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陷入了困境。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了“一厢情愿”的总统——他很乐意改变美国的财政状况，很乐意加强枪支管制，很乐意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无情的共和党人一直在说“不”。在大西洋彼岸，经济疲软让欧洲各国领导人缩手缩脚。民粹主义的抬头充分暴露出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目前需要的是一针威权主义效率的强心剂。

这种论调几乎无所不在。它被中国官员挂在嘴边，因为他们极力想用自由民主制度的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导致经济衰弱），衬托出中国威权政府的果断。在其他地方，富国的可悲状况也削弱了西方价值普世性的新殖民主义主张。

这种论调不只是会误导人。它将各个国家面临的压力归结为民主国家独有的难题。即便如此，绝望的附和之声仍在悄然潜入民选政治家的言论中。领导人哀叹自己的无力，他们抱怨自己活在反政治的时代。做“对的事情”只能促使选民将他们扫地出门。意大利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也好，英国独立党(Ukip)也罢，占上风的总是打扮成爱国者的民粹主义者。

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就看准了风向。该党曾被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讥笑为“疯子、怪物和隐蔽的种族主义者”，但最近凭借着反移民、反欧洲的民粹主义，该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卡梅伦首相如今感到有必要通过立法阻止更多外国人前来。

此外，五星运动党几乎令意大利政局陷入瘫痪，尽管这种说法听上去很矛盾。在希腊和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反伊斯兰的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蓬勃发展。芬兰有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班(Viktor Orbán)偏袒该国尤比克党(Jobbik)的排外极端主义，他的议程令人不快地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

除了利用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的不满之外，这些运动的其他共同点是极度敌视“外面的世界”——欧盟(EU)、全球化力量和/或移民。英国人不喜欢听欧盟发号施令；法国人不会甘心让一种文明的社会模式屈服于中国低工资的竞争。在困难时期屡屡被当作替罪羊的移民被指责偷走就业岗位，破坏社会和文化凝聚力。

有时候，民主确实需要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做出暂时的取舍。选区划分不公（比如在美国），政党支持者的地域分布差异严重（比如在英国），这些也损害了政府的效率。共和党害怕茶党(Tea Party)的民粹主义，卡梅伦则担心英国独立党吸引保守党那些老龄化、规模缩水的支持者群体。

目睹欧洲这几年的局势演变便不难想到，一个开明的专制者或许比27个民选政府更有能力终结欧元区旷日持久的困境。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但人们熟知的那句话大概是对的：除了其他一切制度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没有多少欧洲人会为了快速解决欧元区危机而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不能因为民主国家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就认为问题在于民主制度。还有一些更为乏味的解释。一些人会从欧元最初的设计缺陷谈起；还有一些人则归咎于对紧缩经济学的盲目信任，而正是紧缩将危机后的衰退转化为持久的萧条。

但凡对现代史稍作涉猎的人都有可能注意到领导能力优劣的问题。银发苍苍的老人在扼腕昔日伟人的逝去时固然应当保持谨慎，但将现在的领导人与欧洲战后巨头相对比，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诠释当前乱象。

从某种方面来看，民粹主义者看透了某些东西。欧洲选民的焦虑和愤怒的确反映出政府的失败。各国总统和总理发现，传统的权力杠杆已经不再奏效。承诺无法兑现，并非恶意所致，而是因为单个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了约束。

这无关民主的弱点，也无关欧盟和移民。全球化才是“罪魁祸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近几十年的政治大趋势是权力的分散——从国家分散到其他主体，从传统的精英分散到公民。

经济的互相依赖和不分国界的交流，让政府不得不与跨国公司、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不把国界放在眼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竞争。而在国境之内，数字革命使曾经无缘政治辩论的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为发泄不满的政治活动创造了土壤。它解释了在国家被削弱的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勃兴的矛盾。民粹主义者发誓要“停下世界的车轮，我们要下车”，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承诺恰恰是他们的魅力所在。

并不是只有民主国家才感觉到经济和政治压力——问问中国人，他们对街头示威的激增有何看法？或是祈祷躲过阿拉伯民变的中东专制者。至于民主的未来，我觉得俄罗斯人不会大声要求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加大对他们的压迫，埃及人也不想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