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跨国基金吗？

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明键

目前，我们正面对着国家经济战略的第三次抉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经济上曾经两度面临这样的国家战略抉择：二十八年前，在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这一对路线矛盾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十四年前，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小平同志“南巡”及其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现在，我们再度面临这样的抉择：发生在江苏北部的凯雷并购徐工事件，引发了一场民族化还是国际化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制造业的徐工，已经蔓延到食品业的双汇火腿肠，日用品的苏泊尔压力锅。这场争论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甚至走出了国门，引起了世界反响。相对于一起商业收购本身，境外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正反观点兼而有之。《金融时报》称：对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是在给外国投资设置官僚障碍”；“对外资的民族主义抵触情绪，将危及中国更广泛的改革进程。”也有媒体认为：“这表明了一种转变。以前，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如今，中国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了，对外资的引进更加有选择。”未来5-15年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面对趋于复杂的外部国际环境，面对国际资本市场坚持民族化还是国际化，我们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大型国企改革的复杂选择

　　第三次选择比前两次关起门来的选择更为复杂，在于全球开放系统中选择的复杂性。近二十八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将对国际格局产生越来越重大影响，在外部市场资源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的国企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资本市场越来越密不可分。

　　首先，徐工事件反映了国企面对全球竞争时自身改革的迫切需求，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95%的国企消失了，只有5%大型国企保存下来，根据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混合所有制的国策，大型国企改革必然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壮大资本实力，实现产权多元化，从而重建制度保障。考察目前我国的民营资本，可以发现，在短时间内，民营资本还无力承担大型国企改革的使命。因此，没有合格跨国基金的参予，中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策就无法落地。

　　其次，徐工事件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国内长期资本的缺乏。目前，中国工业化正由高速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这必然导致产业由分散转向集中，对长期耐性资本需求数量级随之提升。中国有数万亿的居民储蓄，但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厌恶风险的；中国有数千亿的股市、房市资金，但这些资金属于短期套利资本。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缺资金，但缺长期耐性资本。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局面不能短期改变，高储蓄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高投资，这也是制约中国工商企业跨越资本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耐性资本对于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决定作用，我们有过经验：5000万美元投资让牛根生成为乳业的后起之秀，国际基金将蒙牛送进了乳业三强；我们也有过教训：正是因为依凭的是短期借贷而不是长期资本，德隆、格林柯尔、华源、三九这些产业整合先驱成为了先烈。

　　最后，徐工事件将影响我国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众所周知，境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作用巨大。但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受到了以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甚至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外资流入地的挑战。尤其是印度，其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高度重叠。印度凭借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正在崛起的工业化能力以及国民英语素质，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力量。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们在开足马力前行，越南制造开始紧追中国制造，印度已经向全球投资者推出了一百个开发区。中印两个十亿级人口的大国经济的崛起，势必引发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激烈争夺，也将成为中国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的一个重要参考变量。即使是发达国家，都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外国投资，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我国更没有理由排斥外资。二十八年来，我们给予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是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建立信誉的巨大成本。如果我们此时对待国外资本转向偏激政策，二十八年的苦心经营则有可能付诸东流。

　　二十八年前，国企曾经输在体制的起跑线，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国企是否会又输在资本的起跑线？无锡尚德的故事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无锡尚德在跨国基金介入之后，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私募与海外上市计划，而由于外汇管理体制原因，国有资本被迫在无锡尚德上市之前以18倍获利离场，400倍的国际上市超额利润拱手让人。无锡尚德故事中的一进一退，显露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体制起跑线上的差距。国企海外上市，有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层层审批的不确定性，没有两年无法完成。民营企业却可以在半年内完成从引进跨国基金到海外上市的全过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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