贡献跟英国的制度有关系，跟他们培养观察能力，把握事情的基本规律的能力有关。在这之下是导师制，没有系统课程，不强调训练。优点是，因为特别强调环境，所以特别能识别天才，也产生了许多天才，如牛顿、凯恩斯同是出自剑桥。历史上，英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人类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原因与此传统密切相关。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天才在此制度下可以快速成长，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没有训练，水平就会很差，天才与非天才之间会有巨大差距，很多毕业生素质并不好。

另一端是法国的教育方式，强调系统训练，拿破仑时期推广到全法国甚至全欧大陆。拿破仑本人是炮兵学校毕业的，是个很不错的应用数学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炮弹的弹道曲线和距离等等。他很崇拜数学能力，仗打到哪里，就在那里建起理工大学，也就是polytechnic。所以，和英国传统制度比较，法国不是寻找天才。它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寻找的方式完全不同，法国式的polytechnic也是培养精英的制度。其数学训练非常强，给学生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数学训练，用很严格的考试淘汰的办法来寻找最强者。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由这些人中产生一些人做经济学。但这种训练方法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可以有技术上的创造力，但与技术无关的创造力会有所欠缺。同任何科学相似，经济学的发展上很重要的是学者的直觉，而法国式的教育方式往往会缺少直觉。而且在技术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培养体系。比如科斯，在法国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到底是淘汰制还是训练过程扼杀天才呢？更大的可能是过早地被淘汰的方式。

当今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数学、理论、方法论的训练，但也不单纯靠考试；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观察力包括了非常关键的批评能力。批评，这里并不是指负面的意思，是正面的意思。比如，发展任何一个新的东西，要到处开研讨会演讲，目的——或者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鼓吹自己的新观点、新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寻找批评。最好的演讲的地方，最值得做的地方，是在那里能找到最好的批评的地方。如果无人能批评，那么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演讲往往就不是最成功的，不是最有效率的。学术界中，别人对自己有否帮助，也取决于他或她能不能提出好的批评。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太一样。批评能力也是观察能力，观察到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欧美最好的学术机构强调系统训练，同时也提供环境刺激。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英美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和法国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一方有想象力，另一方有技术能力。眼下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最流行的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经济系，个别的在欧洲的经济系。他们把两种极端组合在一起，对研究生系统进行数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理论的训练，以及实证，加上历史和现实经济政策，混合训练。然后，创造环境——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来刺激学生，增加其观察能力和想象力。

中国经济学教育——“眼高手低”

对我国的教学怎么培养研究生，我滥用一个词来概要——“眼高手低”。 眼高，即目标和眼界要高，盯住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要培养出最好的经济学家，能找到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发现最重要的挑战，鼓励我们的研究生能独立观察，有批判和创造的能力，要发现天才。手低，就是说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尤其是培养学生。什么是做得到的？需要认真讨论。简单地说，中国现有的高考制度严格筛选出来的学生是非常棒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国内最强的，比如北大、南开、复旦、清华等等，最好的学校里的学生的背景和接受的训练可能很接近法国制度。学习法国的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一步应该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训练。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所有的条件相加，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当然，我们眼还高，不应限于这些，还要把目标放在培养出有观察能力的经济学家上。

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

我把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概要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因此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我的全部说法。但是我表达的精神是很多经济学家们广泛共有的。

如前所述，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力的核心条件（必要）是要非常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经济学最重要的关于制度的内容有如下五个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2，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3，科斯定理。4，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这是我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司法制度的理论基准）。把这五个基准弄懂之后，经济学的精华大体就把握住了。这五个基准的共同点是“不相关性”（irrelevant），即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种制度的不相关性。当然，把经济学概述成五个不相关性的基准是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个理论基准，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这个理论讨论市场经济时有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在以上条件下才有这个不相关性。这实际上已经远超出一般均衡自身的内容了。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阿罗和德布鲁自己并没有讨论过计划经济，但文献中有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分析计划经济的，结论是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一样的。阿罗－德布鲁的两个基本社会福利定理实际上已经包含这层含义。实际上，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互相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上的结果。它们说的是经济制度同效益不相关。即在阿罗－德布鲁的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不一定必需用市场经济，用别的体制也可以达到。为了证明，需要的技术条件，对于计划经济同对市场经济是相同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定和现实并不正好是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任何解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差别的理论一定要超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范围。

第二个理论基准，莫迪格里亚尼-米勒（MM）定理。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公司不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一样的。MM定理所设定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是无成本的。MM定理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也就不相关。为了认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MM定理为指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定的条件。MM定理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公司金融的范围。实际上，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因此它同时指导我们认识货币的功能。

第三个理论基准，科斯定理是指导我们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它的结论是：只要交易费用趋近于0，法定产权的最初分配方式同效率无关。科斯定理说，只要定义好所有制，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在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是同效益有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导我们寻找答案的路：什么重要的现实因素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使得产权与效益相关。

第四个理论基准，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窄的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这是理性预期模型中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同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相似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卢卡斯模型为理解货币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准。至今经济学家们在为理解货币与金融体制而努力奋斗。有了这个理论基准，人们知道，货币的功能以及金融体制的功能一定在于现实中什么地方违反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条件，寻找这个条件就是指导人们寻找理论突破的道路。

第五个理论基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BS模型指导我们认识司法制度。该模型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对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互相比较。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法治最有传统的国家也同法院并行地同时有监管等其他执法形式。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哪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

按照我的见解，经济学结晶的内容就是这五个基准。它们以“不相关”的形式提供了理论基准指导我们认识现实中最重要、最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

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可能会对这五个理论基准产生两种极端误解：第一，误认为理论可以为现实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事实上这些关于不相关的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所有这些理论中说的不相关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特别相关的，甚至是最相关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简单照搬理论到实际，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失败。第二，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你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就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经济绩效，比如是否合同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为了研究为何所有制是相关的，我们要寻找是什么东西违反科斯定理的条件。这就是理论基准的力量，理论教给人们的主要就是这个。观察能力中，能够训练的部分主要就在于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问题的方向，这就是理论的帮助。

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是普遍适用，可以到处照搬。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寻找的是普遍规律。作为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抽象”意味着理论必须要离开许许多多经济现象的细节。一个普遍的道理只是给人们提供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所以经济学是为重大问题提供线索，而无法对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另一极端是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所以经济学没有办法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如上所述，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分析。

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大体上有两大重要标准，如果是政策性工作，那么标准是对政策是否有帮助。学术标准则是有无能力解释有疑问的规律性现象。从学术上讲，标准是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能否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什么贡献。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这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换言之，通过解决特殊的问题，找到普遍解，这是很高的标准。中国是特殊现象，要在这里找到普遍内容，上升到经济学，反过来发展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与法学看上去可以是根本不同的学科。但在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两者从来就不是分立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只讨论市场怎么运行得好，完备的竞争，从来不讨论完备竞争背后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条件呢？所有的合同都能执行，所有分配好的产权都能被保护。古典经济学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假定已经有人在干这些事。这是古典经济学能使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分开的重要假设（条件）。当面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变，忽略市场以外的因素，当没有这些条件时，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结论都变了。再比如说法学，为了定义清楚，往往把经济问题定义出去，假定经济上的东西都能自我运转完美，收窄讨论的范围，只关注法学。每个人都假定对方是完美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运转，一定要别人的条件满足，这是经济学与法学通常分开的历史情况。现在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和经济学，帮助两者合在一起。

经济学有好多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化和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的矛盾。现代经济学专门化趋势的发达，同进入经济学的人数增多是相关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工。这个专门化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有代价。代价在于本来领域的专门化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是人为的划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人为分开的。许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本是不便分开的。于是专门化可以带来很不好的后果。例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开，但现实不是按照宏观和微观分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货币制度，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功能又导致怎么去选择金融制度。在经济学的分工里，讨论货币的叫做宏观，但制度是属于微观的。那么到底金融制度是属于宏观还是微观呢？如果一个学者的领域很窄，所有的人都很窄，所谓微观的只知微观，宏观只知宏观，那么没人能弄懂货币和金融制度。这实际上真有讽刺意味。事实上至今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功能是什么仍不能有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至今还在寻找货币功能和它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想象，如果对什么是货币都没有好的理解，什么是好的货币政策呢？什么是好的金融体系呢？传统上货币被理解为交换媒介，记帐的媒介，这是古老的解释。但这样古老的理解，古老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就没有差别了。任何对货币的好的理解要能解释今币和古币的重要的区别。从今天看，货币的重要、核心的功能是在整个经济里帮助解决“广义流动资金”（liquidity）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由此才导致对货币政策的理解。货币政策是试图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整个经济中的liquidity。如果对货币的功能不清楚，怎么能通过中央银行调节经济中的liquidity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把货币供给的变化传递到经济中去？这些至今是经济学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把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跳过，假装不知，或者从来不知。但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去理解，是不可能用微观、宏观分开的专家做到的。给学生教学时，分开各个领域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训练。但帮助面对观察、分析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个界限经常要打破，包括做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是否定义在一个专门领域里，要看什么性质的工作。究竟是领域内的贡献，还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是领域内的贡献，可以遵守界定好的领域，但如果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界限就要打破。

理解比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如何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理解经济学特别重要的方面。当人们谈到比较经济制度的时候，往往以为这个领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比较，缺少对制度的总体的了解。然后，与之相联的就是如何去改革计划经济。所谓的休克疗法，正是由这种对经济制度无知而产生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有人说，因为经济学中有很强的假设，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将此问题反回去看看美国。经济学家最多是在美国，只要反回去看看经济学在美国的情况，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刚发生的重大的安然事件。经济学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然事件。我最近刚参加一个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合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安然的情况。会议讨论到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提供了许多东西帮助我们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分析思路，但直接套用，距离还是很远的。安然事件表明，简单套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即使讨论美国的企业亦然。所以很难简单地说，经济学是否适合中国，是否因为有经济学中的假设，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实际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思想方法，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如果人们不去分析问题，把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搬来做为政策，就糟了。休克疗法就是典型。只要看看休克疗法的提倡者是什么背景就知道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研究过比较经济制度，没有研究过中央计划经济，根本不知道中央计划经济是怎么回事，只是从教科书里搬来了经济学结论。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经济学本身造成的。在任何一门学科里，如果只去照搬结论，一定搞得乱七八糟。比如说物理学，是最成功的科学，但将之简单地搬到现实工程中，一定也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任何一个工程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物理学为工程科学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但并不提供现成答案。

无论公司治理结构，还是中国经济改革，每一个特定的问题，都有一些重要的特殊因素需要讨论。当经济学家面对特殊问题时，往往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从经济学中照搬的。有无经济学头脑，关键在于有无能力去面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观察和分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制度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从中去寻找什么样的假设是合适的，用什么办法去分析它。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帮助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面。o

I．第一年

第一年处在很多选择的十字路口，因此值得多说几句。
1. 围城的故事——关于新生心理的调整
对于一年级的硕士生而言，在秋季课程开始的第一个月内，最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心理的波动。具体的表现是不断反思自己当初的选择，这时在各个宿舍里经常会出现对于“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机构”，“为什么要读经济学”，或者是“为什么要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集体讨论，在一些情况下还会演化成对现实的抱怨。在一些我看到的事例中，抱怨的声音甚至让人感到有一种“男入错行，女嫁错郎”的感觉。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可能最普遍的有五条。下面我逐条谈一下个人看法，这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主观色彩，仅仅代表个人理解。
第一个原因是通常的心理原因。一般而言，成功之后往往会出现对现状的不以为然，尽管这个成功（进入一个全国领先的大学与相对热门的专业）是在成功以前所梦寐以求的。尽管这个事实不符合“显示偏好原理”，但这种“围城”情绪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对此无可厚非。通常这种情况对心理的影响往往是暂时的，因此不会出现剧烈波动。
第二个原因是对学业的担忧。许多学生在大学期间有着一些值得骄傲的学习成绩，这是保持个人自信的一个重要渠道。但进入一个新的机构后，这种优势往往会丧失，这部分是由于评价标准的改变（例如从以记忆为主的“时间密集型”向着一些以理解为主的“思考密集型”学习方式的转变），部分是由于竞争的加强。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的新生中都会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调整自己的心理，保持心态的平衡。经济学的一个优点是选择的广泛性，你可以选择做纯粹的数理技术研究而不需要理解现实经济，你也可以发展成为非技术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当然也可以选择技术与现实结合的应用经济学家。其实每个人的背景差别很大（最显著的可能是数学背景），以及兴趣不同，因此只要努力分析原因，以及对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正确定位，每个人都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不要被“必修课表现”这种标准所影响过多。
第三个原因是对必修课程（主要是对微观与宏观）内容的不满。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必修课程缺乏自由选择的色彩，以及必修课程的特点（内容抽象，作业繁重）。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常理论化的课程与许多人要做应用的要求似乎不符。其实客观的讲，中心要求的必修课程仅仅是遵循了国外任何经济学院系的基本标准，并没有对学生苛求的地方。当然，也有人认为整个经济学院系课程安排有问题，但这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其实从课程本身而言，第一年的课程是为理解以后内容打下基础，在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些应用的课程，因此大可不必着急。
第四个原因是对中心教学的挑剔。出于对于“完美”的追求，中心学生经常会对教师的教学提出新的要求。这其实是学生应有的权利，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须环节，但有时在具体操作上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老师有着自己的讲课风格，在某一方面的特殊人力资本，以及对教育目的本身的理解；另一方面，学生对此有着不同要求。在两种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下，最终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向很难有定论。教学往往有着“众口难调”的特点，因此老师应该折衷到什么程度，恐怕是永远也没有结论的问题。在这里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够继续讨论下去。不管怎样，师生互相交流信息总是必要的。
第五个原因是对课程中大量使用数学的不理解。每个学生都会发现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尽管我们这些受到全国一流教育的学生都经常难以理解数学推导，经济学家却假设人们都在进行这么复杂的计算。尽管在很多课程的开始时都会出现这种讨论，教师也可能会列出种种被行内人广为接受的辩护来试图说服大家（例如，Samuelson提出的避免“anything goes”; Friedman“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提供现实世界的近似；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干脆就讲：“年轻的时候不要谈论方法论问题。”尽管这些解释多少会带来一些心理安慰，但以我个人经验，当时我接触的同学多少会仍旧有很大的迷惘。对于现在仍然因为数学对经济学产生反感的人而言，我这里仅仅谈论一些个人想法。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这些问题的抽象讨论显然不是我这个岁数以及经历的人能够以及应该进行的，这里我仅仅谈论我个人（以及观察到的同学）的一些真实而且具体的感受。
首先，在开始进行研究时，多数人会发现数学对建立严格推理的作用。当真正要自己表述一个想法时，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多种可能的存在。这时数学虽然不能提供一种万能解药，但至少能够完成清晰的表述。当别人建立批评时，也能够避免误解。
其次，数学能够建立起对别人研究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在学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用数学严格证明了某个经济学结论”以及“我的结论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分析之上”的话语。在你学习数学之前，很有可能你会产生一种崇拜的感觉；但你学过之后，恐怕看法就会改变了。另外一个与大家相关的例子是评价论文（可能是研究报告，也可能是与大家更加紧密相关的毕业论文）。一年级的学生往往以数学与统计的多少来评价论文，但当你自己对这一套工具熟悉之后，可能看法就会完全改变了。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些论文充满了数学符号，但却很少有数学推理。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我已经说得过多了。总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我想说的事实是：不管怎样抱怨，过去的选择都已经成了“沉淀成本”，因此不应该成为我们考虑的对象；如果将精力用到学习与研究上去，我们的机会成本很小；但如果就此闲散下去，可能会产生重大损失。当然，每个人的偏好各异，因此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资格影响个人选择。但只要经过仔细考虑，自由选择总是应该没错的。

2. 强度的故事——关于课程选择
开学之初，学生面临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课程选择。尽管对大多数学生而言，第一年的必修课程的负担已经是难以承担了，但出于种种原因一些同学还是会选择一些额外的课程。因此，在这里我对此谈一点个人的经验。
在课程选择方面，我们总是面对着课程广度与对少数课程学习深度的替换关系（tradeoff）。因此，对“选择多少课程以及选择什么课程”的回答显然取决于增加某个课程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一般而言，边际成本是增加一门课程所耗费的时间。如果这些时间用到必修课程上去，显然会提高个人的理解深度，但未必会提高分数。因此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处于对分数的重视程度不同，边际成本会很不相同。
边际收益则取决于个人选课的目的，而这又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例如，选课目的可能是“开拓眼界型”，“发送信号型”，“先苦后甜型”，“出国准备型”，“熟悉老师型”等等。“开拓眼界型”的学生一般是想提高自己的知识广度，同时了解专业课程的基本情况，这样就降低以后选择专业方向时的盲目性。“发送信号型”学生选课的目的是发送自己非常具有能力的信号，例如一个同时修5、6门课或者是选修公认的“难课”的学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是所谓“牛人”的声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节省信息传递成本的重要手段。“先苦后甜型”则是为了迅速修完学分，然后在以后的空余时间中或者是享受生活，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论文或工作实习）。“出国准备型”是为了在未来有大量时间准备出国考试，而“熟悉老师型”是为了提高对老师的了解。
出于以上的充满个性化的不同看法，对每个人而言的最优选择必然是差异巨大的。但是如果选课的目的仅仅是学习课程内容本身的话，我个人认为一学期选择3门或4门课是比较恰当的。在这样的课程负担下，我们可以不光有时间理解基本课程内容，而且可以深入地想一些问题。当然，这种建议是对于象我这种智力与知识背景的平常人而言的。对于精力过盛的学生，那就另当别论了。

3. 投资的故事——关于数学学习
毕业生对数学的观点一向都是褒贬不一。出国或者在国内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学生经常会发现数学对未来的学习非常重要，而一些从事某些工作的学生可能会觉得数学对工作帮助不大。因此，一些学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基础数学，而一些学生则会为在数学上花费过多时间而懊悔。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成名的经济学家身上。在我接触过或者听说过的国内外的老师中间，有着一些学习人文历史出身的老师突然转向技术性的研究，并且长期乐此不疲的进行下去；而另外一些大名鼎鼎的教授曾经在技术方面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后来却突然转向心理学与社会研究，原因在于他们对数学的信心突然出现变化。
因此对数学课程的学习既可能是“基础建设”，也可能是“风险投资”。我个人恰好学过一些数学课程，因此在这里谈一下看法。
在北大的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的学生选修数学课程，其中学习数学的动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人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目的主要是为了锻炼思维，但我相信这只是其中的少数。第二类人主要是为了出国的时候“发送信号”。在北大一年年流传下来的出国经验中，人所共知的是数学课程的用处。因此为了使自己的成绩单更加有竞争力，许多学生被迫去选修数学课程。第三类人是对出于理解经济学的需要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下面我针对第三类动机谈一下看法，然后简单谈一下对申请出国有用的数学课程。
对于很多同学而言，最急迫的要求是扫除学好微观、宏观与计量的数学障碍。我个人的看法是，仅仅为了理解这些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没有必要单独选修数学课程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熟练掌握数学附录上的所有内容，以及老师额外提供的一些数学补习材料。我个人是在学过第一年的课程之后才在其它地方弄懂动态规划中的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但我没有觉得这给我第一年的学习造成重要障碍。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精”而不是“多”。
一部分同学希望能够理解具有一些技术性的论文，这时就需要进一步掌握一些数学技术了。这时可以选修一下相关的数学课程，例如学习宏观的学生去选修一下动态规划、最优控制、随机过程等课程，或者可以去选修对各个经济分支的技术部分都比较重要的“实分析”等课程。在这方面大家总可以向对数学技术感兴趣的老师咨询，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选择。但应注意的是，学好数学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此机会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应该进行因人而异的慎重思考。
对于少数对技术性本身非常感兴趣、以及在未来要从事数理方面研究的同学而言，数学就变成“学无止境”了。这时了解基础数学中的细节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任何细节都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发挥作用。在我现在所在的经济系中，研究一般均衡的教授往往在数学系兼职，而做理论计量的教授往往在统计系兼职。从论文中我们几乎已经无法区分他们与做应用数学的教授的区别了。如果想在今后走这条道路的话，我想扎扎实实的打好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要做理论计量的话，就应该选修实分析，测度论，高等概率论，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等课程。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研究生开始学数学并不是很晚，这里的关键是未来的潜力，因此没有必要为以前不是“科班出身”而绝望。但正如我以前指出的，投资在大量数学课程上面确实有很大的知识成本。

下面针对学习数学仅仅是为了增强出国竞争力的同学谈一下个人经验。在通常情况下，多数美国经济系仅仅要求两学期微积分、一学期线性代数以及一学期的概率统计，而这些课程是每个同学都已经学过的，因此这不构成任何障碍。但有一小部分经济系也会要求一些额外的课程，最常见的是第三学期的微积分、实分析或者是常微分方程。另外一些经济系会推荐一些数学课程，这意味着如果学过的话会更加具有竞争力，其中可能包括实分析、泛函分析、测度论、高等概率论、随机过程、拓扑等学科中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指出的是仅有少数提出这些要求（但不幸的是这些少数学校中有些是大多数人很想去的学校），是否为其投资取决于个人的风险态度以及机会成本问题。

4. 赵括的故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对于分数，大家一直都持有比较微妙的态度。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不关心分数（至少也会关心是否能够及格），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非常关心分数。这其中的原因是分数在读书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人将分数作为测量自己掌握知识程度的一种标准，从而达到自我精神方面的满足以及自信心的提高；分数同时还可以带来一些物质激励（例如奖学金），而且可能影响别人对自我的评价；分数还可能（尽管没有完全确定的关系）在未来的一些选择方面带来一定的便利（例如选择导师，申请出国等等）。
给定分数可能对某些同学很重要的前提下，一些理性（？）的选择就是学习“分数最大化”的内容。因此很少有人会在课后复习“考试不考”的内容（例如，老师明确宣布为不考的内容；理论方法在计算机上的实现），而且多数人会将注意力放在以高概率出现在考试中的内容。根据我的观察以及同其它学校学生的一些交谈，我发现这在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中也是普遍现象。这是个人对现有评价体制的正常反应，而且能够掌握考试内容本身就表明了个人达到了教育的基本目的，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
但是，分数仅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一些在考试中不会出现的内容对未来的研究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计算机的应用：无论在进行理论还是应用研究时，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用计算机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例如，一篇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论文往往要进行对随机动态模型的模拟，而应用计量的论文往往要使用统计软件（经常需要自己编写程序）得到结果。而且，通过应用计算机我们可以对理论达到更好的理解。例如，在宏观中，我们都学过使用“压缩映射定理”来解出动态规划中的数值解的价值函数，但如果没有使用计算机进行操作过的话，我想很难在头脑中对此有着清晰的图象的；另外，学过计量的同学都会知道，对很多理论细节的理解是在使用计算机操作时来达到的。
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经济学各学科中用到的多数程序都已经在不同的网站上共享了。这大大降低了使用计算机的难度，但这中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搜寻成本与理解成本。客观地讲，多数同学的学习时间非常紧张，让他们承担这些成本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由其他人来提供这项公共产品。由于计算机的发展速度，学生在这方面相对于老师往往有着优势。例如，岁数较大的老师往往习惯于使用C或Fortran等语言，而学生显然在更容易学的MATLAB等软件方面具有优势。这样，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助教的身上。这项工作尽管在表面上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工作量是很大的（我曾经在一个暑假里花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写计量2与时间序列中的理论方法的计算机说明，其中许多都是我没有用过的，在当中曾经好多次想放弃这项没有明确职责的枯燥工作）。但一旦有一个人做了这项工作，我想以后的积累与完善就会相对容易完成了。
除了计算机之外，使用经济学中的基本思考方法对现实世界进行分析也是一项重要技能。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它可以用来分析很多社会现象。仔细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可以用基本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如果仔细观察起来，似乎周围部分同学缺乏进行这种思考的尝试。这些同学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考试与做作业时的思维属于经济学；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完全遵循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是否接受这种经常是“非感性的”（冷酷的？）分析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考过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供选择，而一般而言我们的偏好总是“单调的”。我自己觉得跟98级同学在研究生期间的讨论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还能回想起汤弦每天对新闻媒体经常使用的“好人坏人”理论的强烈批判。

5. 老板的故事——选择专业方向与导师
当一个研究生与陌生人初次交谈时，最经常被问到的前三个问题恐怕会是：“你在哪一个学校读书？你读什么专业？你的导师是谁？”如果将每个学生看作学校的一个产品的话，专业与导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商标。
导师的确定会对我们的学习生活起到重要影响。一个好的导师能够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并且迅速引导学生进入研究。导师还会对自己的学生带来人格上的影响，在多数研究生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上都会发现导师的痕迹。另外，从比较功利的角度讲，导师的名气可能会对个人造成名牌产品效应，这不光可以满足个人在别人面前的虚荣心，还可以在未来的工作或者出国方面带来一定的好处。最后，如果所选的导师是一个大的“门派”的话，个人就被进一步分类（从班级、宿舍增加到“XX导师组”），这会带来新的学习生活圈子。
尽管对于中心的学生来说专业方向的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但它还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专业方向可以影响一个学生“自己觉得应该的”读书选课范围；一个所谓的“热门专业方向”可以引来世俗的羡慕眼光，而且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带来一定的便利。
给定专业与导师的重要作用，对此的选择可能是在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个人决定之一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交谈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了解各个老师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在每年一年级的下学期，也经常有人去向高年级同学咨询关于感兴趣的老师的情况。下面谈一下大家可能关心的五个问题：是否应该选择一个导师；选择专业与选择导师的关系；选择导师时一些可以考虑的因素；被接受的可能；其它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是否应该选择导师。一般而言，多数学生会找到在一定程度上满意的导师。但有时候少数同学会发现没有暂时可以相互接受的导师，这可能是由于中心所有老师都不符合个人要求，也可能是符合个人要求的老师没有接受他们作为学生。因此，偶尔会出现一些“自由骑士”，这些学生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完全自由状态。但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在最后写毕业论文时实际上还是要选定导师的，因此这只是早选还是晚选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也是确实存在。这种行为当然完全是个人选择问题，但应该考虑的一点是这样可能会造成毕业的延期，因此应谨慎决策。
第二，专业方向与导师的关系。应该说，导师与专业方向之间的关系很不确定：一个跨度较大的老师的学生可以做任何题目的研究；即使领域相对较为专一的老师也不一定会限定学生的论文范围。总之，这是一个完全因人而异的问题。但多数情况下，这种相关性还是很大的，因此选择专业与选择导师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第三，选择导师时的种种因素。正象前面的所有分析一样，存在人的行为的地方就存在多样性，这里也不例外。下面谈一下我见到与听到的种种考虑。一个因素是个人的学习兴趣，例如对金融感兴趣的学生会优先选择相应领域的导师；而对数理方面感兴趣的学生可能会优先选择技术背景相对好的导师。另外一个因素是导师的个人行为方式，关于这的一些例子是：对学生选课与研究题目的指定程度；对毕业论文的严格程度；能够用来接触学生的时间；对学生工作与出国的推荐程度等等。在现实中，每个人的选择时都会考虑到多个因素，而且往往要在各个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第四，被接受的可能。由于每个老师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同，这是一个完全因人而异的问题。例如，有些老师没有特殊要求，有些老师关心学习成绩等等。
第五，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区分“过去”的研究与“现在”的研究。由于个人兴趣转换等原因，一些老师目前所做的领域可能与过去的领域不同，因此在选择时应多了解一下情况，或者可以找老师亲自谈一下。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关于教授名气与实际研究的差别。虽然这中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中间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名气并不是很大的老师实际上可能正在进行着很高质量的研究。总之，对此我们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II．第一年后

6. 屁股指挥脑袋——助教经历
人的价值观往往依个人的社会角色而改变，在每个不同阶段人们倾向于接受对自己有利的观念，做助教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从学生转变为助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在作学生时，很多人对助教具有的专业知识与履行的工作职责范围有着种种的挑剔，也会对助教没有完全采纳自己的改进建议而十分不满；但当自己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时，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会变本加厉地保留各种“缺点”，并且找到种种理由来反对批评意见。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各个角落中常见的“屁股指挥脑袋”现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个人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众口难调、工作职责难以清晰界定等因素。客观地讲，多数助教也确实能够作到完成基本的工作职责。
我们可以有种种原因去选择作课程助教：对于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课程，通过作助教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对于助教主动性较强的课程，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与讲课能力；助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可以解决我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对于今后想出国继续读书的同学，助教经历或许会对竞争奖学金起到部分帮助；助教经历是熟悉讲课老师的重要方式，从而拓宽了学习知识与交流的渠道；助教可以有助于认识新的朋友，这其中包括其他助教与课堂上的学生。
以上种种不同原因决定了选择的具体课程。例如，想熟悉老师的学生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老师的课程；想学习知识的同学会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想锻炼自己讲课能力的同学可以去选择规模相对较小的课程（例如研究生课程）；而仅仅将助教作为谋生手段的同学可以去选择一些工作量相对较小的课程。
最后谈一下工作量的问题。根据课程的特点、任课教师以及个人工作态度的不同，各门课程的工作量会出现一定的差异。例如，微观与宏观一向是工作量较大的课程；而作业与考试由助教还是由老师提供也会造成工作量的差异；助教完成工作的质量也影响到实际承担的工作量。前两个方面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个人对工作质量则有很大的控制权。这其中涉及到高监督成本下固定工资合同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团队中的合作问题（例如同一门课程中的多个助教之间可能会有“搭便车”行为），分析起来应该是很有趣的。

7. 眼高也要手高——尝试助研
除了少数将学习理论本身当作最终目标的人外，多数人的读书是为研究做准备。在读了一年的基础课后，许多同学都已经对研究跃跃欲试了。尽管此时有很大的抱负，但“纵有十八般武艺，却不知从何开始”。这种“眼高手低”是正常现象，此时作助研往往是从“手低”向“手高”过渡的一座桥梁。
作助研可以对我们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好处。通过这段经历，我们可以培养作研究的基本技能，其中包括寻找数据、数据处理、熟悉期刊、统计分析、应用计算机以及了解写作格式等；它可以使我们活学活用已有的理论，从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它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有趣的现象，从而培养自己寻找研究题目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了解自身的不足，从而在未来有针对性地完善自己；它可以培养我们的鉴别能力，从而知道文章背后的很多东西（例如各种统计结果的可信性）；它也可以揭开研究的“面纱”，从而或者坚定我们的研究兴趣，或者使我们决心不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也可以增加我们个人简历的内容，从而在未来走向市场时带来一定的帮助。
根据项目本身的不同，助研的工作职责是多样化的。一些项目要求翻译文章，一些项目需要寻找资料以及处理数据，而另外一些可能会要求较为独立地写论文。因此不同工作的创造性的强弱是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应相应地考虑自己的要求。一般而言，表面上简单的基本技能实际上包含很多技巧，如果不亲自尝试一下的话很容易“眼高手低”。因此在刚刚开始时不妨参与一些“基本操作”的项目，随着技能的积累可以转向一些创造性更强的项目。
事后来看，一些同学在作助研后收获很大，而另外一些则以“无聊”来形容之。这当然与每个人的具体项目有关，但也受个人的主动参与程度以及主观期望值影响。因此，应在权衡自己的要求与项目职责的匹配程度的基础上选择，当然机会成本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8. 最后一个撒旦——毕业论文
如果说“助研”的重点在“助”上的话，那么毕业论文的重点将无疑在“研”上。尽管它出现在令人最讨厌的时候（正是寻找个人出路的思维发散时期），每个人又不得不面对它。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要求，原因不仅在于这需要个人的完全独立研究，更重要的是确实曾有因此而延期毕业的先例。
不言而喻，在这过程中的第一件事情是寻找题目。这可能由导师指派，也可能是继续过去的研究，也可能是根据自己兴趣选定新的题目。这中间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应注意避免自己无法应付的题目（例如一些未解决的重大技术性难题）。题目选定后，就应该相应地提高背景知识，这其中包括已有的查找文献、收集数据、了解计算机程序、学习用到的统计分析技术等等。这个过程可能会耗费大部分的时间，如果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话，还有可能回头重新选定题目。当背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考虑实现文章核心的分析，这可以是纯理论分析、应用分析或者经验分析。这可能是最痛苦的环节，因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总比学习别人的知识要难得多。但一旦这个环节成功，那么以后的事情就是常规性的了。
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是论文中的“数学模型”与“计量分析”问题。在多数发表的论文中都有着数学模型或者计量分析，因此这似乎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可能永远也讨论不清楚它们是否必要，但我们至少应按照规定的要求来做。这些要求随导师与题目而不同，一些导师不要求数学模型，另外一些不要求计量分析，但在一些老师那里这两者是必需的。因此，在个人偏好基础上还应提前向导师问清要求。
另一个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是论文的贡献程度。在这方面好象很难有严格的尺度，在具体操作上跟导师个人严格程度有关。空泛地说，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到个人的最好。至于具体的程度，大家可以在以前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找到感性认识。

9. 敢问路在何方——寻找工作
根据近几届毕业生的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同学继续攻读博士之外，多数同学会进入工作市场。工作的满意程度对个人来说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对整个中心而言也是对教育与市场衔接程度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影响未来招生的一个潜在因素。
由于我没有找过工作，因此不敢说太多的外行话，这里讲一点旁观者的感觉。尽管找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随机性，但最后结果还是与其他人的事前期望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些大家认为最可能找到满意工作的同学有很高的概率实现愿望。因此，平时多培养自身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至于具体细节就应该让其他毕业生来介绍了。

10. 窥探小资生活——申请海外留学
出国是许多人从小的梦想，也是很多学生读书的直接目标。即使是在入学时没有想过出国留学的学生，在北大周围同学的影响下也可能由“出国业余爱好者”转变成“出国迷”。以下简单谈一下这个圈子中的学生可能会关心的六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海外留学。整体说来，国外与国内存在着高等教育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这构成了不同人出国的动机。如果为了提高专业知识背景的话，去西方国家应该是较好的选择；如果仅仅是为了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提高英语的话，也未尝不可；如果是为了享受物质生活的差异，从而实现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的移民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多样化的个性促成了多样化的动机，但应注意在考虑国外的种种好处时不要忘了可能承担的机会成本（国内的好处）。因为我们是在进行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而且概率又经常是主观的（同时效用函数也未必是“预期效用型”的），所以中间总是有着多重均衡。
第二，是不是应该继续申请入学。尽管开始时出国圈子里人数众多，但到毕业班时，很多人开始踌躇于是否继续申请。犹豫的一些原因是：在出国标准化考试成绩低，因此对成功概率不看好；本来就不想从事经济学研究，还不如先工作再申请其它专业；觉得自己背景很难进入心中的理想院校，并进而担心是否能够有比较好的就业前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很难提出明确的建议。如果是因为对申请成功缺乏信心的话，希望下面的内容会有所帮助。
第三，国家或地区的选择。由于经济教育的发达、奖学金的充裕以及移民政策，美国往往是绝大部分同学的首选。当然，如果有其它原因的话（例如个人爱好或自身的竞争力等因素），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加拿大、欧洲、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地区。这些地区本身也有较好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一些人还将此作为“曲线救国”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了解是否有奖学金等因素。
第四，专业选择。我想中心的多数学生会选择经济学博士专业，但如果对其它方向感兴趣，也可以尝试一下商学院博士项目（市场营销，金融学，会计学，公共政策，运筹学等）、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项目、或者政治经济学等项目。一般来讲，商学院的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经济学，然后是农业经济学，但这也因学校而不同。而且各个专业之间都有很大的交叉（例如商学院中可能会有产业组织、理论计量研究，经济系可能会有金融经济学，农经系中可能有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等），因此应该详细研究各个不同学校的情况。
第五，学校数目与排名。根据个人条件的不同，申请学校数目从2、3所到30所不定。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与信心，但普遍的现象是从5所到20所。在申请之前，很少有人对国外某个教授到了“非嫁不可”的程度，因此多数人选择学校是依据大学排名。一个常见的问题是：选择学校时应该依据综合排名，还是专业排名？由于我们都是社会中的凡人，因此多少会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这样，经常在经济学圈子内部交流的人会比较看中专业排名，而与外部交流较多的人会偏爱综合排名。一般而言，如果想从事理论研究的话，专业水平比较强的学校应该是好的选择，但其它考虑对一些人可能更重要。
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应该在各个排名段中分别申请多少学校？这又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保留期望值与竞争力。一个极端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型，这些人只申请名校；而另一个极端则是“聊胜于无”，这些人对学校没有任何除奖学金之外的要求；多数人选择中间的情况，在排名不同的学校中平均分配。如果不是有着绝对信心或者绝对丧失信心的话，中间的情况应该是较好的选择。但到了操作细节，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第六，一些潜在的录取决定因素。下面讨论个人能够想到的因素，由于最终是多因素评定，因此很难说哪一个因素起到绝对作用。如果想提高概率的话，最好是在各方面都完善，但这又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情。
学校与专业背景，这又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背景。从历年的经验来看，在录取结果中表现出来的名校效应还是很大的。幸运的是，至少我们都已经是北大的研究生了，在这方面已经是占了先机。至于本科学校与研究生学校哪个重要，恐怕就取决于具体教授的个人偏好了。专业背景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大学数学专业可能会有一定好处，但也常有文科背景的学生进入非常好的学校，不能一概而论。
成绩与课程。在每个学生都极力渲染自己的“软指标”（智力、勤奋、责任心等）的情况下，GRE、TOEFL、大学与研究生成绩这样的“硬指标”就非常重要了。由于各个学校的评分标准与课程难度的不同，大学绝对成绩与相对名次都会起到作用。课程的难度以及国际接轨程度也会起到影响，例如一些学校要求列出主要课程的教科书，但我想中心在这方面还是有竞争力的。至于标准化考试成绩（GRE、TOEFL），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一般来说要达到中等以上水平，但低分去名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总之，在事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但事后也不要因为结果不好而丧失兴趣。
推荐信。推荐信表现了别人对申请者的评价，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一封好的推荐信有时可以补偿很多其它方面的弱点，这在中心很多学生的申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其它学校的情况不同，中心老师的推荐信多数由老师自己写，这样老师对学生个人的看法就非常重要了。在申请时，经常有大家争取某些“热门老师”少数推荐名额的情况，也经常有要求被拒绝的情况。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平时就提高老师对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临时抱佛脚”。
研究论文。一些学校会要求提交论文（writing sample），因此如果有一篇好的论文的话就会大大增强竞争力。即使是不对论文进行要求的学校，一篇十分规范的论文也可能会影响结果。这样，如果能够将自己满意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录取希望就可能会提高。
助教或助研经历。由于一些奖学金是以助教或助研的形式发放的，如果有类似背景的话就会带来好处。另外，即使是在申请fellowship，作过助教或助研也会发送具有能力的信号。至于具体作用有多大，就不得而之了。
包装。竞争的加强导致申请者对细节的关注，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对申请材料的包装。很多申请材料已经作为艺术品来看待：许多学生（女生居多）在申请材料的纸质、颜色、封皮等各个细节上都煞费苦心。我曾经见过以A4的照相底版来打印简历的学生。总之这是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场所，没有常规的经验。至于包装好坏与成功概率的关系，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
性别。在申请经济学的学生中有着一种广为流传的“性别歧视”观点，这种看法认为女生在申请中受到优先考虑。大家经常列举的例子是某某世界名校近年来只从中国大陆录取女生，北大经济学专业女生的出国去向平均要（显著？）优于男生。这个粗略的统计数字比较符合个人感觉，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被夸大的可能。而且，从统计数字中我们只能看到相关性，至于因果性就很难讲了。例如，对这的解释可能是国外教授需要调节新生中的性别与种族比例，而中国女生在世界女生中的相对水平较高（这跟奥运会上的道理相似）；另外的解释也可能是女生的英语比较好，而英语好的申请者更容易拿到奖学金；如此等等。总之，这是一个本身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可以写成劳动经济学或教育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论文。由于这不是我们可控的因素，因此应该仅仅是一个“沉淀成本”，它可以用来增强个人信心，但不应该对决策什么影响。

III．后记

自从答应写这篇回顾以来，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状态。一旦开始动笔，就发现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好长时间才敢动笔。因此从感恩节写到圣诞节，现在又到了新年。高兴的是我总算没有将这件事情拖到2002年，心中的一个包袱终于落地。
现在正是寒假时间，欧美同学全部回国欢庆新年，而周围的中国学生也不是奔赴大西洋城去听张惠妹演唱会、就是去加州欣赏阳光海滩了。尽管此时的纽黑文小镇非常荒凉，但一旦打开电视机或连上互联网，就会发现一派热闹景象。无论是对“恐怖主义”还是“经济热点”，无论是对“行为艺术”还是“璩美凤事件”，讨论中都是各执一辞。这不断提醒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让别人遵循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尽管我个人对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看法，但我尽力仅仅是罗列各种可能，而不表现出个人倾向。如果认为这是在“和稀泥”的话，那我也只能表示抱歉了。
刚刚连上中心网页，正不知最后该以什么样的表达来概括中心生活时，听见走廊里传来一句中文的对白：
“神仙？…妖怪？…谢谢!”
就此停笔。

按：
去年秋天，我代表学术部给远在耶鲁深造的98级师兄白金辉发电子邮件，请他为中心的师弟师妹们写一点东西，指点迷津。白兄答应后，在忙碌的学习中挤出时间为我们撰写下面这篇《中心学习三年点滴经验》。此间他不断思考，反复修改，终于在2002新年之际完成。由于当时学期即将结束，我把这篇值得一读的妙文留到这学期开学才发布。白兄是一个在中心师生众口赞誉的优秀学生，倾听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心得体会娓娓道来，是一种快乐。相信本文一定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文章将近1万4千字，与白兄的毕业论文相当，可见他为此贡献了多少时间和心血。最让我感动的是，寒假里回家，还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说想起文中的一个不妥之处，让我替他改过来。在此向白金辉师兄表示深深的感谢。

学术部 赵莹

谢谢

好帖.要加精的

楼主实在是太好的

对于想学好经济学，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我来说。

这些东西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性。

谢谢！！！！！！！！！！

严重支持,本人只不过收集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没想到楼主收集的如此全面,景仰啊!

顶你到天上去，哈

好东西，深受启发！

将感谢和祝福送给了楼主这样增进公共福利的人士！

感谢

可惜，如此多之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神化，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盲数”是愈演愈烈！

岂不怪哉？

究其因，有人领航，有人跟进而已。

感谢楼主!

如果楼主能够提供打包的文件可以下载的话就更好了.

顶一个！

好帖 好帖

mark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