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

□ 夏单坤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要五大建设并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中国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通过怎样的方式，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增收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十字方针来看，经济建设仍然被放在首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
在当今中国尚有几千万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要狠抓经济建设是理所当然和必须。但当前我国还有约8亿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个别地区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在人均耕地面积如此少的情况下，假设我们不考虑国家粮食安全和销售等问题，就算是把全部的农田换种成经济作物，中国的农民经济增长空间究竟又有多大呢？在加入WTO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下，仅用单纯的土地收益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确实不容人乐观，除非我们也像日本一样“禁止农产品进口，一个蕃茄卖到5美圆一个葡萄卖到1美圆” [1]，但日本的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但笔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从常理上判断，我们减少了农民，那农民的人均耕地就增多了，耕地增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减少多少农民才能显著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呢？以按减少一半农村人口来计算，城市人口至少会增加4-5亿，这增加的4-5亿人口需要多少个城市来容纳呢？新增人口的就业，文化教育，卫生状况又如何来保证呢？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短期内农民的数量并不会减少多少，耕地的面积也不会增加多少，农民收入增长依然会很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守着人均1.4亩甚至不足1亩的情况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之举。尽管各地各级行政部门、各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效果并不显著。

二、特色新农村建设与中国特殊文化
从借鉴韩国经验、欧州经验、印度经验到国内近一年以来的各种实施模式与实践摸索来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从特殊性来看，中国有不同于外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地广物博，各省各地区有自己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文化底蕴等，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也应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从共性来看，中国的情况无论与哪一个国家相比相似性都不大，而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同一文化熏陶下繁衍与发展，早已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关系，而这个传统社会关系正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性。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费孝通先生描述得非常好：“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2]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又是什么呢？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可以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仅有中国才有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也应该建基于这些中国传统社会关系。
由贵州团省委发起的“春晖行动”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服务于三农的行动。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贵州贫苦问题最为严重、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如何发现、探索、思考、总结、提炼、推广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以创新精神开辟扶贫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3]。受省农业厅机关党委副书记郑传楼15年来反哺故土，义务帮扶家乡的启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贵州团省委策划了“春晖行动”。 “春晖行动”主题是围绕“三农”问题的解决，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以血缘、亲缘、业缘、地缘为网络，积极创造条件，发挥在外游子的自身优势，反哺故土，关注家乡的扶贫开发建设，并通过不同形式，志愿的长期参与家乡扶贫开发。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在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上，发挥个体和团体优势，提供有力的智力、物力、财力支持。形成城乡互动，良性转换的局面，以创新精神开辟扶贫新路径[4]。“春晖行动”自2004年10月份启动实施以来，效果明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从实施“春晖行动”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上，开辟扶贫新路径。对照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一点来看是统一的一致的，从贵州贫穷落后的现实来看，增加农民的收入是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的，可以说，“春晖行动”是找准了方向，找到了问题抓住了重点。
从实施“春晖行动”的策略来看，首先，“春晖行动”利用了中国社会网络资源。中国社会是家族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如果没有家族、朋友的认同，即使是大富大贵、功成名就，也是锦衣夜行。春晖行动”采取组织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建立“春晖助学金”；开展“春晖行动—我与家乡共发展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知青回访第二故乡；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为家乡献余热；组织企业家回乡参与家乡的建设；吸引海外华侨回乡投资等措施，为与农村有关联的个人和团体搭建回报与奉献平台，一方面为农村引进了大量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也符合了外乡人价值认同和价值实现的需求。其次，“春晖行动”利用中国人的社会公益需求。公益在当前中国是一个稀缺事物，正是缘于公益的稀缺性，公益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是人们行动方向的一大趋势，在近段时间内也将是大批社会人士为自己贴上“好人”这个标签的有效方式，“春晖行动”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才能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为三农服务。再次，“春晖行动”协调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解决三农问题。服务三农是政府的工作，回报乡村是社会的需求，如能协调政府工作与民间需求共同为三农服务，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指日可待。
“春晖行动”的成功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贵州实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前中国实际，而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是文化的缺失与人民对文化的需求。

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幸福
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经济建设，而是涵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的新农村建设，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发展方针的正确性与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笔者有理由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注重文化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幸福指数并不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层面，因此，一切发展的目的与制度都应该朝着增进人民的幸福指数而设计。据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发现，收入和幸福感并不成正比。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幸福感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波状上升；5000元至7000元中等收入“小康”家庭的幸福感最强；7000元后出现下降，15000元至20000元组幸福感更不确定，其平均幸福感分值与1000元至1499元收入组相同。可见，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感与需求层次、满足程度有关，与收入和地位不成正比[5]。
既然高收入并不完全能给个人带来幸福，换句话说即是丰富物质并不能代表幸福，那什么才能使人感到幸福呢？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价值认同，自我实现位于需求金字塔的最上端。而价值认同，自我认同的实现，可以通过文化建设来达到。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其社会特征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在一定的血缘、地缘范围内，中国人具有价值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欲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扶贫济困的“春晖行动”，采取组织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建立“春晖助学金”；开展“春晖行动—我与家乡共发展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知青回访第二故乡；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为家乡献余热；组织企业家回乡参与家乡的建设；吸引海外华侨回乡投资等措施，从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恰恰正是利用“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网络基础而实现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双赢。可见，以文化建设为中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还能依托文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经济收入有限，而文化发展无限。
前面已经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空间的有限性，就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空间何尝不是有限的呢？我们全社会的资源就像一块面包，大家都靠这块面包生活，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多吃一点面包，假如我多吃了一点，那别人就得少吃一点，如果谁都想多吃一点，终究我们会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可能把这块面包糟蹋掉（比如当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而假设我们都能公平的分吃面包，并且在分吃面包之时，我们还有很多的歌舞活动、读书休闲、竞技比赛等可供娱乐，那我们的生活不是更充实更觉得幸福吗？笔者前段时间在湄潭县李家寨村作过一次调研，该村在2005年搞了一台文艺晚会，村民组长姚恩培介绍说：“晚会是杀广（打工）回来的娃儿提出来的，当时找到我，我就说你们整嘛！开会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有人凑了10、20、50、100元不等，反正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最后凑了有8、9百元。这些钱就用来买些纪念品、供电费、还有布置会场。我们的节目都是自己编的，有小品、‘四在农家’的快板、舞蹈、唱歌等，晚会搞起来了，年轻人些也不总打麻将了。今年我们要提前准备，去年时间太短，今年要搞大点。”在晚会的筹办过程中，举家外出的人也纷纷解囊资助，晚会正式开始的时候，许多外出打工与经商的人都纷纷赶回村里，这台晚会成了去年村里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成了李家寨人为此自豪和骄傲的回忆，在我们作调查时，该村村民还对此津津乐道，并在计划中还将继续办下去[6]。可见，文化不仅是人民劳动之余的消遣，而且能把村庄的感情线连接起来形成一种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情感，这种易被忽略的社会资源，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是修补社会裂痕的有效黏合剂[7]。
经济收入有限，文化发展无限。综观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农村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随着改革，农村的文化也在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说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简单理解为有钱就是一切，这样的“发展”观，差不多完全催毁了以往农村那种和睦、友邻、尊老恤幼的社会伦理基础。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不平等的社会权利与福利框架，又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人口社会结构严重失衡，老无所养，幼无所扶，农村生活一片凋蔽[8]。虽然经济发展了，可一但深入农村调查就会发现，我们往往能听到村民对以往那种融洽生活的怀念。这样看来，尽管经济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衡量指标，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指标。在满足了生存基本物质需要的前提下，良好的人际关系、互助协作的生产生活过程，与人为善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弱有所扶、病有所医的状况是能够作为幸福要素的。

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体系构建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采取相应措施构建乡村体系，进而稳步推进。
（一）推进乡村组织化发展
我国目前大量乡村文化的缺失和解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分田单干后导致乡村原子化、村民间互不关联所致。文化是一种相互关联群体生活习性的表征，分田单干解除了村民间的相互关联性，文化也就没有了生根发芽的环境条件。
1、涉农资源直接投入村庄，促进乡村组织化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已走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国家今年的涉农直接投入预算达到3397亿元，并承诺逐年增加投入。按此计算，我国现有农业人口约8亿人，折算人均为424元，这人均424元就算直接发放到每位农民手里，也并不能显著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公共事务的开展是需要经济作保障的，这钱分到农民个人手里后，如果再想让农民自掏腰包出钱搞公共事务建设，基本不太现实。但如果把这笔钱以行政村为单元投放，按当前合村并组后的行政村每村约3000人规模来计算，则一个行政村平均可获得1273875元，试想，我们每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一百多万元的经费支持，我们村庄的什么公共事务不能很好地完成呢？我们什么样的活动不能组织呢？ 要促进乡村文化发展、进行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组织化是前提条件。而涉农资源直接投入村庄，将成为撬动乡村组织化发展杠杆，也将会是村庄组织化的润滑剂。
2、通过乡村组织化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物化。
目前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也是资源，不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何况国家也没有多少资本扶持农业。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一下革命老前辈们，看看在新中国刚成立中国还是一穷二白时他们是怎样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建设的。如果我们通过一定形式把农村大量闲散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建设等等，这不仅仅能为国家省掉大量的经济投入，而且不再闲散的农民还可以缓解农村治安，进而塑造新农村新风貌。
（二）、构建农村福利体系
家里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全家几年的收入、生病住院的花费是全家几十年的收入，这就是当前我国多数农村农民的生存现状，不难想象，整天为孩子的辍学而痛苦、被疾病折磨而得不到医治的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即使现在国家涉农投入增加了，也假定人均424元的直接支持能完全发放到农民手里，但这424元能够交得起一名大学生的学费吗？能承担得起被疾病折磨的农民的医疗费用吗？如果不提高农民的福利，不解决农民就医难读书难的问题，涉农投入再多也是杯水车薪。针对农村福利服务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型社会福利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急切的任务。构建农村福利体系将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促进乡村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9] 。
（三）、重构乡村价值伦理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或主动或被动地接纳了很多西方价值观所提供给我们的行为处世准则，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假如人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然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社会价值伦理的沦商等，
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中国目前的状况在上述几方面都有表现，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和社会价值伦理的沦商两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相对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也没能逃脱侵蚀，而更为严重的是，乡村在经济等方面落后于城市，在享乐与消费等方面的攀比是注定失败的，因此，攀比失败的农民长期处于烦恼与痛苦之中。佛法有八万四千多法门，也就是说有八万四千多种修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是为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10]。当然，即使佛法真能解除众生的烦恼，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全社会都去信佛，但给我们一个启示：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重构乡村价值伦理体系，为大众提供八万四千条心灵的出口。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