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亚光

经济学家也许是最懂“选择”的一群人。稀缺资源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选择在其间无所不在，而选择又意味着牺牲。因此，经济学家发明了“机会成本”一词，来说明在稀缺的世界里，选择一种东西而要放弃其他东西的痛苦和艰难。

职业选择（研究经济学还是做别的）时，经济学家是如何计算机会成本的呢？有的人其天赋和兴趣早就决定了他必定成为经济学家；但也有人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他在经济学上的潜质和兴致，转而做经济学；又有人受过经济学训练，最后却转到别的研究领域。后两者的选择更令我们感兴趣。这当中比较出名的代表，要数罗纳德•科斯和彼德•杜拉克。

科斯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业，有望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刚好听了普兰特教授的企业管理课程，从那里了解到了“看不见的手”，明白了定价系统如何来协调一个竞争性的经济系统。这改变了科斯一生的职业选择。他随后到美国调研产业组织问题，注意到了企业的管理层：如果定价系统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协调的话，那为什么又要管理层呢？于是他开始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

杜拉克一开始则对经济学感兴趣，也具有相当的经济学素养。他申请入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刚开通的巴拿马运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后来发表在德国一份经济学季刊上。到美国后，他先在萨拉•劳伦斯学院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后到本宁顿大学担任专职教授，讲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如果他一直沿着这条路走，“这位年轻而有潜力的学者”可能在经济学上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他在１９８１年抽空出了本书《下一代的经济学及其他论文》）。但刚好杜拉克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邀请，对其“政策和结构”进行研究，这样他开始了另一条学术道路。

二人转行后的第一部作品名称也惊人的相似。科斯的经典论文是《企业的性质》，他将“企业”首次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的视角是为什么需要管理协调，得出的结论是定价系统和管理系统一样都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行使协调职能的成本必须低于市场交易这一方式的成本。从此出发，他奠定了交易费用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

杜拉克的成名之作是《企业的概念》。他也注意到企业的重要性，首次将“管理”学科提了出来，因此被誉为“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中的大师”。他的视角系什么是企业管理，怎样进行管理协调，从组织和社会责任、高层管理的功能和决策过程、经理人的发展、劳工关系等方面给出了回答。

有趣的是，他们的奠基之作都与《美国经济评论》不无关系。杜拉克《企业的概念》出版后，《美国经济评论》认为它不是“微观经济学”，“对定价理论和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没有提出过人的见解”，希望他能“很快地把他的才能贡献到一个较为严肃的主题上”。科斯的论文投到《美国经济评论》后，被认为在理论上有错误之处，不得不在另一份刊物上发表。

从这种经历可见，科斯和杜拉克两人在关系一生命运的选择上都冒了一定的风险。杜拉克有“才华误用”之嫌，科斯的研究一开始不受重视，直到６０年代才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注意。

一般人在熟悉的领域有望取得成绩时，是不愿意改变方向的。中国有谚语叫“三十不学艺”；凯恩斯则说，“在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２５岁或３０岁以后还继续受新理论影响的人往往为数不多”。其理一也。

两人为什么要如此选择呢？表面看来，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比如科斯所听的一门课，杜拉克收到的邀请。事实上，是他们对新事物的洞察，对理论的坚信促成了转行。科斯一直坚持定价系统和协调职能要有成本，虽然应者寥寥；杜拉克则宣扬初时不为人知的“管理”概念。对自己理论的坚信不移让他们可以放弃很多原有的东西，有可能多大的牺牲（机会成本）在他们看来都值得。不过，还有下面的因素保证了他们选择的成功，或者说他们从中预期到机会成本较低。

首先，天赋和知识使他们的机会集合扩大，转行的机会成本降低。经济学中用“机会集合”来界定选择，它是一组可行的选择，相当于可行性边界。只有在机会集合里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他们都有惊人的洞察力，科斯是少数几个不用数学而重视经济解释的经济学家之一，从复杂的表象中看到了“交易费用”这一本质。而“纵观杜拉克在许多方面的杰出表现，多基于一项核心能力——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他非常擅于以独到的眼光观察一些微不足道，但却一直在酝酿中的现象。”显然这一评语同样适合科斯。

另外，博览群书的知识准备使其选择的可能性增多。科斯早年法律方面的功底，对判例的熟知，使得他在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经济学中的灯塔》时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并能直达问题核心，由此还创造了法和经济学的新领域。杜拉克也是博学之人，早年他能胜任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等课程的讲授。经济学造诣也启发了他，他认为管理是综合经济、社会、数学等的系统学科。

其次，经济学本身的兼容并蓄与注重解释，也使经济学家的机会集合扩大。经济学一直在汲取其他科学的养分，当时的经济学家大都也是博学家。与此同时，成本收益和自利的思想，在不断放宽交易费用、信息等局限后，对现实世界和行为的解释力越来越强，可用于对企业管理、法律甚至社会制度的分析中。这样，经济学者转行从事其它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加大。而在２０世纪中期以前那个注重经济解释、富有创造力的时代里，从其他领域转向经济学界的成功个例也很多，并为经济学带来很多新的思维。当时，经济学的进入和退出门槛都没有现在高，选择更自由一些。
随着经济学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数学化趋势在加剧，经济学的进入门槛无疑抬高了。今后我们看到的都将是正统的经济学者，从一开始就必须受到完整的经济学和数学训练，有完美的建模能力，善于运用数字。那么，从其他领域转向经济学，或者相反，机会成本要大很多，经济学者选择或放弃的机会集合也要缩小。幸耶，不幸耶？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