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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下，年轻人的创造力都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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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真的能同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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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精神：收入倍增计划之中国经济“双同步”增长

“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3月5日，中国2013年ZF工作报告：将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定为7.5%左右。财政部：今年全国预算财政收入126，630亿元人民币，增长8%。

如此设定，其实就是“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并没有上升至国策，是为今后财政收入的反弹增长预留空间。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将维持在22%左右。与财政收入的和谐定律基本一致。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基数的增大(2012年GDP已超过50万亿元)，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分量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的“深水区”后，发展的内涵也出现了新变化。2012年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趋缓的转折年。在关注经济短期增长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合理调配长期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是在稳定经济增速的基础上，寻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长区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趋于稳定和均衡，投资和消费占比也日趋均衡。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风光不再。

近几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关系图

　年份 　财政收入 　GDP 　　 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   GDP
　　　　（亿元）　（亿元) 　　 占比 　   增长率 　增长率

2007 　51321.78 　265810.3   19.31% 　32.4% 　 14.2%
2008 　61330.35 　314045.4   19.53% 　19.5% 　 9.6%
2009 　68518.30 　340902.8   20.10% 　11.7% 　 9.2%
2010 　83101.51 　401512.8   20.70% 　21.3% 　 10.4%
2011 　103740 　　473104 　 22% 　　 24.8% 　 9.3%
2012 　117210 　　519322 　 22.6% 　 12.8%      7.8%

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涉及到“收入”指标上，农民用“人均纯收入”，而城镇居民用“可支配收入”，人为割裂。
改革后将统一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房价正在吞噬中国中产阶层“中国梦”

同样，住建部面临人民住有所居的期望，遏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让人民买得起房。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最不满的领域，因为高房价正在吞噬他们的“中国梦”。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健康，还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影响到政权在其心目中的合法性。因此，住建部长面临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可以预见，中国过去10年一直持续的两位数增长景象可能不会再现，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主动让经济发展速度降一降，以兼顾经济的健康与社会的稳定，保护社会。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这一目标，是新任住建部长不得不思虑的一项课题。

全国工商联最新统计显示：房价中61%被ZF拿走

房价中61%被ZF拿走的消息无疑使广大网友无比震惊，既然房价中61%被ZF拿走，那么房价的调控将成为周伯通的成名武功，左右互搏术。

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表示，现在市场、ZF之间的博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博弈到一定程度又有一个新规出来，博弈到一个程度又加码，现在需要分析整个房地产成本构成当中，到底什么是推升房价最主要的动力。全国工商联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调查，统计认为整个房价当中有61%是被ZF拿走了，如果ZF的成本不断往上加，这都是刚性的成本，房价不可能掉下来，应该深刻去检讨，深入分析，然后再出政策。

房产调控的马太效应

房产调控的马太效应：牛市助牛，熊市助熊。
若要走出房产调控越调越涨的怪圈，必先走出地方土地财政的怪圈。

“土地财政时代”何时终结

土地直接税收增速超土地出让金

过去几年，来自房地产业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印花税收入，增速都超过税收整体增速的幅度增长。以上几个税种，财税部门没有将来自房地产业的收入单独公布。
据学者测算，2012年房地产业贡献的税收收入将超过1.5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15%。近三年，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增收额所占比重超过35%。
2003年~2012年，房地产业税收增幅远高于总税收增幅，也远高于房价涨幅，有两大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持续扩大征税范围，二是逐步提高税率水平。
具体措施是，ZF动用多税种覆盖整个房地产业，包括土地交易、房地产开发建设、新房出售、二手房交易等全过程，对各环节、各交易主体用多税种交叉叠加征税，这样重复征税是房地产业税收超过总税收增速的根本原因。
对于房地产税费制度，中央早已确定了降低建设及交易环节税费负担，在保有环节增加税负的目标。
今年1月11日，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表示，去年全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稳中有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加大，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这一数字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
以地方为例，2012年北京市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为950.78亿元，同比减少了9.88%。而江西、天津两省份的土地使用权则较2011年小幅增长，增长的幅度均未超过两个百分点。

地方财政收入单靠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土地出让收入一直是地方ZF收入的重要来源，不仅能够带来直接的土地出让金，还能间接地带来大量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增加的同时，中央ZF对土地出让收益的支出方向作出更多规定，这正在制约地方ZF自主投资的能力。
目前土地出让收入须支付四项法定支出：自2004年起，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低于15%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自2008年起，土地出让收益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自2011年起，土地出让收益还要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按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地方“土地出让金”地位下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1%，比2011年降低了7%。土地出让金收入2.69万亿元，下降15%，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418亿元，比上年下降14.3%。
自2012年8月份以来，多城市开始大批量出让土地，温州一次性推出几年推地量的总和，武汉单日土地成交额创三年来最高纪录，杭州创出了单日土地量最大的一次出让，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均有动作。一日吸金数十上百亿的土地拍卖，无疑打造土地市场火爆景观，引发ZF财政吃紧、土地财政卷土重来的种种议论。
地方官员均否认此举与地方财政“吃紧”有关。武汉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表示，推地跟ZF财政无关，就是为了完成国家土地供应指标，也是让市场供需方信息对称。城市里有这些地，过去也一样在推，却没有这么大的关注度。杭州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也表示，我们是按照国家政策推地，并不是所谓的集中推地。
“地方大规模卖地仍是土地财政的延续，与ZF财政收入有着难以撇清的关系。”地产经理黄韬认为，实体经济很难一下子复苏，卖地最直接快捷，而且效益比较好，其他的财政收入来源像税收、消费，相对来说刺激起来太慢，一些地方ZF等不及。
而土地财政的强大惯性，也让有关人士担心对实体经济会造成挤压。“温州实体经济因为信贷危机以来受到重创，非常低迷，这造成搞实业的可能拿不到地，拿到地的不一定搞实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一个已形成的各方共识是，地方靠卖土地维系高速发展，搞大规模的建设，已是一种落后的增长方式。
地产分析师顾海波表示，稳增长只能靠调结构，而不是靠房地产。由各方合谋推波助澜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以及其他行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土地财政显然不能持续，仍然依赖土地财政，会引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预期。对于各地大力推地之举，在开发商手里有大量的囤积土地，国家法律规定，土地囤积超过两年未加开发，应加以收回，再次拍卖。对此规定若严格执行，土地供应会大量增加，不能像现在一样，有多少地卖多少地，透支未来的土地资源。
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已人所共知，土地财政难以持续也已成共识。

土地财政须向税收方向过渡

2011年审计署在对地方性债务进行审计时发现，截至2010年底，地方ZF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5万亿元，占ZF债务的38%。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ZF。
“地方ZF这几年财政风险很大。非税收入占比过高，增加了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因素，外加ZF债务风险将集中体现。”易居研究院研究员刘卫卫表示，再加上新国五条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不确定性，如果今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持续低迷，则地方财政收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过于依赖土地抵押融资，这种“寅吃卯粮”的收支格局造成地方ZF债务负担的不断累积。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通过完善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开征房地产税，土地资产收益潜力逐步释放，经济发展对一次性出让土地的依赖将逐步降低。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直接的税收目前已有较大增长，2012年已达1万亿元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逐步培养税源、形成新的税收土地财政是应该考虑的重要方向。”
“解决土地财政依赖的根本出路是要解决财税体制方面的问题，给地方划定一些税种，将来房地产税将作为地方的税种，房产税是用来取代地方土地出让金减少后的地方税源。有了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就不需要靠卖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表示。
2012年房地产税收收入首破万亿元，达10128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23.2%，是2001年的20倍。从统计报告看，房地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16.6%，创历史新高。如果再加上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中的房地产行业的贡献，这一比重还将大幅提升。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20%的增值交易税收政策有待于相关部委和地方ZF出台执行细则，但不可否认，政策一旦执行起来，将会持续地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房价上涨不只是因为投资、投机客的炒房行为，不只是开发商的赢利体系，单靠调控远远不能降房价，应从土地财政的源头治起，ZF只有从土地收益的利益链中脱离出来，才有理清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思路的可能，因为土地成本及一些灰色成本将支撑着房价，即便是如何进行调控，房价也只有上涨的可能。
“即使地方再不情愿，房产税试点扩大也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不可能脱离土地财政。”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比如，在中央财政对地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可以结合资源税改革等，为地方开辟一些新的税源；并在税收增量返还和一些税源的分税比例上，多向地方和基层倾斜。只有地方ZF的“财源”广了，税收的根基牢了，才能有效解决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发展才能更健康、更和谐。

结语：“土地财政”与“楼市调控”的目标是相悖的，不改革“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模式，“楼市调控”的民生目标就恐难实现，还需淡化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支柱“定位，转变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方式。

房价与居民收入增长挂钩   国五条遇“化骨绵掌”的背后


已经发布的“国五条”各地实施细则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房价涨幅普遍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挂钩。

深圳市《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指出，“根据我市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情况，确保2013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以深圳为例，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7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而从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5%，2011年的增幅则进一步加大，达到12.7%。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这一规定与外界此前“可能与GDP增速挂钩”的猜测有所出入，但似乎仍然给房价一定的上涨空间。

广州调控目标：今年房价涨幅至少不应高于GDP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南京市2013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为：2013年度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幅。
郑州市今年房价调控目标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不高于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这与济南、合肥等周边省会出台的细则如出一辙。
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要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
成都市2013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确保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本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幅度。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

然而，地方“国五条”细则的“如出一辙”：至少不高于GDP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却让中国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大打折扣。
收入倍增==房价倍增？
“国五条”细则的目标：地方财政收入的规模与房价同步增长？
“如出一辙”的背后是执行力问题还是地方利益使然？中国房价调控何时才能步入正轨？中国百姓的“安居梦”何时才能实现？天知道，天之道。

货币与房价同步倍增不只是巧合

广义货币供应量突破百万亿元，中国“世界第一货币供应量”的帽子恐怕一时很难摘掉。

与广义货币相关的中国货币存量的快速增长，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加速了经济货币化趋势，实体经济的货币使用量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随之快速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103.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是不是房价快速上涨的“元凶”之一，此前这个问题已不断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

广义货币供应量突破百万亿元，中国“世界第一货币供应量”的帽子恐怕一时很难摘掉。去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达97.4万亿，居世界第一。按照经济学定义，货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货币M1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银行的企业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是指M1再加上民间储蓄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等。M2 增速较快表明投资市场活跃甚至是过热，同时还存在需求不旺，经济增长存在风险。

百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是什么概念？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1.9万亿元，这意味着目前中国“货币总量与GDP比值”达1.9以上。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金砖国家中2011年广义货币和GDP比值分别是：俄罗斯约0.7，巴西近0.75，印度略高于0.75。

我国如此巨大的货币供应是如何产生的？广义货币的主要创造者不是央行而是银行。与广义货币相关的中国货币存量的快速增长，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加速了经济货币化趋势，实体经济的货币使用量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随之快速增长。

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带动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土地招拍挂和住房商品化为例，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为2.69万亿元，2011年这一数字为 3.15万亿元，2010年为2.7万亿元。地产商通过招拍挂拿到地后，在上面大兴土木建设住宅、商业等各类设施，地产商通过银行信贷等各种方式创造了比土地出让金规模更大的货币供应量。最后，消费者按揭买房再次为货币供应增加做出“贡献”。

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天量货币供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性：近10多年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呈现不断加速上涨的态势，1999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是11.7万亿，2000年时约为13万亿元，2008年不到50万亿。但从 2009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增长可谓“狂飙突进”，在四年的时间里，从50万亿激增至百万亿，与货币供应量倍增惊人相似的是，中国主要城市四年来的房价变化。以北京为例，今年2月份，北京新建住宅（剔除保障房）成交均价为20983元每平方米，而2008年这一成交均价为12102元每平方米。事实上，在2009年初，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北京房价回落，当时北京商品房成交均价约1.1万元每平方米。北京房价在过去的几年里翻番，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房价与货币供应量同步倍增，如此雷同仅为巧合？或者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超发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那么，我国货币目前是否处于超发状态？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应占GDP比重偏高，并不一定意味货币超发，而房价上涨的因素复杂，货币并非唯一推手。央行负责人此前也对货币超发质疑进行了反驳，并表示调控货币供应量与保持物价稳定并无必然联系。

也许这些经济学家所言有其依据，但公众的切身感受以及真实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是不能忽视的。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的推动且投资效率日益低下，也是不争的事实。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货币供应量，显然已是必须的选项。相信在货币的水龙头拧紧后，中国房价之船一定会随水面降低而同步下降。

财富与文明：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

陈志武教授：《金融的逻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
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ZF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中国成了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

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ZF，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陈志武教授又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十大败家企业年亏500亿 全是国企

“2012年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盘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各类榜单也都粉墨登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经占尽行业风光的大佬们，如今包揽巨亏榜单前十，中国远洋亏损95亿元领衔，十大巨头去年一年亏掉了500亿元。这边亏钱那边补，在570亿ZF补贴润色之下，亏损大户在极力掩饰自身的尴尬。主业不兴，上市公司纷纷另辟生财之道，或炒股、或炒“钱”，大搞副业。两市最大散户“金陵药业”2012年买进卖出的股票就达170只。”

A股何日告别“吃软饭”、“捞偏门”

中国股市市值目前超过23万亿元，是最直观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指标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每年三四月份是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集中发布时间，每到此时，股市往往随之起落。
翻看A股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处于上行行业中的企业制造着高额利润，而处在下行周期中的企业实现巨亏；这边厢ST公司囊中羞涩变卖家产艰难求生，这边厢手握重金的公司另辟蹊径，炒股炒钱，借鸡生蛋；有公司大手派现，如方大特钢、双汇发展，拥有高比例股权的大股东坐拥巨额分红；也有公司象征性拔毛，如长征电气、大连热电乃至中国船舶，数万股东分享百万余元，股息率几可忽略不计。
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上市公司都少不了当地财政的大力庇护，披星戴帽的公司乞求以财政补贴躲避退市，业绩不俗的公司也是补贴榜常客，希望年报数据锦上添花。
抑制二级市场的过度投资，引导投资者走向价值投资，是近年来管理层大力推动的事情。但在二级市场之外，股民们看到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行为，似乎同样弥漫着浓重的投机气息，其“吃软饭”、“捞偏门”的做法让中小股民不吐不快。判断一家上市公司是否优秀，应该看它是否有明显的主业优势、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还有良好的主业成长性。当一家上市公司整日不务正业东游西逛，即便数据一时亮眼，或也难以为继。对于这样的公司，投资者大可用脚投票。
今天是本报“年报看中国”专题报道的最后一期，希望这组报道为您解读和呈现一个数字化的财富中国现实。

关键词·烂筹

十巨头一年亏掉500亿

截至昨天，两市最大“败家子”榜单公布。统计显示，十大巨亏企业2012年度合计亏损金额高达497.24亿元，全部为央企或地方国企。

远洋蝉联亏损王

据中国远洋年报，其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20亿元，净利润为-95.6亿元。2011年度，中国远洋已经亏掉了104.5亿元。连亏两年，中国远洋也因此披星戴帽，成为A股市场上最大规模的ST公司。
对于巨亏的原因，中国远洋归咎于各种不确定性，比如运价水平偏低、油价上涨、干散货航运市场低迷等等。

国企包揽十大榜单

中国远洋蝉联亏损冠军，另两大央企中国铝业、中国中冶“败家”也不逊色。受制于铝价低位运行，2011年尚有2.38亿元盈利的中国铝业2012年亏掉82.3亿元；中国中冶同样首次陷入亏损，亏损额度69.5亿元。截至4月26日，十大亏损企业变成清一色的国企，包括五家钢铁企业，其中的*ST鞍钢去年亏损41.57亿元，由于2011年已亏21.46亿元，股票今年同样戴帽；鞍钢同门兄弟马钢股份、山东钢铁、安阳钢铁、华菱钢铁亏损额分别为38.63亿元、38.36亿元、34.98亿元、32.54亿元。

不能穿越周期的蓝筹实为“烂筹”

翻阅亏损上市公司年报，几乎所有企业都将责任推给行业与市场。对此，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微博)直言，行业下行虽是致亏的原因，但企业对经济周期的整体错判同样不能忽视。
叶檀认为，所谓下行期不破产并非好企业的标志，只有禁得起市场周期考验的企业才是好企业，能够保全市场甚至逆势盈利才是好企业的标志。以往央企成为领头羊，不过是托周期上升、不公平竞争之福。而那些大量给予偏食的企业，在周期上升时开足马力获取利润，一旦到了周期下行时往往露出祼泳者的真面目。这样的蓝筹股，其实是烂筹股。

关键词·不务正业

哈投股份获封A股新股神

上市公司炒股由来已久。一些手握重金的上市公司，在主业之外另辟生财之道，或炒股、或炒“钱”，大搞副业。数据显示，2012年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共计发生1991笔，其中信托公司承接888笔，首次超过银行。而今年至目前近320笔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中，信托又承接130多笔，占比超四成。

哈投股份：A股新“股神”股价创新高

从今年3月6日至3月26日，哈投股份股价从6.71元起步，不足一个月即站上12.88元，涨幅达九成。刺激其股价暴涨的，是其3月6日发布的拟出售“金融资产”的计划。数据显示，截至当日，哈投股份持有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中包括民生银行8423.4万股、方正证券2.96亿股。按照民生银行和方正证券3月6日10.5元、7.53元的收盘价计算，哈投股份持有的民生银行、方正证券市值合计超过31亿元。据粗略计算，哈投股份投资民生银行和方正证券的浮盈超过22亿元。
据哈投股份发布的年报，该公司去年净盈利2.8亿元。显然，对于上述资产“适当”进行处置，不仅会让净利润数据膨胀，且膨胀系数基本可控。哈投由此获封两市上市公司股神。

金陵药业：超级散户一年证券投资亏损318.3万元

纵览A股上市公司，可能没有一家像金陵药业这样热衷于炒作别家公司的股票，其从2007年开始就痴迷“炒股”。
金陵药业2012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痴心不改，又买进卖出170只股票。公司去年还加大了对基金的投资，并开始投资债券，当年买入了2只债券和5只基金，耗资2215万元。据其披露的炒股成绩，一年在证券投资方面累计亏损了318.3万元。

华锐风电：15亿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13年的眼球公司华锐风电，此前不久也抛出一份购买理财产品的计划。公司称，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使用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华锐风电动用巨额资金理财，被解读为意在借力投资缓解当前的经营困境。

关键词·进补

重庆钢铁获封年度进补王

来自地方财政的补贴，年年润色着上市公司财报，对那些连年亏损的公司，财政补贴往往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中旬，在已发布2012年年报的公司中，获得ZF补贴的公司占九成，累计额度约570亿元，多家公司获补贴超过10亿元。其中，重庆钢铁以获得20.02亿元的额度暂居2012年度“进补王”宝座。

重庆钢铁一年收受20亿财政红包

去年前三季亏损11.7亿元的重庆钢铁在当地财政的大力庇护之下，成为钢企中的幸运儿。2012年12月19日，重庆钢铁宣布收到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5亿补贴资金，5天之后公司收到一个更大的红包，是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15亿元资金。
20亿元的补贴，覆盖了重庆钢铁的全部亏损，公司随之于今年1月29日发布了公司将盈利约1亿元的业绩预告。也就是说，重庆钢铁从即将被ST到全年盈利仅仅用了6天时间，公司也一举荣升2012年度A股“进补王”。

数百亿补贴润色上市公司业绩

对A股上市公司的补贴依赖症，业内人士认为，出于对企业发展的方向性引导和扶持，采取适当的财政补助本无可厚非，但现在财政补贴明显偏离了预定轨道，尤其在年底集中下发的各种补贴或补助，无法排除为本地上市公司粉饰全年业绩的嫌疑。而滥发补贴和明显的投机性补贴，不仅造成财政资源的配置浪费，也无益于企业发展。

关键词·奇葩

“杰士邦”还是“爱卫”请自选

除流行多年的迷你式分红，今年的A股市场还首次出现向股东“免费”派发产品之举，发放产品不一而足，先是芝麻乳，后有龟苓膏，甚至有公司宣布允许股东三选一，选择范围包括感冒药、安全套以及艾滋试剂。由于证监会前日正式表态不支持实物分红，因此2012年流行的另类回馈可能成为A股最后的奇葩。
首提赠送股东产品的南方食品4月8日宣布，以免费方式赠送黑芝麻乳产品给公司股东品尝。初始方案是每持有公司1000股的股份赠发一礼盒装（12罐装）黑芝麻乳，持股余数少于1000股的不作赠送，之后更正方案，持股1000股以下的股东，无论持股数量多少均发放简易包装（6罐装）一份。南方食品首开上市公司发放实物先例，量子高科、人福医药迅速跟风，量子高科称将赠送股东龟苓膏，人福医药股东则可在杰士邦SKYN极肤安全套、祖卡木颗粒以及“爱卫”艾滋病快速自检试剂中任选一种。
对于发放细则，本报记者分别致电三家公司，南方食品证券办人员确认，持股数量庞大的大户或者机构的确将获赠为数不少的黑芝麻乳。另外两家公司量子高科、人福医药，答复均是“无论持有多少股，每位股东一份”。三家公司均反复强调不是“分红”，不涉及同股同权的问题。不过，对那些手握人福医药、量子高科百万、千万市值股票的大户或者机构，会否能够耐着性子填写若干资料来申领12杯龟苓膏或者两盒感冒药，实在是个谜。

关键词·抠门

中国一重推“一分钱分红”

在监管部门力促上市公司提高对股东的回报、股民“加大分红力度”的呼声与日俱增的背景下，A股遍地铁公鸡的现象似有改观，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分红之列。不过，翻阅2012年年报可见，大手笔派现者有，象征性“拔毛”者也不少见。已出具年报的公司中，22家公司推出了每10股派0.1元甚至更低的分红方案，折算每股分红仅有或不足1分钱，“葛朗台”味道十足。
截至4月26日，两市有6家上市公司每10股的分红金额低于0.1元，分别是中国一重、东风汽车、大连热电、长征电器、招商轮船、美都控股，其中中国一重每10股派现1分钱，另五家每10股派现金额三五八分不等。以股息收益率计算，最抠门的前三家为长征电气、中国一重和中国船舶，均约为0.05%。
上市公司频频出现的迷你分红没有让普通投资者感到太多欣慰，相反，更多的股民大有被忽悠之感，认为如此分红形同鸡肋。

央企新命题：社会责任

经历近10年的做大做强，央企到了该履行责任的时候吗？4月23日的中央企业一季度经济形势通报会给出了答案。国资委在这次会上提出要求，中央企业今年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并强调，中央企业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这既是重大经济责任，也是重大政治责任。

国资委此番表态有两个宏观背景：首先是一季度GDP增长7.7%，复苏滞缓于预期，中国经济乍暖还寒，加上H7N9疫情和四川震灾的影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成为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首现负增长，拖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虽然去年下半年中央财政也曾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但更早、更严重的一次负增长，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2008年10月，翌年政府就推出了旨在保增长的4万亿投资计划。

尽管各界基本认定如今再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国资委首次提出具体而明确的经营发展目标，以及重提和强调责任意识，对于央企来说仍然意味深长。

归属于国资委的115家中央企业，因其拥有规模庞大的资产和举足轻重的体量，同时所处行业或关乎国计民生，或高居基础产业中上游，从而对整体宏观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可以认为，重提经济责任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清醒认识——央企，特别是石油、电信、电力等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型央企，几乎是国内少有的不必大量依赖投资便可获利的企业。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048.7亿元，同比增长16.5%，而地方国有企业仅实现利润1088.6亿元，同比下降16%，这样的负增长状况已经延续了一年多。利润增幅最大的仍然是电力、电子、房地产、医药、石化等行业，这主要是中央企业的“地盘”。利润降幅最大的有色、建材、煤炭和化工等行业则是地方国企扎堆，均严重依赖国内的投资驱动；而除了房地产、医药、轻工等个别领域的民营企业依然活得滋润外，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只能抢食央企不屑染指的“边角料”，即使偶尔搭上新兴产业的早班车，一不小心也会挣扎在破产的边缘。

因此，如果连央企都无法在缺乏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新常态经济中，大胆坦言获利并成为带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就更不要指望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们能够有所作为了。换言之，央企的经济责任在于提供信心，为政府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提供支撑力，进而帮助稳定整个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央企本就是市场中的强者，不仅可以轻松地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得到由政府投资的大项目，而且可以得到政府权力所给予的刚性倾斜，并且它们已经凭借这些优势在很多领域占有了市场支配地位。而国资委提出的“保增长”目标，尤其是10%以上的利润增长目标，相比去年全年2.7%的利润增长现实，显然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央企的能力，那么，我们期望看到什么？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央企借资源品价格改革之名行其涨价之实，通胀隐患卷土重来；一些仍游弋于竞争市场的央企用各种行政资源和政策支持排挤民营经济，国进民退再度重演。这肯定不是国资委希望看到的，之所以强调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

央企如何做大做强，这是上一个时代的命题；做大做强的同时，该怎样履行责任，这是新时代的新命题。我们认为，央企责任，不仅体现在追求业绩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和承担政治任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明确自身边界，尊重市场规则，调整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布局，实现“有进有退”，主要体现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以此纽带为其他市场主体构建更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而这些责任能否很好地履行，取决于国家对央企的功能定位以及基于这一定位的进一步改革，改革是央企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而国际化和公众公司更是央企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

国企财政补贴该“瘦身”了

“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此番言论引来一片喝彩。翻看上市公司公告，有关公司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内容比比皆是，这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更是占尽很大比例。企业，尤其是国企吃财政补贴似已变为“家常便饭”。

有媒体统计，在目前已披露2012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超过九成公司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而所涉补贴金额中有超过七成补贴给了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如央企亏损王中国远洋仅2012年获得地方财政补贴以及增值税先征后退金额就达9.04亿元。
理性地看，“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的说法有点过于偏激。给企业吃财政大补确实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例如一些企业从事外部效应大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或处于技术创新的新兴产业，政府补贴之对于企业、行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公众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一些本身处于市场化程度很高行业的国企来说，市场风险本应自担，但在市场行情不好、企业经营不善身陷困难时，却以各种理由伸手向政府讨要财政补贴实属无理之举，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解囊相助，纳税人的钱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难怪会招致公众的一片质疑。

财政补贴作为政策手段可被政府用来实现多重目标，但是如果随意不当运用补贴，不仅会使财政背上沉重包袱，而且会对深化改革造成严重障碍。10年前，为履行WTO协议有关承诺，我国曾全面清理国企补贴政策，取消了一批明显违反WTO有关规定的补贴。当前，各项改革在推进，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出现下降，财政究竟该补贴什么样的企业？如何补贴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问题该是重新考量的时候了。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竞争力、而不是依靠垄断、依赖政策的优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与企业负责人和经济学者座谈时指出，要国企、民营、外资都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在笔者看来，国企享受国家各种财政补贴是对民企的最大不公，消除不公的第一步可从削减政府对国企的保护性财政补贴入手。另一方面，减少甚至取消对一些国企的财政补贴，也会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竞争力，真正走向市场。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体现在政府要减少对企业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取消对企业财政补贴式的保护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支出需求却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对企业过多的财政补贴不仅会加重财政支出负担，而且势必会挤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在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其重点内容。公共财政预算用于国有企业的支出应不断减少，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如果说，10年前取消一批国企补贴政策是外部压力所迫，那现如今，财政补贴企业政策到了内因促其必须“瘦身”的时候了。

土地财政转型决定改革命运

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

曾经为我国各地方ZF创造出巨大资本盛宴的“土地财政模式”， 近两年来，随着地方ZF的债务风险不断攀升已越来越难以为继，正面临重要拐点。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在中国，“土地财政”有较强的制度成因和路径依赖。回溯起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匹配。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而地方财政支出则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一升一降，形成了严重的两级ZF“财政收支倒挂”。

再看“土地财政”的内部结构，也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平衡性包括“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过程平衡”等方面。首先，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大，表现出总量不平衡性。其次，土地出让金占土地收入比重过大，表现出结构不平衡性。土地收入中税、费、租的比例严重失调，不仅影响ZF的宏观调控，也弱化了ZF的监管力度。最后，在流转环节与保有环节上，过于偏重流转环节，表现出过程的不平衡性，并且占大头的土地出让金属于流转环节，更拉大了两个环节的收入差距。这种重流转轻保有的格局，强化了“一次性收费”的效应，不公平性，不可持续的特征表现明显。

地方ZF财政收入来源比较明确，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ZF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预算角度来看，我国的分税制在实施中并未取消预算外资金，当税收收入增长难以弥补大量支出的压力时，面对财政赤字，各级地方ZF通常总会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来增加可支配的财力。2003 年以来，“土地财政”逐渐成为地方ZF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03年到2012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曾达到72%。

在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ZF将以后50年至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的情况下，地方ZF有充足的手段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甚至不惜顶风违法用地。2011年，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发布的第4号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有的省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已逼近规划目标，有的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一万亩。”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ZF有关。地方ZF通过土地融资“以小博大”，不断加剧金融、财政风险，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

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中国ZF部门，特别是地方ZF的债务杠杆率。地方ZF的债务风险随之不断攀升。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县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财政投入仅占10% ，土地出让金约占30%左右，60%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贷款融资。国家审计署2011年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ZF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其中ZF负有偿还责任的67109.51亿元，而地方ZF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达25473.51亿元。

与此同时，以地方ZF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提速也给地方ZF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ZF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根据预算草案，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收支差额达3500亿元。地方ZF财力捉襟见肘，如此巨额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一直是个悬着的大难题。

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中央ZF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的不断减少使得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 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 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 万亿，占比44%。当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ZF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显著的下降。

而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实现土地财政的全面转型，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艰巨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以物业税为主体税种，以营业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为辅助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共享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此外，还须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力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未来，中央ZF允许合格的地方ZF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市政债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2011年10月，为建立规范的地方ZF举债融资机制，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就已在试点地方ZF自行发债了，这可以视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问题是，如果地方ZF的偿债资金来源依然建立在“土地财政”上，那就说明风险仍然没有消弭。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ZF是可以自行发债的，而偿债资金的来源是地方ZF自行开征的地方税收，这是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们的地方ZF也能走上这条路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近日在人民论坛发文——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文中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可把党员分成三类进行管理。经过“荣誉党员”分离和“预备党员”延缓分离，“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或许这是可以思考的“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

十四大的5100万党员就是适度坐标？7000万也许更适度。

按照和谐定律估计，中国约有14.5亿人，至少需要多少党员？多少大学生？多少公务员？多少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需要多少军人呢？
用Dn表示和谐度，n为人口的数量，Dn＝1/log n， log n为n的自然对数，即和谐的比例为：1: log n。
若n=14.5亿， log n＝21, Dn＝1:21, 即比例约为1:21。
如果再按照人口年龄的比例分布，可以推算出：
中国至少需要7000万党员，360万个基层党支部，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为7000万，企事业单位各类管理技术人员7000万，硕士以上的专家级管理技术人员需360万，军人至少需360万。
中组部2012年公布统计数据: 中共现有8300万党员，380万个基层党支部，超标约1300万。中国公务事业编制人员至少7000万。中国有正规军230万，加上武警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约有380万，与定律结果一致。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偏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不足，这就是目前我国人才资源的现状。

学习。。。。。。。。

顶~~~~

不错

学习下，有所启发。

控制得好应该可以实现