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在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绝大多数舆论在为施一公叫好的同时，提出了对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体制的质疑。应当说，这些质疑对于反思我国院士制度、完善院士遴选规则是十分有益的。在这些质疑声中，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中美两国的评价体系完全不一样，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矩，落选中国院士当选美国院士与当选中国院士落选美国院士一样，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这话听起来蛮有道理，却有让人如鲠在喉，难以辨驳。

不管哪个国家的科学院，都将学术成就作为遴选院士的重要条件。《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对遴选者本人在学术方面成就的肯定。所不同的是，有的科学院将学术作为遴选者的最高标准，而不管其年龄、民族、职位，有的科学院将学术作为遴选者的重要标准之一，可能还包括学术之外的贡献、年龄、民族、职位等因素。显然，中国科学院则属于后者。院士章程规定：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章程里看不出，学术的比重占多少，非学术的比重占多少。从现实运行情况来看，学术和非学术的比重大体上是相当的。不然，这不能解释两年前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的落选，烟草领域谢剑平研究员的当选。即使是参加投票的院士们，也对施、饶的学术高度评价，只是因为学术之外的因素，没有投他们的票，可见学术和学术之外的因素，在他们眼里是同等的重要。按照院士的投票情况，我认为可以把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条件修改为：在国内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官员优先），学风正派（关系优先），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经本人同意并提供申请材料，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曾经有过以学术作为最高标准的日子。在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之时，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理应从候选人中予以删除。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起身为郭沫若辩护，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ZF而加以删除。”投票后结果分晓，郭沫若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而郭沫若当选中研院院士后，则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虽然，当时亦有学术之外的因素，但是学术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最主要的标准。后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今的中国科学院后人该如何评价呢？

回归学术，是社会对中国科学院的呼唤。学术的归学术，非学术的归非学术，不能再纠缠在一起。也许，老百姓对科学院的期望太高而焦急于其进步缓慢。老百姓感觉到的是，固步自封的科技官僚、高唱赞歌的自慰和居高临下的傲慢。也许，下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不在中国科学院的名单内，下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中国科学家不在中国体制内，下一个开创科学界未来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只能申请到国外的科研资助。君不见，袁隆平、梁爱珍、施一公等科学家都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却扬名于海外了吗？中国科学院有接纳他们的胸襟和气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